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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日报》访谈


人物档案
  江晓原,1955年生于上海。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后投身科学史研究。曾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工作15年,1999年到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现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学史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著有《天学真原》、《天文西学东渐集》、《星占学与传统文化》、《性张力下的中国人》《性感:一种文化解释》、《中国天学史》、《剑桥插图天文学史》、《江晓原自选集》、《年年岁岁一床书》、《小楼一夜听春雨》等三十余部专著、译著和文集。


“天学外史”

  《第一财经日报》:星占学与天文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12宫与28宿》一书虽然是讲述星占学历史的,但是你在书中不断强化这一观点:现代天文学脱胎于星占学。
  江晓原:对。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曾经想把书名定为“天文学外史”。可以说,星占学是天文学的乳母,是星占学提出了很多问题,要求天文学解决。
  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并不需要知道哪颗行星在某个时刻会出现在哪个地方。只有星占学家才希望知道它的位置。无论古代中国、还是希腊的星占学家,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他们需要预先知道太阳、月亮和五大行星的位置。他想知道,就需要运用仪器对行星的运行规律进行观测,并进行推算,而这就是天文学。星占需要观测,观测是天文学的基础。
  一直到近代科学出场,天文学这个孩子才被奶大了,才离开了它的乳母。开普勒有句名言:“如果占星术不挣钱来,那么天文学准会饿死。”这句话具有双重象征性:一方面,开普勒可以说是一位近现代天文学家,但他仍然是一名星占学家。我们可以把开普勒看成西方古典时代的最后一位星占学家。另一方面,开普勒自己承认,天文学研究无法维持他的生活,他要依靠星占学谋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开普勒都在编星占历书,类似于中国古代的黄历。因为星占历书在当时很畅销,能赚钱。

  《第一财经日报》:星占学留下了许多天文学记录,这些记录对现代天文学有何意义?
  江晓原:由于天象的变化是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段中发生的,古代星占学家观测天象所留下的记录,对现代天文学来说非常珍贵。
  譬如说,天狼星的颜色问题,就是古代星占学记录解决现代天文学问题的一个例子。按照天文学中的恒星演化理论,较为年轻的恒星,它的颜色应该是红色的,而成年龄的恒星,它所发出的光应当是白色的。在古希腊的记录中,天狼星是红色的。作出这些记录的人中有一个人是托勒密,这使得现代天文学研究者对这一说法不敢忽视。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天狼星却是白色的。天狼星在不到两千年的时间内由红变白,这就很奇怪了,就好像一个人在五岁的时候突然衰老了一样。这个问题困惑了西方天文学100多年。但是在中国的古籍的可靠记载中,两千年前的天狼星绝对是白色的,这就解决了“天狼星颜色问题”,表明现今所用的恒星演化理论是正确的。


星座学说在星占学体系中很初级

  《第一财经日报》:星座学说在西方星占学体系中占怎么样的位置?与星占学中的算命天宫图相比,有何不同?
  江晓原:星座在西方星占学体系中只是一个非常初级的东西。星座学说根据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在哪个宫,来推算他的未来。一共只有十二个宫,所以就只有十二种类型的人。
  星占学家的算命天宫图是相当专业的,他需要知道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然后根据这个时刻画一张算命天宫图,画出五大行星和太阳、月亮这七个天体在十二宫上的分布。这是很精细的,可能差一个小时,某颗行星就到另一个宫里去了。
  而十二星座只考虑了一个人出生时在哪个宫里,其他的都没有考虑。知道自己的出生日,就可以知道自己属于哪个宫,但是并不能知道那时候五大行星的位置。

