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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5年8月26日《环球时报》


文学:真这么悲观吗?
——三谈《西方正典》

江晓原

 

  好些年前,我曾在《南方周末》写过一篇评论《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文章,那时我读的是台湾繁体字版,高志仁的中译本。此后,我不止一次对媒体和出版界的朋友感叹,这么有劲的一本书,大陆出版社怎么就不出呢?如今此书的简体字版终于问世了--译林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是另外一个中译本。
  所谓“正典”(canon),在西方本有“宗教法规”、“传世之作”、“经典”等义。本书选择西方历史上26位被作者认定的大师的作品,谓之“西方正典”,进行串讲、赏析和评论。这26位大师是:但丁、乔叟、莎士比亚、塞万提斯、蒙田、莫里哀、弥尔顿、约翰生、歌德、华兹华斯、奥斯汀、惠特曼、狄金生、狄更斯、艾略特、托尔斯泰、易卜生、弗洛伊德、普鲁斯特、乔伊斯、伍尔芙、卡夫卡、波赫士(阿根廷)、聂鲁达(智利)、裴索(葡萄牙)、贝克特(爱尔兰)。
  本书作者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曾任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及纽约大学讲座教授,是美国著名文学教授、批评家、美国学术院院士。他的有关学说,其实上个世纪80年代末已经被介绍到中国大陆了,就是他那本著名的《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他在那本书中阐释他的一种诗学理论“影响的焦虑”。这种理论与本书的主题实有相通之处,因为“影响的焦虑使庸才沮丧却使经典天才振奋”。
  布鲁姆认为,莎士比亚构成了其余一切正典的标尺(本书所选26人中的乔叟和蒙田在莎士比亚之前,但此两人的地位是根据他们对莎士比亚的影响而确立的)。在莎士比亚的巨大影响之下,后人们怎样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呢?换句话说,他们怎样才能使自己的作品也得以进入“正典”之列呢?答案是某种“陌生性”(strangeness,其实还是台湾译本的译法“疏异性”更准确)──与《影响的焦虑》中的“修正比”有类似之处。陌生性是文学作品赢得正典地位的原创性指标之一。在莎士比亚的巨大阴影之下,不竭力抗争,不强行疏远和变异,就将无以自立。所以正典本身,就是一个持续进行的竞争。
  但是,本书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并不是布鲁姆的“正典”和“疏异性”理论,而是布鲁姆对文学的感情--这种感情是极度的悲观。
  本书从头到尾贯穿着悲观情绪,这仅从标题上就可以看出:第一章的标题是“经典悲歌”,末章标题则是“哀伤的结语”。布鲁姆认为现今的状况是“低劣”的,是“万物破碎,中心消解”, 今日的学术界“已经变得走火入魔了”,他抱怨周围“全是些哗众取宠的教授,法德理论的克隆,各种有关性倾向和社会性别的意识形态,以及无休止的文化多元主义”,这使他感到文学研究的分崩离析已经不可避免。而时尚的MTV、饶舌乐、电脑和网络构成的虚拟空间(注意本书初版于1994年,那时这些空间形态还很初级)等等的“声像文化”,当然也让布鲁姆十分厌恶,只有当想象到约翰生博士或乔治·艾略特如果见到这些玩意儿时必会“加以嘲笑和拒绝”,才能给他一点安慰。
  前些天我参加了一个由知名教授接受媒体提问的聚会,主题是书籍与阅读。我发现弥漫在那个聚会上的气氛,倒是与布鲁姆的悲观情绪十分合拍。教授们纷纷哀叹如今的年轻人不肯读书了,至少是不肯读经典了,他们只读那些“拜金和媚俗”的垃圾书籍,只肯“读图”,要他们用“兰”字组词都不会,等等。看来这种对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世风日下的哀叹,本身就是相当时尚的,而且是“与国际接轨”的。
  不过,悲观与否,取决于个人的性情和立场,这并非全部听从理性的。乔治·艾略特若生活在今日,面对流行艺术与网络世界,未必真的会象布鲁姆所希望的那样“加以嘲笑和拒绝”,说不定还会乐此不疲呢。
  学者固不能媚俗,但也不能反过来“媚雅”,雅俗之间,学者的立场,不妨借用孟子所说的“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即学者根据自己的性情和操守治学,是雅是俗,时尚与否,皆非我所虑也。有一天时尚忽与所治之学合拍,不妨听之;又一天时尚忽与所治之学远离,依然听之。也就是类似于庄子所言“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的境界。持此以观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的宗旨,“要告诉你们的,既不是读什么也不是怎样读,我只能告诉你们我读了些什么,并且哪些书籍值得去重读”,也还算是合情合理的。
  至于布鲁姆告诫说“经由阅读而面对伟大,是一种私密而费时的过程,也无法融入批评的时尚。现在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过时”,虽然抱怨“过时”还是有些意气用事,但也不无道理。在如今这个“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岁月,要静下心来进行真正的“面对伟大”的阅读,能有几人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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