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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5年7月27日《中华读书报》


席泽宗:我不同意杨振宁的“文化决定论” 

本报记者 王洪波

 

  席泽宗,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1955年发表《古新星新表》,1965年发表《增订古新星新表》,这两个表受到了国际天文学界极大重视,被引用千次以上,是国内发表的科研论文中引用率最高的。主要著作有《中国天文学史》(科学出 版社,1981年)、《科学史八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古新星新表与科学史探索——席泽宗院士自选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等。 
  作为新中国科学史学科的创建人、见证人和领军人物之一,也是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的顾问,席先生在大会召开前夕接受本报采访,畅谈了他个人的学术生涯、对中国科学史事业以及对科学的看法。 
  (《古新星新表》)主要的价值是在天文学上。当时国际科学界引用达千次以上,而且那是在中西方几乎完全隔绝的情况下。 
  读书报:您从1950年代踏足科学史领域,1955年发表《古新星新表》,轰动了科学界。请问您当初怎么选择了科学史这个行当的? 
  席泽宗:实际上,当时并没有科学史这个行当,解放前就在科学史方面卓有成就的李俨、钱宝琮也是业余在搞,没有人凭这个吃饭的。我做“古新星新表”这个研究的时候,工作单位是科学院编译局,也就是后来的科学出版社。“古新星新表”是一个天文学题目,但它要利用历史资料来做。完成这个题目之后,我们国家的科学史专业开始了建制化,我很自然就进入了这个领域。 
  读书报:我查阅了您的《古新星新表》,这篇论文不过10余页的篇幅,为何它会有那么大的影响?这个工作难度大吗? 
  席泽宗:二战中发明了雷达,雷达在监视天空的时候发现了三个很强的辐射源,其中一个就是太阳。假如我们不是用眼睛来看天空,而是用无线电波扫描天空,看到的是三个太阳。三个里面有一个是蟹状星云。1054年,宋仁宗的时候,一次超新星爆发制造了蟹状星云,中国记录了下来。这件事引起了全球科学界的关注。人们认为,天空里的射电源就是过去的超新星爆发的结果。人们就想到查看历史上记录的超新星爆发对应着哪些射电源,或者反过来,查看后来发现的几百个射电源是否有对应的历史记录。1947年,杨振宁在美国请氢弹之父泰勒来做这个研究,但限于资料有限,以及兴趣不在此,他没有去做。解放之后,苏联一个著名天文学家什克洛夫斯基建议中国来做这个工作。竺可桢接到苏联科学院的信之后,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这个工作主要是要查阅古书,包括二十四史(主要是天文志)、各代会要、《文献通考》和《通志》,还有一些杂史和日本的天文史料。 
  读书报:《新表》的价值主要在科学上,而不是历史学上。所以有人说它主要还是一项科学研究,是科学史领域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您如何看待这个说法?您认为科学史是科学的一个分支,还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呢? 
  席泽宗:确实,这个工作主要的价值是在天文学上。当时国际科学界引用达千次以上,而且那是在中西方几乎完全隔绝的情况下。杨振宁每次遇到我,都会提起这件事。我认为,科学史应该还是历史学的一部分,方法上是以研读文献为主,它也需要进行观测、实验、计算,但主要是为了验证前人的成果。 
  爱国主义教育的需求确实客观上推动了这个学科的发展……但是,如果现在我们研究科学史还仅仅为了爱国主义,就显得太狭隘了。 
  读书报:谈到中国科学史学科的历史,1957年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成立应该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请问国家的这个举措是基于什么考虑?另外,当时竺可桢、叶企孙、刘仙洲等科学家都积极从事和推动科学史研究,请问他们的热情来自何处? 