  《第一财经日报》:现在星座学说很流行,你觉得是出于那种原因?
  江晓原:我觉得很多人是拿星座来社交,和人套近乎,这和谈谈天气、谈足球、谈时尚是一样的。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不会拿星座来指导自己的生活。
  这是很正常的。社会越是文明,人们对生活和命运的把握程度就越大。在你不能把握命运的时候,你要求神问佛,在你能把握的时候,就不需要星占学了。随着文明的发展,人们需要求助于星占学的时候就少了。
  有时候,星占学还能提供娱乐功能,有些人,其实不是信,只是把它当作好玩的东西。这种需要有一定的智力和科学知识,甚至还需要一些历史知识的玩意儿,会让人觉得很好玩,它其实并不神秘。


星占学家也很矛盾

  《第一财经日报》:在很多似乎占卜“成功”的星占学例子中,心理学或社会学的因素占了很大成分。是否星占学在很多时候是一种权衡或计策?
  江晓原:从星占学上的很多占例都可以看出,即使没有星占学的知识,星占学家也可以作出合理的决策。星占学家可以根据其他信息作出决策。
  但在古代的时候,人们觉得,如果让自己的决策蒙上一层神秘主义的色彩,会有更好的效果,老百姓也更容易相信。很多星占学家,对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反对派围攻鲁道夫二世的时候,围城的部队和守城的部队都让开普勒占卜,因为开普勒是忠于皇帝的,他就给守城的军队做出了有利的占词。同时,他在议会大声疾呼:把星占学从皇帝的脑袋里清除出去!——他知道,城不是靠星占学能守住的。最后,城还是没有守住。能说开普勒占错了吗?他不过是想鼓舞皇帝这边的士气。
  很多古代著名的星占学家,他们心里都很清楚的,他们只是玩一玩星占学,有时候国王也知道这一点,但大家配合着一起玩,对外产生的效果就会好一些。人民群众越迷信,这种活动的效果越好。到今天,大家的受教育程度提高了,科学知识多了,不再相信星占学这种玩法了,就需要换其他时尚的玩法,本质其实是一样的。

  《第一财经日报》:星占学在不同的时代带有不同的色彩。巴比伦时代,它的神学色彩很浓,古罗马时期,它又似乎为政治所左右。为何星占学在不同时期受到了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
  江晓原:从功能的角度来说,这是不同时期的人们把星占学当作不同的工具来用。譬如说,古罗马时星占学常被用来搞宫廷阴谋,效果非常好。
  星占学家自己也在做选择。有些星占学家热衷于功名利禄,就会参与宫廷斗争,如果成功了,他就是功臣,会得到封赏。然而,历史上也有星占学家怕惹祸而有意躲避宫廷事件的。这就看他们的判断。在中国,五胡十六国时期有一个会星占的和尚,叛乱的一方把他抓了去,要他占卜,他坚决不占。叛乱一方失败后,和尚受到了另一方的礼遇。其实和尚是在“押宝”,他判断叛乱一方是要失败的。事实上,星占学家在做星占的时候,也是在权衡各方的利弊。
  星占学家经常处在一个很矛盾的状态中。一方面,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名声很大,能传出去。但是,传出去以后,不仅国王要找他,那些叛乱者也要找他,如果帮叛乱者占星,就会卷入宫廷斗争,就很危险。总的来说,做星占这行是非常危险的。

中国星占学是一个独立的系统

  《第一财经日报》:由于占星的观念不同,中国与西方在观测的天象、和对天象的认识上有什么不同?
  江晓原:我们和西方人的区别在于,西方人主要做算命天宫图,他的观测对象主要是是五大行星和日、月。我们古人把这七个天体称为“七政”。西方人的目光主要集中在黄道上,观测这些行星在黄道上的位置。
  我们古人的观测范围更大,实际上包括了整个天区。因为我们有一个原则,“变则占,常则不占”,特殊的天象总是有星占学意义的,规律性的天象没有星占学意义,不需要占。譬如,太阳每天东升西落,是不需要占的。
  随着天文学知识的丰富,掌握的天象越来越多,有很多以前当作“变”的天象,不再是“变”了。但传统如此,在这个体系形成时被认为有星占学意义的天象,以后仍然会占。譬如说,中国人早就能推算日食了,它早就不是“变”了,但它仍然继续被观测。古人很早就掌握了行星的运行规律,应该说它们已经是“常”了,但它们仍然被占。而流星、新星爆发等天象,不是周期性发生的天象,一直具有星占学意义。
  西方人观察的对象比中国人少得多,如果出现某个大彗星,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意外的事情,他们会赋予它星占学的意义。五大行星一直都有星占学意义,古今都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后来发现的三颗行星,是没有星占学意义的。

