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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5年8月8日《财经》杂志
科学(1)


爱因斯坦奇迹年”启示录

江晓原

 

  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XXII ICHS)今年7月在北京召开,其中7月25日在清华大学的 “跨文化视野中的爱因斯坦”——纪念“爱因斯坦奇迹年”100周年论坛,是这次大会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活动。1905年,瑞士伯尔尼专利局中的一个小职员、26岁的爱因斯坦,一年中发表了5篇划时代的科学论文,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创立狭义相对论的《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和《物体的惯性同它所含的能量有关吗?》。在整个科学史上,只有牛顿之创立万有引力可以与之相比。这一年因此被称为“爱因斯坦奇迹年”。而100年后的今年,已经被定为“世界物理年”(World Year of Physics)。
  可以将爱因斯坦在伯尔尼的这几年,与牛顿因躲避瘟疫而离开剑桥到故乡度过的那几年(1665~1667年)作比较。牛顿那几年中得出了微分学思想,创立了万有引力定律,又将可见光分解为单色光,在数学、力学、光学三个领域都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而1905年爱因斯坦在布朗运动、量子论和狭义相对论这三个方面作出的贡献,任何一个都足以赢得诺贝尔奖。这确实是两个交相辉映的“奇迹年”——这个拉丁语词(annus mirabilis)原本就是用来称呼牛顿的1666年的,后来也被用来称呼爱因斯坦的1905年。
  其实这个“爱因斯坦奇迹年”,和我们中国人几乎没有什么关系——那时我们还在日暮途穷的满清王朝统治下呻吟着呢,全中国也没几个人知道什么叫“物理学”。所以我们今天也来纪念这个“奇迹年”,最重要的,我以为应该是从中获得启示。

  最重要的启示,就在爱因斯坦当年活动的社会环境中。
  如今我们已经看惯了这样一幕:先向国家申请巨额经费(有些人开口就是几个亿),然后组织“梯队”、建设实验室、装备昂贵仪器、领取丰厚津贴,再加上满世界的“国际学术交流”,花纳税人之钱如流水。这些“重大项目”、“国家重点”等等的玩意儿,究竟产生过怎样的成果呢?当然我们不能要求都出爱因斯坦那样伟大的成果——事实上自从爱因斯坦之后,全世界没有任何人出过这样的成果。
  但问题是,爱因斯坦当年,是怎样的条件和环境?
  爱因斯坦没有为创造“奇迹年”花过纳税人的一分钱!
  而且他的所有研究工作都是在业余进行的!
  爱因斯坦当时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青年”——或者就叫“科学青年”吧。他也非出身书香门第,考大学还落榜一次,读了“高考复习班”才考上的;大学毕业后求职也很不顺利,所以在专利局当小职员。那几年的生活看起来颇有点潦倒落魄。
  专利局的小职员当然没有机会与主流科学家来往。爱因斯坦在伯尔尼只有几个青年朋友。这一小群年轻人经常在工余和课后聚首,一起散步,或在寓所一起阅读、座谈。他们读哲学:斯宾诺莎、休谟、马赫、阿芬那留斯、毕尔生,还有安培的《科学的哲学经验》等。也阅读当时科学前沿的成果,如物理学家亥姆霍兹的文章,数学家黎曼的著名演讲《论作为几何学基础的假设》,戴德金、克利福德的数学论文,彭加勒的《科学和假设》等。他们也阅读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读拉辛、狄更斯、塞万提斯,以及世界文学中许多别的代表作品。一起阅读的乐趣在于思想的交流,这群年轻人被这种乐趣迷住了,他们虽然清贫但是充实而幸福,感到“欢乐的贫困是最美好的事”。他们将这难忘的几年命名为“不朽的奥林匹亚学院”。

  然而,奇迹就是在这样的条件和环境中发生了。
  “科学青年”爱因斯坦,一个根本没有进入当时主流科学建制的小职员,凭什么能创造这样的奇迹?一小群年轻人,三年的业余读书活动,凭什么能孕育出“爱因斯坦奇迹年”?即使承认爱因斯坦是天才,这仍是一个永远的不解之谜。
  爱因斯坦自己后来多次表示,如果他当时在大学里找到了工作,就必须将时间花在准备讲义和晋升职称的论文上,恐怕就根本没有什么闲暇来自由思考。他在逝世前一月所写的自述片段中,说得非常明确:“鉴定专利权的工作,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幸事。……实践性的职业对于象我这样的人来说简直是一种拯救:因为学院式的环境迫使青年人不断提供科学作品,只有坚强的性格才能在这种情况下不流于浅薄。”
  也就是说,奇迹需要自由的思考。我并不否认学术发展需要经费,我只是想强调,自由的思考更为重要。在自由的思考面前,所有如今盛行的那些“规划”、“考核”、“激励”之类的名缰利锁,显得多么荒谬和可笑!而我们如果指望这些东西能为我们带来诺贝尔奖,那只能是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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