回首页 

载《博览群书》2005年第10期


《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出版与作为意识形态象征的爱因斯坦

刘 兵

 

  爱因斯坦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其思想学说的传播,包括科学理论和科学之外的哲学、社会、政治言论的传播,直接影响到他在公众中的形象。但是,在中国,这样的传播过程,又不仅仅是将其思想学说简单地转达给公众的过程,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诸多复杂的因素。从对这些因素出现和存在的历史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一个影响巨大的科学家,其形象也往往是与意识形态象征不可分割的。
  在中国,就公众对于爱因斯坦其人其学说的了解来说,除了在“文革”的特定时期对爱因斯坦的批判运动之外,最直接、最有影响的事件,恐怕莫过于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出版。本文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阅读一些相关材料,并对当事人进行访谈,通过对相关背景、《爱因斯坦文集》编译出版的曲折过程、对爱因斯坦之评价的相应变化等的历史梳理,试图发现不同时期建构在爱因斯坦身上的意识形态象征及其变化。

一、简要的相关背景
  其实,中国人接触到爱因斯坦还是很早的。如果仅就相对论在中国被介绍、谈论来说,根据有关历史研究,可以追溯到1917年许崇清等人的工作。后来,像任鸿隽等科学家也曾在《科学》等杂志上介绍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就已有三个杂志出版了“相对论专号”。而爱因斯坦在1922年出访日本讲学时,两次路过中国上海,其间也在中国引起了人们对其相对论的关注,爱因斯坦本人也对当时中国人民的苦难生活表现出了深切的同情。不过,当时中国人对爱因斯坦的兴趣,主要还是集中在其科学理论,特别是相对论上面。从全面地理解爱因斯坦其人来说,1937年《我的世界观》中译本出版,才真正使中国人开始接触到爱因斯坦的社会政治思想。不过,此书的出版在当时由于种种原因(包括抗战的因素)并未引起很大反响。不过,一个值得提及的人,就是当时还没有进入大学的许良英。根据他的回忆,当时他非常认真也非常吃力地阅读了这本书,并因此感受到了来自爱因斯坦的深刻影响。(刘兵对许良英先生的访谈,2005年7月18号下午,中关村812楼704许良英先生家中。下文多处引自该访谈的地方不再一一注出。)此事也可以看作是该书中译本出版的一种直接意义,因为,我们可以设想,倘若没有这本书的影响,后来许良英先生是否会成为本文所要讨论的《爱因斯坦文集》的主要编译者,恐怕也许会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了。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不同历史阶段官方对于科学、科学家的看法和评价的变化,特别是在一种哲学和意识形态的意义上,就研究爱因斯坦的形象的确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背景。除了涉及到社会政治人生等问题之外,这里专门提到哲学,也是因为长久以来,哲学在中国的意识形态结构中,一直占据了非常特殊的地位。
  要想全面地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官方评价系统中对西方科学和科学家的看法的变化,那将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任务。因此,在此有限篇幅中,我们仅以《人民日报》上几个代表性的事例,来说明这种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科学及科学传播中的意识形态化就已经明显地表现了出来。例如,1952年,龚育之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纠正科学刊物中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对中国科学院编印的综合性科学刊物《科学通报》提出批评,其中提到:“‘科学通报'强调了它介绍国外科学的任务。它介绍了一些资产阶级国家的科学状况。当然,这是完全可以的。只是在介绍的时候,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立场,绝不能跟在资产阶级后面,替他们作反动的政治宣传。可惜,‘科学通报'在这一方面却常犯错误。”并建议“中国科学院加强对‘科学通报'的领导,使‘科学通报'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性、思想性的科学刊物。”(龚育之,纠正科学刊物中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评“科学通报”第二卷,《人民日报》1952年1月10日第3版)紧接着,《科学通报》的编者便迅速做出检查,并将检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检查者甚至在原来被批评的内容之外,新“发现”了其他的严重问题,如:“对于爱因斯坦的唯心主义思想,我们所怀抱的糊涂的认识。”这是指《科学通报》在登载了卡尔波夫的一篇批判爱因斯坦“这位”大物理学家,但也是很小的哲学家'的文章中,对于以物质与能可以互相转变为例来揭发爱因斯坦的唯心主义观点时,“妄作聪明地加了一个注脚”,说“‘物质与能可以互相转变'是有实验根据的,并非唯心主义的论调,这里译文无误,是原文不妥之处”,因而,“便十足地表明了我们是袒护爱因斯坦的糊涂的唯心论者”。(“科学通报”编者的自我检讨,《人民日报》1952年1月25日第3版)实际上,这与当时国内受到苏联对包括相对论在内的各种“资产阶级科学理论”的批判的影响有关。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写信给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指出科学院出版物存在严重的政治错误,必须纠正。在如此压力下,科学院院长和副院长感到惶恐不安,结果就把学物理的地下党员许良英从杭州调来把关。
  但是,尽管有来自苏联的意识形态化的对科学批判的影响,在五十年代,仍以《人民日报》为例,对爱因斯坦的评价也有一些正面的声音。例如,在1955年在为悼念爱因斯坦去世,由中国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所写的文章“悼念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家艾·爱因斯坦”中,就对爱因斯坦的科学和社会政治活动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说“他征服自然、反对迫害的斗争精神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一切科学家们,应该学习艾·爱因斯坦,致力于把科学用于和平目的,以造福全人类;反对美国战争贩子把科学用于屠杀人类的目的!”(周培源,悼念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艾·爱因斯坦,《人民日报》,1955年4月21日第4版。)不过,从这些引文的用语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当时的意识形态影响的明显痕迹。
 