  《第一财经日报》:在中国,星占学被用于占卜国家大事,个人命运是用八字算命来完成的。这与西方的算命天宫图有什么区别吗?
  江晓原:两者的大体结构是一样的,只不过参数有多有寡,在小的细节上有些出入,大体结构是一样的。
  西方人画算命天宫图,所需要知道的四个参数(出生的年、月、日、时)就是八字算命的八字,两者是完全对应的,在思想上也是一样的:我们给定一个人出生的时刻,从这个时刻看到特定的天象。对西方人来说,需要看的是这一个时刻的太阳、月亮、五大行星的位置,对八字算命来说,是看这个时刻的各种当值的神煞。当值的神煞是虚构的,但从内容上来说,它和五大行星、太阳、月亮是一样的。你可以把这七个天体看作神煞,它们所在的不同的黄道宫就是当值。神煞们在不同的“办公室”里值班,在它当值的这间“办公室”里,它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譬如说,某个神是凶恶的神,它在这个位置上,它就要害你,它不在这个位置上,它就害不到你。

  《第一财经日报》:在中国,星占学和其他占卜学说一样,都被赋予了道德的色彩。星占学通过何种方式来达到“警戒”的目的?
  江晓原:星占学家把应验的标准放得很宽。比方说,前后三年的事情都可以算做应验。他们把应验标准设计得如此宽泛的目的,在于把各种事情附会上去,然后进行挑选,把事情说成他希望的样子。
  在古代,如果官员直接和皇帝说某道圣旨不好,皇帝会不高兴,他们需要委婉地向皇帝进言,就弄一点天象,在星占学里找一点理由。有时候,大臣对皇帝已经很不满了,很多人想向皇帝进言,这时候如果有人报告一个不吉的天象,他们求之不得。譬如说,古代有传统,日食是不吉的,代表了对皇帝的警告,如果出现日食,皇帝就需要采取一些措施,其中一个措施就是“求言”,请求大家提意见,这时提意见罪责就小。“求言”的传统是从汉文帝开始的,后来很多皇帝都效仿。另外,还有一些更仪式化的方式,譬如说不奏乐,不吃大鱼大肉以表示对上天的尊敬。
  早期的古人相信上天是真的震怒了,就像小孩子感到大人正在火头上,就乖顺两天。越到后来,这些仪式就越成为形式,大家都知道是假的,仅仅保持着形式上的和谐。

  《第一财经日报》:你的书中有一张图表,说明中国星占学与西方——巴比伦、埃及等文化的相互交流。能具体说明一下,这两种星占学体系之间是通过那种途径交流的?曾经相互发生过影响吗?
  江晓原:我们和整个阿拉伯,在元朝时的交流是非常密切的。元朝破天荒地维持着有两种皇家天学系统,一种是汉族的皇家天学系统,叫“汉儿司天台”,一种是阿拉伯人的系统,叫“回回司天台”。“回回司天台”里使用的书籍、手册,都来自阿拉伯,而他们的源头,有希腊的源头,也整合了巴比伦甚至埃及的东西。
  但中国星占学的起源是独立的,没有受他们的影响。到了后来,两者的相互交流也是平行的,中国星占学并没有因为受到影响而改变自己。
  我也看到过一些零星的资料,说明中国对西方的影响,但给我的印象是,就像河流大部分都从西向东流一样,星占学也如此。很可能亚力山大东征是一种原动力,带动了西方文化从西向东流,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都是主流。

 

《12宫与28宿——世界历史上的星占学》,江晓原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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