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页 

新京报www.thebeijingnews.com·2005年8月16日 


刘 兵:用人文触摸科学

 

  学木匠、弹三弦、做冰棍、坐冷板凳……一个多栖科学史学者一路走来的生活方式

  1958年生,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物理学专业,1985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科学思想史专业。现为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还担任多所大学兼职教授及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常务理事等职务。
  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史、科学技术哲学。著有《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科学编史学初论》、《著名超导物理学家列传》、《触摸科学——刘兵学术自选集》、《超导史话》等著作,译有《正直者的困境——作为德国科学发言人的马克斯·普朗克》等。


置身清华园中,刘兵的教授形象有些另类,他这样解释自己的学科选择,“与其说我们热爱、追求的是一种具体的学科,倒不如说我们追求的是一种生活方式……”本报记者郭延冰摄

在黑龙江八一农大学做木匠

  我的童年说起来挺曲折的。我出生之后,因为父亲工作的变动,我也不停跟着家庭在内蒙古啊、东北啊等地迁移。大概到了上幼儿园的时候才固定在北京。到了上小学的时候,母亲去世了,又正好赶上文革,父亲从农垦部调到黑龙江八一农大,我们全家又都跟着搬到了黑龙江。
  我和爸爸住农大的集体宿舍里,当时八一农大虽然已经停课,但是那些教师们还在。八一农大虽然是一所大学,但毕竟是属于生产建设兵团的,是在农村,所以那些知识分子到了那里也算是一种冲击。不过对于我来说,当时北京正在开展上山下乡,在这样的背景下,虽然不如留在北京,但是做一个兵团战士(就是种地)还是比较理想的,而且还有三十二块五的工资收入。
  在地里干活的时候我就想,现在的状况是不是还能改善一点?比如说当一个木匠,就可以在屋里干活了。那些大学里有几个老师在文革中没有什么事,业余就拿做木匠活当成自己的乐趣,我慢慢跟他们学了不少木匠活。这还不像跟一个木工师傅学习,而是跟一批具有大学文化水准的人学习。现在想起来,除了学木匠活,还受到了很多思维方法的训练。
  当时做了很多东西,还留下了不少作品,比如衣柜、衣箱、写字台等等。现在闹钟不算什么了,但是在当时算是奢侈的东西,谁家要是有个闹钟,都会做个小木盒子把它罩起来,就像后来大家给电视机做电视柜一样。我那时候就做了不少闹钟盒,都是不用钉子,靠榫子楔合上,还在上面雕上什么“葵花朵朵向太阳”之类的话,当时也不会雕别的。直到我搬到清华之前,我家里还保留着我做的那些家具。

为躲插队,考上“二炮文工团”曲艺队

  1974年,我父亲退休了,我也就跟着回了北京。回来之后,我在104中学上学,这一段的生活也挺有意思。过去在东北,因为我是北京去的小孩,总显得突出一些,当时我还在小学里当过红小兵的大队长。回到北京之后,就不想参加那么多的活动了,那时候学校根本就不上什么文化课。有一次我自己拿了本《古文观止》在学校看,被老师发现了,结果被老师批判了一通,说我不突出政治,走白专道路,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后来影响很大,从那以后,我就不看古文了。
  不过我在北京也还碰到几个比较好的老师,我们在私下里的交情都很好。当时学校里经常有到乡下去学农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会有一些宣传活动,还办油印的小报,我跟那几个跟我交情比较好的老师们学着写点东西,一起去办小报。有时甚至是我一个人带一拨人去做这种事情。当时办小报,从采编到写稿子到印刷再到送报,简直就跟现在的报纸编辑部一样。当地的老乡看了跟我们说:“你们长大了一定能到《人民日报》去。”虽然回到了北京,但是还面临着插队的问题。下乡的问题就像一个阴影一样无法摆脱。当时那些家中有势力的学生可以通过参军或者其他途径逃避插队,我当时出身算不上特别好,基本上算是平民,拥有一技之长是惟一可以对抗插队的出路。于是我就开始学习弹三弦,到了临高考前,我考上了“二炮文工团”的曲艺队,可以专业干这个了。
  不过那时候开始恢复高考,“二炮文工团”也就没去。
  1977年的高考我应该是考过了,但是那年有很多社会上的知识青年也参加了考试,对于在校生要求的分数比较高,就这样我只有上中专的机会。我心想中专也可以,但是结果也没有去成,体检的时候又把我刷下来了。
  为什么呢?也不是重要的毛病,血压高。其实血压高也只是因为体检紧张,一检查血压“噌”就上去了。
  这样我就一边开始准备参加1978年的高考,一边自己看医书去治疗我那种心理性血压高。那段经历可以说惊心动魄,自己打针、吃药,甚至还用了静脉注射的方法,这种方法,一般医生都是很慎重的。我自己不会静脉注射,就找了一个做护士的亲戚帮着我注射,那个护士懂得一些医学知识,但是也不是很懂,隐隐约约地有些害怕,问我打出问题怎么办,我说没事,我看书了,书上说如果发生问题,再打一种解药。就这样,终于把我的血压问题解决了。