二、编译爱因斯坦著作的缘起
  我们这里所要回顾的编译爱因斯坦著作的缘起,首先需要介绍一下许良英先生其人。关于许良英先生的生平,他自己在其文集的序言中已有记述(许良英,《科学·民主·理性----许良英文集(1977-1999)》,香港:明镜出版社,2001,页5-14.),这里只做非常简要的介绍。许良英先生,1920年出生于浙江临海。初中二年级时,他就开始憧憬着要做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他高中读的是浙江大学代办杭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电机科,1939年,“怀着做‘当代物理学权威'的幻想进入浙江大学物理系学习。1941年,许良英开始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42年大学毕业后,因立志要做一位职业革命家,他谢绝了导师王淦昌先生要他作其助手的挽留。1945年,许先生回到浙江大学物理系任助教,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任地下党浙江大学支部书记。1949年,杭州解放后,他调任中共杭州市青委机关。1952年,他被调到中国科学院编译局,负责科学院出版的几十种学报、期刊和所有研究专著的政治把关和中国科学院机关刊物《科学通报》编辑工作。1956年,他又进入新成立的哲学所从事科学思想史与科学哲学的研究工作,1957年,因公开反对“反右”运动而被定为“极右分子”,失去了党籍和公职,1958年回到故乡务农达20年之久,直到1978年,才回到中国科学院新建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工作。
  按照许良英先生自己的回忆说法(许良英,“为编译《爱因斯坦文集》在商务印书馆当临时工的难忘岁月”,未发表稿。),在1961年,他摘了右派帽子后,科学院党组认为当初对他的处分太重了,但当时科学院正在下放大批人员到农村,一时无法将他从农村调回来。1962年末,他原工作单位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组(组长为于光远)寄给他一份《关于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重要著作选译拟目(草稿)》,向他征求意见,并委托他负责编译《爱因斯坦哲学著作选集》。为解决其生活问题,哲学所又将其一部旧译稿《物理学的基础》介绍给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正式向许良英约稿,而且决定出版其旧译的《物理学的基础》一书,并预支了此书的稿费,使他可以用来在乡下购买“劳动工分”维持生活。从此,许良英以一个农民的身份,开始了对爱因斯坦著作的编译工作。
  关于当时之所以要编译爱因斯坦的著作的一个重要背景,许良英先生曾回忆说,“那时,中国什么都为政治服务,历史背景是,当时同苏联论战,毛泽东要取代赫鲁晓夫做全世界的革命领袖,中国要成为全世界的革命理论中心……要批判全世界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学者,包括科学家,要把其政治和哲学言论编译出来以供批判之用。”因此,这种编译工作的规划,主要是搞政治和哲学方面的东西。
  对此,1962年《人民日报》上的一篇关于自然辩证法工作的发展问题的文章恰好可以作为一个注脚。此文作者龚育之,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的助手,文中着重提到了“自然辩证法领域中基本学术资料的建设工作‘的重要性’。”所有对哲学问题有所探讨和发挥的著名自然科学家,都需要给他们编译一部哲学著作选集。“对于论述自然科学问题的各个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它们的主要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我们都应该系统地搜集和编译有关的资料,仔细地进行研究和批判工作。”尤其是,该文还专门提到了爱因斯坦:“对于某些自然科学家(例如爱因斯坦)的世界观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曾经有过一些争论。这些争论,要取得真正的进展,必须对爱因斯坦等人的世界观的各个方面及其整个发展过程,进行系统的研究。仅凭一点第二手的材料和辗转引用的片断文字,是不能得出有充分根据的结论的。而这就必须系统地搜集、研究他们的全部重要哲学著作和论文,以及那些有较大哲学意义的自然科学著作和论文,并且最好把它们编译出来,供广大研究者参考。”(龚育之,对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一点意见,《人民日报》,1962年9月9日第5版。
  