  席泽宗:1956年,中央提出了制定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号角。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稼夫总结了科学工作四个方面的任务,第四条就是:“总结祖国科学遗产,总结群众和生产革新者的先进经验,丰富世界科学宝库。”在此之前,1954年底,科学院历史二所下面先成立了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有17名成员,都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一流学者,对科学史事业给予了热情的支持。科学史成为一个职业是在1957年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成立以后,当时,研究室正式工作人员只有8人,包括李俨、钱宝琮、严敦杰和我等。竺可桢在哈佛大学留学的时候就听过国际科学史权威萨顿的课,对科学史专业有所了解。他做了不少很有分量的气象学史、天文学史的工作,我的一个大学老师就说,竺可桢作为一个气象学家、天文学家在世界上也许不是最优秀的,但他关于中国二十八宿起源问题等研究是世界一流的。叶企孙读中学时就对科学史感兴趣,他知识渊博,白天做物理研究,晚上就在看古书。像刘仙洲、李俨等从事科学史研究也是源于个人兴趣。 
  读书报:1950年代,《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了一批反映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文章,评价称“对当时的爱国主义教育和批判崇外思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很长时间内,国内的科学史研究都以发掘中国古代科技的第一为重要内容。您觉得该如何评价科学史研究的爱国主义取向呢? 
  席泽宗:这个事情要历史地看。五四以后,老一辈学者学习西方科技之后,就觉得有必要看看哪些成就中国古代已经做到了。解放以后,爱国主义教育确实是科学史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当时《人民日报》头版报头位置开设了“中国的世界第一”的专栏,竺可桢等都是重要的撰稿人。另外报纸还发表了不少关于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文章,例如竺可桢的《中国古代在天文学上的伟大贡献》、《中国过去在气象学上的成就》等。当时的情况是,研究中国近代科技史的话,牵涉的政治问题太多;研究世界科技史的话,既有政治气候方面的制约,我们也缺乏语言等方面的准备。我觉得,爱国主义教育的需求确实客观上推动了这个学科的发展,另外,这种取向的科学史研究如果是实事求是的话,其价值也不可抹杀。但是,如果现在我们研究科学史还仅仅为了爱国主义,就显得太狭隘了。 
  把中国没有出现近代科学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同样犯了文化决定论的错误。我不能完全同意杨振宁先生提出的周易影响了中国科技发展的提法。 
  读书报:是否李约瑟在中国受到那么高的礼遇也因为他的工作特别肯定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说了中国人很多好话? 
  席泽宗:李约瑟写中国古代科技史,在国际上的影响比我们自己人要大。一是因为他的学术地位,他当时已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是著名的生化学家;二是因为他的书是剑桥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这个出版社牌子很硬。我们国家的领导人看到外国人对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研究得那么深入,而我们自己没有做,就很重视。所以,这个学科在中国能够存在,在世界上有这样好的发展,李约瑟功不可没。 
  读书报:您说过,“李约瑟难题”的提法有问题,李约瑟提出的问题是: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诞生?您说,历史上没有发生的事情,不是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也很难得到一个公认的答案。但是,我觉得,多年来人们乐此不疲地讨论这个话题,这个现象倒是很值得破解、玩味的。 
  席泽宗:实际上,“李约瑟难题”的提出并不是始自李约瑟,早在五四时期,任鸿隽、竺可桢等人都谈论过这个话题,但李约瑟的介入,使这个话题的影响变得更大了。我认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可能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另外,近代科学在中国没有诞生和当今中国科学落后,这是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近代科学不是在俄国诞生的,但前苏联和今天俄罗斯的科技不也很发达吗?近代科学也不是在美国诞生的,但今天美国的科技却走在世界最前面。有人提出把“李约瑟难题”作为当前的一个重大科研课题,我并不赞成。 
  去年12月份我在《科技中国》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谈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把近代科技在欧洲的诞生归结为古希腊文化的影响,不能令人信服。比如,人们常常谈到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对近代科学的影响,但现在流传的《几何原本》文本是1808年在梵蒂冈图书馆发现的公元10世纪的一个手抄本,无法肯定它是真的“原本”。作为近代数学标志的微积分,并不是从欧几里得几何学发展出来的。人们注意到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是按《几何原本》的模式写的,但牛顿自己说过,《几何原本》对他没有多大帮助。把中国没有出现近代科学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同样犯了文化决定论的错误。我不能完全同意杨振宁先生提出的《易经》影响了中国科技发展的提法。《易经》的影响没有孔子思想的影响大,而以《论语》为据,孔子的言行对科学发展不但无害,而且是有益的。我想,谈论中国近代科技为什么落后了,还是要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出发进行综合分析。 
  科学还是同一性大。但是,现在的科学是否已经进化到最后的图景,还不能说。所谓臻于完善的科学方法也很难说,如果真是那样,今后就不会再有科学革命了。 
  读书报:大家对“李约瑟难题”的热情经久不衰,倒是反映了中国人的一种情结——一种以西方为参照标准,寻找文化自信,进行自我定位的一种努力,您认为呢?我们总在以西方为标准衡量自己,问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中国古代有没有演绎逻辑?中医是不是科学?——诸如此类。我想问的是,能否跳出西方中心的立场来研究中国古代科学的历史呢? 
