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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5年8月5日《中国图书商报》


渎神抑或职业病?
心平气和地面对科学家的不端行为

刘华杰(北京大学哲学系)

 

  2000年,日本考古学家藤村新一交代,在他的考古生涯中共伪造了42处考古遗迹,他的手法是“自己埋自己挖”。2005年初《明镜周刊》和《卫报》披露,世界考古学界的泰斗、德国法兰克福大学人类学家雷诺·普罗茨(Reiner Protsch von Zieten)教授竟是一个捏造了多起惊人考古发现的超级骗子,事后一位考古学家无奈地说:“由于普罗茨以前捏造的科学发现,发生在4万年前到1万年前的人类发展史必须彻底重写。” 2000年德国一个调查委员会发现,赫尔曼(Friedhelm Hermann)在94篇论文中可能存在篡改或伪造数据的行为。2002年贝尔实验室公布,舍恩(Jan Hendrik Schon)至少在16篇论文中造假,随后舍恩被解雇;同年,维克托·尼诺夫(Victor Ninov)也由于涉嫌捏造发现超重元素的实验数据而被劳伦斯实验室解雇。我们国家也不例外,学术不轨(学术不端)行为也有相当发展和适当披露。1993年,曾经由于成功地通过同行评议而获取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讲师李富斌,被指在项目申请书列举的25篇“本人在国外杂志上发表的科研成果”中,至少有23篇是虚构的,其中21篇或者查无此文或者无此作者,有2篇系逐字逐句抄自国外科学家的文章。
  最近清华大学出版社推出杨舰先生等翻译的《科学家的不端行为:捏造、篡改、剽窃》专门讨论了类似的科学家的行为。首先,“清华人文丛书”中收录这样一部特别的著作,非常值得称赞,中国的教师与研究生应当多读点这样的图书。为此,作为读者,我们应当特别感谢杨舰博士和清华大学出版社。
  最近一段时间,国内学界、媒体、公众面对愈演愈烈的学术造假等不正当行为,先是惊讶,转而气愤,然后是不知所措,拿不出理性的对策。此书的出版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当有助于关心科学、关心学术的各界朋友“知己知彼”,沉着应对。我想,这是此书面世最主要的价值所在。此书讨论的问题属于地道的科学文化,出版此书是一种新型的科学传播工作,将向世人坦率地讲述并评价科学界真实发生的一些故事。坦率地说,中国学术自治与他治机制均不够成熟,没有直面类似事件的经验和规范条例。可喜的是,这些年中也有一些相关文献逐渐被翻译成中文,如《背叛真理的人们:科学殿堂中的弄虚作假》(Betrayers of the Truth: Fraud and Deceit in the Halls of Science,科学出版社于上世纪80年代曾翻译出版,但当时多数人并未充分认识到该书的性质和价值,包括其译者在内。2004年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重出此书,恰逢其时),再如《怎样当一名科学家》(On Being A Scientist:Responsible Conduct in Research,有科学出版社和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两个中译本。书名也可意译为《科研从业者指南》)。《科学时报》也发表过刘宝存有价值的文章《美国大学如何确认学术欺骗行为》(2001年4月12日)。
  相比而言,这部来自日本学者的著作对中国人更具有参考价值,因为如科研道德研究专家曹南燕老师在本书中译本序言中指出的,“日本存在的许多问题和我们中国的十分相似”,因而此书对于“认识我国科学研究中的不端行为有启发意义”。也就是说,此书提供了通过一个日本人之眼看各国学术不端行为的一个视角,对我们颇有参照意义。
  《科学家的不端行为:捏造、篡改、剽窃》共计12章,前面还有一“序论”。讨论的内容主要包括:作者访问美国科学诚信办公室、美国科学界如何受理与处理不端行为、日本的不端行为事例、欧洲若干国家的情况、审查制度、署名权与成果发表的伦理学、学术论文的撤回、日本的对策等等。此书可谓以不算大的篇幅(中译本不足200页),比较详细而客观地介绍了当今世界科学领域发生的一些典型不端事件,重点分析不同国家对这类现象的态度和对策。作者明显流露出,日本国的做法有待跟上美欧等发达国家,采取更透明、公开、坦率的办法应对事实上普遍存在的科学不端行为。