三、文集的编译与书稿和论文
  为了编译爱因斯坦的著作,许良英1963年1月从乡下到北京住了4个月。先是住在商务印书馆的宿舍,几天后,就因为是右派(尽管当时已经“摘帽”)而被赶了出来,后来,到哲学所住了两个月后,又因同样的理由被赶出,最后只好住在朋友赵中立(他也是后来《爱因斯坦文集》的另一位译者)家中。在此期间,商务印书馆与许良英正式签订了约稿合同。在此期间,他听说上海科委的李宝恒也想要翻译爱因斯坦的东西,又想到自己只是一个农民,工作上多有不便,而李宝恒是党员,所以就约了李宝恒合作。
  在北京的这4个月中,许良英从北京图书馆等处找了许多与爱因斯坦有关的书籍,包括许多种名家所写的爱因斯坦传记。5月份,他借了一大堆书带回到乡下,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开始了翻译工作。每天工作长达14个小时以上,农村晚上8、9点便停电,许良英就点上煤油灯继续翻译到深夜1、2点钟,这样,在一年半之后,到1964年10月,他就完成了翻译计划,译出了50多万字的稿子,还到上海与李宝恒讨论了译稿。不过,此时商务印书馆却因为参加“四清”运动等原因,再顾不上爱因斯坦。
  在乡下阅读编译爱因斯坦的著作期间,许良英先是看了一些爱因斯坦在政治方面的文章。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爱因斯坦是相信社会主义的,对马克思也很推崇,因此他认为在政治上爱因斯坦是“打不倒”的。他写信给龚育之,说爱因斯坦如果在中国的话可能会参加共产党,想不到龚育之回信说,爱因斯坦肯定会成为右派。
  利用商务印书馆推迟出版爱因斯坦著作的时间,许良英写了长达9万字的“编译后记”。李宝恒看过此后记,认为很好,觉得可以在此基础上写一本书。于是许良英在1965年10月,又写成了一部17万字的专著《爱因斯坦的世界观》。由于当时阶级斗争搞得很紧张,要出版这样的书稿非常困难,为了试探一下外界的反应,许良英将“编译后记”和《爱因斯坦的世界观》一书中有关哲学思想的部分,浓缩成一篇25000字的论文“试论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经李宝恒稍做修改(加上了一些套话)之后,寄给《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这篇文章发表在该刊物1965年的第4期上。(李宝恒、林因,试论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65年第4期,页32-46.)其间的一个插曲是,尽管此文主要是由许良英所写,但在看校样时,哲学所当时负责编辑刊物的查汝强提出许良英是右派,没有资格用真名发表文章,结果,许良英只好改用了笔名“林因”,并署名在第二位。这篇文章发表后,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的好评,说批判文章就应这样写,应该让《红旗》杂志转载。于光远听后很高兴,但想起右派的文章不能上党刊,于是要李宝恒把它改写得短些。不久,“文革”爆发了,李宝恒就成了“闰王殿”在上海的第一个“黑帮”。
  