求学北大,在实验室里做冰棍

  又经过了半年的复习,1978年高考,我在我们学校考了最高分,比第二名高出好几十分。当时报志愿本来想学医,但是班主任说男孩子学什么医啊,学物理吧。当时流行的说法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就这样,我报了北大的物理系。 
  在北大物理系读了半年书,我才知道北大是个什么概念,北大物理系又是个什么概念。开始学物理的时候,也没有特殊的爱好,觉得学物理也还挺好,那几年学的也算不错。在北大的那几年里,我听了很多讲座,艺术类的、哲学类的、美学的……五花八门,我还旁听了别的系的课程,比如“中国小说美学”、“西方哲学流派”等等。
  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让我觉得还有一种想做文科研究的倾向。但是本系的课还是按部就班地上了下来。
  当时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大家都算是“物理学”专业的学生,只是在最后一年选修不同的专门化方向。我选修的是“低温物理学”,毕业论文是做一种叫镧四镓的超导材料的制备与性能测量,这种测量,要在比较复杂的低温条件下进行,要用到高成本的液氦来制冷,所达到的温度,大约是在摄氏零下260多度。制冷用的液氦,是放在一个密封的杜瓦瓶中。为了保持放液氦的杜瓦瓶的低温,在外层,又套了另一个开口的杜瓦瓶,里面放的是便宜一些的液氮。正是这个开口的杜瓦瓶和其中的液氮,让我们几位做实验的学生有了一个想法: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做冰棍呢?
  1982年的冷饮市场上显然没有如今那么多的“族类”,质量也不是很好。我们利用实验室里车间的条件,用铜板做了几个相当“专业”的冰棍模子,使做出的冰棍的外形居然也达到了乱真的程度。再从宿舍中带来牛奶、糖、鸡蛋,也许还有一些什么现在记不清了的配料———当时市面上卖的冰棍的成分里面肯定没有鸡蛋———在实验室中,把这些配料搅拌好,倒进模子里,把模子挂在放有液氮的杜瓦瓶中。我们的实验要进行很长时间,要等很久才能测一个数据,在等待的过程中,就可以慢慢地把冰棍做好并品尝了。这样做出来的冰棍,惟一的缺点是太凉了,温度大约是零下200度,吃的时候,一不小心,会粘在舌头上,据说这样的冻伤要比烫伤还厉害。不过,从今天我还能站在大学的讲堂上喋喋不休可以看出,当时还没把舌头冻坏到不可恢复的程度。
  虽然指导实验和论文的老师并没有干涉我们在实验的间隙做冰棍,却也忍不住用略带责备的口吻说:“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看到过你们这样的学生!”其实,做冰棍只是实验中的小插曲,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实验工作后来都写成了论文,在国内的专业权威刊物上发表。

做科学史,坚持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这次物理实验,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真正从事物理学的研究。因为兴趣的缘故,我报考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研究生,方向是科学史,被录取了。1982年的夏天,大学还未最后毕业,中科院研究生院的一位名叫赵中立的老师叫我们去谈了一次话。那时,中科院研究生院的条件还很简陋,我们所属的教研室还在几间木板房中。我虽然因为自己对科学史这种与原来的科学背景既有交叉,又有很强的人文色彩的学科有兴趣,但对于从事科学史研究的未来究竟怎样,却几乎毫无概念。记得当时几个人坐在一间黑洞洞的木板房中,赵老师与我们谈了很多问题,问我们的想法,回答我们的问题。最后,他很严肃地问我们:干科学史这一行可是挣不了什么大钱的,你们有思想准备在将来坐冷板凳从事学术研究,并且甘于一生做个清贫的学者吗?
  20年后,我也拿同样的问题问我的学生,20年前我给的答案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很可能是愿意做一个清贫的学者之类的回答。也许每一位导师都曾听过无数次同样的回答,也看过了无数种不同的结局。在后来的许多许多年中,我才真正明白了赵老师的用意,才明白了一个学者的清贫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当你看到周围出现了那么多不清贫的“非学者”的时候。
  关于学术生涯,我和江晓原曾经有个说法,我俩都是做科学史的,从兴趣和爱好来说,我们俩的背景是相通的,与其说我们热爱、追求的是一种具体的学科,倒不如说我们追求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一直在坚守着自己的生活方式:读书、思考、人文倾向和科学倾向的结合……


■记者手记

  刘兵是个多栖学者,在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与艺术、科学教育与普及、科学幻想、环境伦理、生态女性主义等等诸多的领域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不过这些领域概括起来有个共同点,那就是科学和人文的结合。用个通俗但是不太确切的词来说就是“科普”。据说科普界有个说法:“哪里有科学,哪里就有刘兵。”刘兵在大学读的是物理,还属于纯粹的科学范畴,到了研究生阶段,他就已经过渡到科学史方面了。这种转变在他的随笔集中也有所体现,比如说《触摸科学》,从书名来看,还有些特别崇尚科学的感觉,不过,即使在这个阶段,触摸二字也似乎预示了对神圣的消解。等到出版《两点间最长的直线》时,就有人开玩笑说这书名有些“反科学”的味道了。
  其实,刘兵并不是真的反科学,他只是将科学作为人文研究的对象来审视而已。在这种转变之中,其实包含着刘兵对于科学文化的理解:“科学与人文相结合而形成的那种文化,它包括以人文的立场来看待科学,也包括以科学的立场来看待社会文化问题。”

口述:刘 兵
采写:本报记者陈远

 

 

20050918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