  说到“普遍存在”,需要稍稍界定一下。究竟占多大的比例算“普遍”?似乎没有权威的规定,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如今没有感受到不端行为的科学家几乎不存在。以某种方式正式披露出来的只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有人提出1:100:1000的数量估计,即当今世界有一起不端行为被揭露的同时,会有100起类似行为逍遥法外,同时还会有1000起程度稍轻的不端行为得逞。但无论如何,相当长时间内人们以为,理想中的科学似乎不应当出现这类丑闻,即使出现了也认为是极个别的。“科学的权威人士竭力想把舞弊说成只是科学面容上正在消除的一个污点。但是,只有承认舞弊是一种职业通病,科学的真正本质和它的仆人们才能完全被人们所了解。”(《背叛真理的人们》,第191页)这就涉及到一般意义上的科学观,即人们如何看待科学?
  一种相当流行的认识是:科学家曾经都是真正的绅士,道德高尚,一心追求真理,科学本身从来是没问题的,诸如此类。实际上,这完全是一种社会建构,仔细看看科学史,我们甚至可以断言,这种现象从未真正出现过。历史上有绅士科学家,有道德高尚的科学家,但是甚至没有统计数据表明这样的人士多于其他领域中同类人的比例。伽利略、牛顿、道尔顿、孟德尔、密立根、萨默林、李森科等等,都算不上那类理想的“干净的”神圣的科学家。道尔顿报道了不能重复、也许根本没有做过的实验;孟德尔发表的统计结果过于漂亮而失去了真实性;而密立根隐瞒了不够理想的实验结果(100多次观测结果中精心挑选50多次对自己有利的数据加以发表,以证明只存在整数电荷的观点);萨默林则伪造了在老鼠身上进行皮肤移植的实验结果。丑闻出现再多,在传统观点看来,也不会动摇他们对科学纯贞性、绝对正确性的信念,因为他们的判断准则是:好的归科学,坏的归魔鬼(据田松博士)。
  热心人士对“突然出现的”现象“不知所措”,就与过时的科学观有关,现在确实需要改变对科学的看法。我们应当以更理性、更客观的态度心平气和地看待科学,包括其中好的方面也包括其中坏的方面。其实“好科学”(good science)与坏科学通常混在一起,甚至是平滑过渡的,形成一种连续谱。一个人既可能做好科学也可能同时做坏科学。
  科研管理部门不知所措的后果是可怕的:(1)不敢正视实际存在的科学越轨行为,或者缩小或者夸大这类行为的数量和后果。(2)出于某种利益的考虑,坚持陈旧的科学观,迟迟不能建立科学诚信受理、调查、处置的权威机构,常规性地处理这类事情,以致长期以来仅仅把这类事件视为特例进行个案特殊处理。(3)有时反应过度,相当于医学中的“过敏”。有关部门因为不能深刻理解大科学时代科学的本性,而低估了不端行为的普遍性,对披露出来的事件大惊小怪,完全忽视这类事件的复杂性。有时在受理、调查这类事件的过程中缺少必要的规范性,没有采取“正当程序保护”(due process protections)。著名的巴尔的摩事件,充分展示了调查不端行为指控的复杂性,稍有不慎,出于良好动机的打假行为就有可能变成对科学事业本身的重大伤害,因为以执法名义出现的打假中的某种微小的不当行为可能比原来被指控的不当行为危害更大。扩大化、不规范的学术打假行为(特别是“粪青”对神圣科学歇斯底里式的捍卫),可能干涉科学家的研究自由,破坏公民的正当隐私权和名誉权。
  似乎可以考虑,把《科学家的不端行为:捏造、篡改、剽窃》作为高校研究生的一门科研究伦理必修课的参考教材,让更多的学生熟悉大科学的研究规则。在此我也愿意推荐另两部有趣的著作,希望有人翻译出版它们:(1)Alexander Kohn的《假先知:科学与医学中的欺骗与错误》(False Prophets: Fraud and Error in Science and Medicine);(2)Irving M. Klotz的 《钻石商与羽毛贩:来自科学的故事》(Diamond Dealers and Feather Merchants: Tales from the Sciences)。
  一个小问题:中译本第84,115,174页分别出现“《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新英格兰医学学报》”和“《新英格兰医药杂志》”三个接近的杂志名,我手边没有原文,不清楚三者是否是一回事。

《科学家的不端行为:捏造、篡改、剽窃》,[日]山崎茂明著,杨舰、程远远、严凌纳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定价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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