四、批判爱因斯坦及相对论运动与文集译稿的命运
  在“文革”期间,从1968年开始,“自然科学理论战线”的批判运动开始起动,相应地,爱因斯坦和他的以相对论为代表的科学理论都经历了一场“史有前例”的批判(在纳粹德国和苏联都曾有过批判的意义说当然是“史有前例”)。这场批判运动主要分两个战场,一是北京,一是上海,在上海的战场上,批判的力度更大,持续的时间更久。对此,许良英和他的研究生屈儆诚曾做过历史考查,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将不再一一回顾有关细节,而只是就与许良英及爱因斯坦著作译稿有关的事件略作回顾。
  1971年10月,许良英从报纸上得知商务印书馆已经恢复业务(当时一度曾改名为“东方红出版社”),于是便写信询问是否可以出版已译好的译稿,得到的回答是要他立即寄去成稿。不过,此时,那部译稿以及《爱因斯坦的世界观》的书稿却都被上海方面从事爱因斯坦批判的"写作组"因批判需要从李宝恒处强行"借用"。许良英在索稿而不被理睬的情况下,再次写信给上海有关负责人,表示如不归还译稿他将“诉诸法律”,这才最后要回了译稿,但《爱因斯坦的世界观》的书稿却“下落不明”。
  1972年3月,许良英将译稿带到北京交给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也决定尽快出版,但因为在成稿9年后国外又有一些新的资料,许良英和李宝恒又继续补译新资料和复校被上海借用时遭到涂改的原稿。正当工作进行中,许良英得知上海人民出版社将出版一本《爱因斯坦言论集》,从其内容介绍上看与他的译稿完全一样,于是许良英写出揭露文章分别寄给有关人员和各地友好,并到上海交涉。在谈判过程中,上海有关负责人“指示”,虽然《言论集》是以许良英等人的译稿为基础,可以加上许的署名,并立即付给许稿费,商务印书馆的出版问题由他们联系解决,并表示可以给许良英安排工作。对此,许良英明确表示不同意,坚持要由商务印书馆按原计划出书,坚持上海只能出节本,而且他要看校样。对此明确的反对,上海方面干脆通知李宝恒和许良英,说他们出书与许无关。在此情况下,许良英写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申诉,托人转送,但信被退回,他又将申诉信转寄给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等人。经科学院出面,将信转给国务院,在此情况下,上海方面只好主动派人与商务印书馆达成协议:上海出的书“内部发行”,而商务印书馆的书则按原计划公开出版。
  1973年9月,上海出版了《爱因斯坦论著选》,在扉页的编译说明中提到此书由复旦大学的十几个人“集体编译”,而且“在编译过程中,曾参考过许良英、李宝恒于1962-1965年间的旧译稿。”在许良英先生1973年11月5日在农村家乡写在此书扉页上的批注中,有这样的字样:“正文197篇,共533,000字。他们自己译的共30篇,33,000字,占6%!94%是抄别人的!”“总共12个人译了30篇文章,而另外166篇抄了别人的译稿,只不过作了一些校改(何况有不少改错的),这就可以算是由这12个人‘集体编译',对别人的译稿仅仅是‘参考'而已??既要抢先出版抄稿,又要把别人的稿说成是‘旧稿',也实在太不光明正大。”
  既然上海要抢先出版,许良英等人想到他们有必要将内容大大扩充,从原来的一卷扩大为三卷,书名改为《爱因斯坦选集》。这个意见为商务印书馆同意。鉴于李宝恒当时在上海无法继续合作,许良英又约了范岱年、赵中立两位从事自然辩证法研究的朋友(当年他们也曾因受许良英的“牵连”而被划为“右派”)合作。1974年9月,译稿的第一卷(46万字)终于交到出版社,并在交稿后一周就送到了印刷厂排印。而此时,上海的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运动正搞得轰轰烈烈。此后又经一系列的波折,收录爱因斯坦科学论文的第二卷译稿也于第二年9月交稿。
  就在出版社接受了第二卷的译稿后,第三卷的文集的出版又遇到了问题,出版社认为此卷收录的爱因斯坦的社会政治言论会引起麻烦。后来,于光远通过当时出版局局长石西民解决了问题,许良英又约他的老同学张宣三加入编译工作。
  