  席泽宗:我觉得不太可能。我们无法跳出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无法对自己“洗脑”,也就无法放弃既定的眼光。比如研究古代天文学史,自然要用到我们学到的现代天文学知识。 
  读书报:您的博士生江晓原先生写了《天学外史》,以他的观点,中国古代没有天文学,只有天学;在古代,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占星术都差不多是天学的主流。以现代科学的观点来看,那些都是典型的伪科学吧? 
  席泽宗:我觉得还是不要滥用伪科学这个词。当然,伪科学我们要反对,但让它存在也不是不可以。一个东西是否是伪科学,还是要后来看。其实,从科学史来看,科学中大多都搀杂了一些不科学的东西。所以,对不同的观点应该宽容。 
  读书报:这次科学史大会的主题是“全球化与多样性——历史上科学与技术的传播”,我曾问过刘钝先生“多样性”是否指科学的多样性,他说“多样性”还是指文化的多样性。您认为科学有多样性吗?除了一个大写的、单数的科学(Sience)外,有没有小写的、复数的科学(siences)呢?还是说只有一个大一统的科学和一种已经臻于完善的科学方法存在? 
  席泽宗:我觉得科学还是同一性大。但是,现在的科学是否已经进化到最后的图景,还不能说。以天文学来说,人类已经探索了几千年,但宇宙里90%的物质(暗物质、暗能量)还看不到,还是未知。所谓臻于完善的科学方法也很难说,如果真是那样,今后就不会再有科学革命了。所以,科学远未终结。 
  人们说学习历史让人变得聪明,但是,科学史有没有那么高明,也不好说。 
  读书报:近年来科学史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除了研究力量得到增强之外,国内科学史界对西方科技史、对科学思想史、对科技与社会关系等的关注,都是前所未有的。另外,像科学知识社会学、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思潮都被引入,对中国科学史界影响很大。您如何看待这些变化? 
  席泽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觉得是好现象,是进步。有人要来规范科学史,要区分什么是科学史,什么不是,或者说规定大家怎么去研究科学史,我觉得没有必要。 
  读书报:在很多人看来,科学代表了正确、真理、进步,但是当代的科学史学者越来越关注科学史上科学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比如原子弹、毒气作为杀人武器,成为人类挥之不去的噩梦,比如DDT等发明导致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有人说科学产生的负面效应与科学无关,科学是无辜的,要怪只能怪人类没有用好科学。您怎么看? 
  席泽宗:科学发展不可完全预料,科学产生的后果也不可完全预料。比如汽车发明的时候,有人说今后城市将能够保持卫生,因为淘汰了马车之后,马粪就没有了。但有了汽车之后,尾气造成的空气污染问题更加严重。农药的发明和使用也是相似的情况。不过,科技带来的问题也还必须用发展科技来解决,毕竟人类不可能回到原始社会。人们说,学习历史让人变得聪明,科学史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预测科技进展可能的后果,从而更好地规划科学的发展。但是,科学史有没有那么高明,也不好说。 
  读书报:这次大会对中国科学史界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推动,那它对科学史界之外的人文学界、科学界以及公众有什么意义呢? 
  席泽宗:我想这次大会至少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有科学史这门学科。另外,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科技成果,自然会对这些成果如何被发明、如何被发现感兴趣的,所以每个人都会有兴趣了解一点儿科学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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