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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5年7月29日《科学时报》


科学史在中国:已经走出低谷

江晓原

 

  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XXI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y of Science)在中国北京召开,会议由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办,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主办该系列的国际大会。从规格上说,这和2002年在中国举行的第24届国际数学家大会应该是等同的,但是国际数学家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出席了开幕式。相比之下,7月24日的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只是在友谊宾馆举行开幕式,也未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这个差别,也许很容易从下面这个事实来理解:数学系在中国有上千个,但是科学史系在中国只有三个!小学科、边缘学科,当然是不能与“主流学科”比肩的。
  不过,话又要说回来了,能由中国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来主办这次国际科学史大会,仍然是有重大象征意义的。记得在1999年3月,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成立大会上,我曾大胆预言:此举“对于中国的科学史界而言,有人说是一剂兴奋剂,一针强心针;但是我更愿意借用证券行业的术语:这是走出阶段性底部的第一根阳线。这是中国科学史事业走向新阶段的标志。”六年过去,我想现在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的说,当年的预言是完全正确的。
  科学史学科在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历了艰难、沉寂阶段之后,大致在世纪末开始复苏,近年已有逐渐繁荣的迹象。这固然有社会需求的因素,但也与科学史界一些学者调整策略,积极参与大众传媒运作,让科学史这一冷门学科日益走近公众,颇有关系。因为事实上,社会需求也是可以被制造出来、培养起来的。此次国际科学史大会在中国举行,既表征着中国的科学史界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也是让科学史进一步走近公众的一个良好契机。故此次大会实为科学史学科在中国走向繁荣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

  至于此次大会本身,当然也向我们传达了不少重要的专业信息。
  例如,我混迹其中的科学史中昔日的“龙头老大”天文学史,似乎有些雄风不再——最重要的10个报告中,已经没有天文学史的题目。在99个专题报告会(有三种层次)中,天文学史的只有5个(其中“近代物理学与天文学”还是非常勉强才算一个,因为绝大部分都是关于物理的),数学史这样这样的“老牌”学科也只有5个,医学史近年颇热门,就有8个之多。
  不过天文学史中还是有一些我很感兴趣的报告,比如大卫·布朗(David Brown)的《使一门科学精确的三种方式——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和希腊占卜天文学的开端》(Three Ways to Exact a Science -the Beginnings of Predictive Astronomy in Mesopotamia, India, and Greece),钮卫星的《论秦汉时期中国数理天文学的形成》,Oksana Koltachykhina的《宇宙模式的历史发展阶段》(The Historical Stages of the Universe Modeling),Arq. Julieta Cantu的《古代墨西哥的城市和中美洲古代天文学知识的利用》(The Cities of Ancient Mexico and the Utilization of Ancient Astronomical Knowledge by Mesoamericans),以及Musa Akrami的《从历史背景到最新计算的伊朗历法》(Iranian Calendar from Historical Backgrounds to Up-to-Date Computations)等等。
  我在国外也参加过几次类似的大会,比如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的大会之类,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光景——千人以上的规模,隆重的开幕式,热热闹闹的分会场,当地媒体的特别报导……。看到如今这一切在北京上演,充分感觉到科学史在中国已经走出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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