五、《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
  1973年在将原编译计划扩充为三卷本时,曾有人对最初设想的《爱因斯坦选集》的书名提出异议,认为“选集”的书名只能用于革命领袖,而不能给“资产阶级科学家”出“选集”。于是于光远建议,书名改为《爱因斯坦文集》。1976年12月,《爱因斯坦文集》的第一卷终于出版了(当时该书版权页上印的“出版日期”是指看完清样正式付印的日期,而编译者正式见到样书则一直拖到1976年12月7日。)。此前的另一段插曲是,在设计封面时,当时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批示:封面不能用红色,书名不能烫金。理由很简单,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用神圣的颜色。于是,这套文集的封面最后被设计成绿色。若干年后,在1984年,《瞭望周刊》的一位记者在一篇记述许良英和《爱因斯坦文集》编译出版的报告文学中,专门用了“绿色的文集”的标题,并在文章结束时感叹道:“封面是绿色的,悦目却不显眼。绿色就绿色吧!好在爱因斯坦是不会计较的。经过一场磨难的中国读者,也学会了不光凭‘符号’,而是依据内容来衡量一部著作的价值。”(胡国华,绿色的文集,《瞭望周刊》,1984年第37期,页43-46.)
  约一年后,1977年3月,《爱因斯坦文集》第二卷正式出版,但第三卷的出版,则一直等到了1979年10月。次年5月,《人民日报》还专门刊登了《爱因斯坦文集》出齐的消息。尽管在与上海竞争出版译稿时,商务印书馆是决定公开出版(上海的书是“内部发行”的),但在1976年《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出版时,当时新掌权的商务“左派”领导还是坚持“内部发行”。尽管如此,这一版印数25000册,不到半年就售缺了。在许良英先生自己的文集中收录的一篇文章的题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1977年7月,商务印书馆通知我,决定重印《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改为公开发行,并要我写一篇《前言》。我花了5天赶写出15000字的《前言》稿,但被一位专管政治思想的编辑室主任否定了,说我是在宣传资产阶级思想。于是我们只好请周培源先生写序。周先生欣然允诺,但要我们代为起草,说只要把原来的《前言》稿压缩成5000字就行了。11月,我寄去草稿,周先生表示满意,经他亲自认真修改后定稿,并增加一段他自己1936-37年同爱因斯坦直接交住的感受。1978年3月,《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重印本出版,3月14日(爱因斯坦诞生99周年),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周培源先生这篇序,当晚新华社也向国外发布了有关新闻稿。(许良英,《科学·民主·理性----许良英文集(1977-1999)》,香港:明镜出版社,2001,页15.

  在原来许良英为周培源起草的《爱因斯坦文集》序言的草稿中,曾有爱因斯坦是“人类科学史和思想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的说法。看校样时,这一说法被编辑室负责人删去,理由是,马克思之后,资产阶级已经没有思想家。许良英坚决不同意,于是周培源说,科学史和思想史都不要提了,就提“人类历史”。最后,在序言中对爱因斯坦的评价,就变成了“他是人类历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

六、影响 
  《爱因斯坦文集》到1994年为止,第一卷共印刷四次,第二、第三卷分别印刷三次。此书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在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到《爱因斯坦文集》出版之前,除了关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少量翻译介绍之外,《爱因斯坦文集》首次全面地将爱因斯坦的科学和思想介绍到国内。
  事实上,对于《爱因斯坦文集》所产生的影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像来自传播学的那种具体、定量化的研究。但是,我们仍可以通过几个事例还感受《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所带来的冲击。
  其一,是在八十年代中期,报纸上曾公布当时大学生爱读书籍的调查,《爱因斯坦文集》就名列其中。24由此可见当时《爱因斯坦文集》在大学生这个有一定代表性的社会群体中的影响。
  其二,是许良英先生曾回忆了另一件也许更有中国特色的事件。原来同许良英一起在杭州从事地下党组织领导工作的钟沛璋,反右前曾是《中国青年报》的副主编,1977年他告诉许良英:胡耀邦恢复工作后,在一次青年工作干部会的休息时,胡耀邦说,他最近买了一本书,叫《爱因斯坦文集》,非常好,虽然有些内容他读不懂,但读懂的地方对他启发很大。197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经济干部局局长柯里(他是许良英的地下党领导)也告诉许良英:胡耀邦在组织部的干部会上,曾说过希望大家读读《爱因斯坦文集》。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能够注意到像《爱因斯坦文集》这种科学家的著作,并对之予以特殊的重视,这是十分罕见的事,这不仅表明明耀邦的思想开放和好学精神,也可以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说明此书的影响。
  其三,本文作者对1949-1980年在《人民日报》上出现有“爱因斯坦”一词的文章进行了检索,从检索结果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出自从1976年《爱因斯坦文集》出版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带有爱因斯坦一词的文章数有明显的增加。当然,对此检索结果也还可以有其他的解释,也隐含了一些需要说明的问题,如在“文革”期间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时,《人民日报》的“沉默”或者说对爱因斯坦的回避。

七、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纪念 
  1979年10月份,《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出版,这套三卷本的文集终于全部出齐。巧合的是,这一年,也正好是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在这一年里,国内为纪念爱因斯坦举行了一系列的活动。其中2月20日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物理学会和中国天文学会联合举行的有上千人参加的纪念会最为隆重。据许良英回忆,要隆重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是他于1977年向钱三强建议的,目的是为了肃清“文革”批判爱因斯坦的恶劣影响,还爱因斯坦本来面目。1978年科学院党组向党中央作了报告,得到了华国锋主席、邓小平、李先念副主席等人的批准。新华社还为这次会议发了新闻稿,其中报道说:

  纪念大会在政协礼堂举行。主席台上悬挂着"纪念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大会"的横幅和爱因斯坦的画像。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全国政协和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教育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市科委、中国物理学会、中国天文学会的负责人蒋南翔、于光远、李昌、周培源、钱三强、严济慈、茅以升、裴丽生、白介夫、王淦昌、施汝为、张文裕、王竹溪、甘柏、汪德昭、张钰哲、王绶琯、萨空了等,出席了纪念大会。
……
  纪念大会由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钱三强主持。中国科协代主席、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培源和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在会上作了报告。

  第二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分别以一整版篇幅摘要刊登了周培源和于光远的讲话稿。周培源在报告中称:“我们今天隆重纪念他,就是要恢复他的伟大科学家的光辉形象。”而且,这篇报告不仅总结和赞扬了爱因斯坦的科学贡献,也对爱因斯坦的哲学和社会政治立场予以了相当的肯定。在报告结尾处,周培源特别指出:

  我们今天隆重纪念他,就是要继承和发展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学习他不怕艰难险阻,不畏强权暴力,甘为真理而献身,为正义而自我牺牲的崇高品德;学习他不迷信权威,不盲从旧传统,只服从真理,实事求是,敢于独立思考,敢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学习他在科学道路上永不固步自封,永不自满自足,始终一往无前的探索精神;学习他崇尚理性,关心人,尊重人,反对偶象崇拜,反对专断的民主精神;学习他言行一致,表里一致的坦白胸怀;学习他为追求真理和为人类谋福利的目标始终如一的人生态度。

  据许良英的回忆,周培源的报告也是由许良英先起草的,共一万多字,再由周培源自己修改,而且在修改的过程中,也和许良英进行了商量。
  此后,从大的方面来讲,传播(当然更不用说研究)爱因斯坦的思想不再成为有争议、有问题的事情。

八、一些简要、初步的分析与评论 
  围绕着《爱因斯坦文集》出版前后的背景、出版过程以及相关的诸多涉及对爱因斯坦的评价的事件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尝试做出一些简要、初步的分析和评论。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新中国建国后,围绕着爱因斯坦,无论是一开始尚有限制的对于爱因斯坦的哲学观点的批判,到编译《爱因斯坦文集》工作的缘起,到在编译出版中遇到的因对爱因斯坦的负面评价甚至严厉批判而带来的困难和坎坷以至于阻挠,还是最后来自官方的对爱因斯坦的肯定,在这些过程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可以看到被附加在爱因斯坦身上的意识形态象征的体现。只不过,这些意识形态的象征在不同的阶段有所不同,而且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文革"特殊期间对于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运动,是一个值得特殊研究的案例,除此之外,在其他阶段涉及对爱因斯坦的学说和思想的传播、研究和评价的活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那种受到苏联对科学和科学家的政治批判影响的影子,以及由于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而带有鲜明极左思潮特点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就连在1979年纪念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的系列活动中,在与对爱因斯坦的科学与哲学思想研究关系最密切的自然辩证法领域里,在《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编辑部召开的爱因斯坦的科学成就和哲学思想讨论会上,也在对爱因斯坦以全面肯定的同时,仍然还保留着这样一些看法:“与会同志认为,爱因斯坦哲学思想中的主要问题是缺乏自觉的辩证法思想。在他的著作中很少谈到辩证法。尽管他的相对论有很多辩证的观点,但他主观上却看不到辩证法的价值。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他虽然是量子论的奠基人,却长期不承认量子力学,这是值得重视的教训。”(李秀果,他的成就属于全人类----纪念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讨论会纪要,《自然辩证法通讯》,1979年第2期,页17-19.)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观点也还是在不断地改变,逐渐走向更为开放、更为理性的立场。
  除去那些批判者不说,甚至于像《爱因斯坦文集》的主要编译者许良英先生本人,也是经历了这样的转变过程。前面曾提到的那篇许良英在译完了《爱因斯坦文集》的初稿并基于专著《爱因斯坦的世界观》改写,而且只能以笔名与李宝恒合作发表的论文,即“试论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今天重读那篇在当时很有影响的论文,人们会在文中的许多地方看到对爱因斯坦并不恰当的评价和批评。许良英先生在与本文作者的谈话中,也承认他当时在《自然辩证法通讯》上的文章是很“左”的,他对爱因斯坦的看法也是在后来才又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三卷本的《爱因斯坦文集》的最终出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在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时代的印迹。1988年,《科技日报》上曾发表过一篇书评,作者方励之在充分地肯定了《爱因斯坦文集》价值和意义并强力推荐之后,也指出了编译者在注释等部分的一些问题,如在爱因斯坦“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意见”一文下的脚注中,编译者说“‘真正可笑的'恰恰是爱因斯坦的无知和他的顽固的资产阶级偏见”等。书评作者认为这些问题是一种“反科学的时代污染”。对此,许良英在一篇题为 “《爱因斯坦文集》中为什么会有这些错误”的回应文章中,说明这个错误脚注已于1978年改写,1983年重印时按改正的版本刊出,但他仍然坦率地接受了书评中“一针见血”的批评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许良英反思说,“可悲的是,这种污染不是由于我迫于外界压力,不敢承担时代的风险,而是出于自己内心的盲目忠诚和迷信。”“这个教训使我体会到:迷信是真理的大敌,必须用科学和民主来破除形形色色的现代迷信,破除由忠诚所支持的迷信,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许良英,《科学·民主·理性----许良英文集(1977-1999)》,香港:明镜出版社,2001,页183-188.) 从1974年到1987年,这段漫长而痛苦的路许良英先生一共走了13年之久。
  《爱因斯坦文集》的主要编译者许良英先生的心路历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时代的发展的缩影。

  致谢:在此特别对向本文作者提供了重要参考文献(包括其未发表的回记文章)和信息,接受作者访谈,并曾对本文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的许良英先生表示诚挚的感谢。
  (本文曾在2005年7月25日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的专题研讨会“跨文化视野中的爱因斯坦——纪念爱因斯坦奇迹年100周年清华论坛”上报告。在此发表时,对原文的30条参考文献注释做了大幅度的删节,并将保留下来的文献出处以文间注的方式标出。)

 

 

 

20051106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