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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5年7月10日《东方早报》


星占学,一个失败的起点?

徐 来

 

  江晓原在天文学史方面的造诣已是人所共知。1995年,上海科教出版社出版其《历史上的星占学》一书。最近辽宁教育出版社又出版此书的更新版本《12宫与28宿》。在新版中,作者不但对原作进行了若干修订,更补充了数十幅插图,使读者能够更直观得了解星占学在历史上的面貌。
  事实上,《12宫与28宿》的最大意义在于,它将西方(欧洲、阿拉伯)古代星占学与中国古代星占学,放到同一个框架内,使读者能够对中西星占学,及各自早期天文学历程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并为读者提供了进一步比对的可能。
  星占学与天文学关系密切。又因为星占过程中,大量科学仪器的使用,使星占学成为人类古代诸学科中,最先被近代化和科学化的一个。在这过程中,中西方星占学境遇有别。这种差别也进一步影响到了中西文明的近代化过程。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这本书似乎可以成为破解困扰国人谜题——比如所谓“李约瑟问题”——的关键。
  中国历史教科书在介绍中国早期文化的时候,总爱着力渲染古代天学成就:从“甘石星经”到“三色星图”,从对太阳黑子的观测,到对哈雷慧星回归的记录。中国古代天学家的工作总能恰倒好处地唤起青年学子激荡的“爱国之心”。与此相对应,西方古代天文学的成就,尽管同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很少被系统地介绍出来。以对哈雷慧星的观测而言。很多国人都知道,中国古籍共记载了它自公元前467年以来的32次回归。但其实,在西方古籍中,也记载了它的30次回归,与中国古代记载相比,仅少公元前391年与公元前315年的两次。西人也未见得比中国逊色多少。
  星占学可以大致分成两个部分:“军国星占学”和“生辰星占学”。前者尽述军国大事,而后者则只对个人生活负责。
  很显然,“军国星占学”是一门危险的技艺。星占学家们可以通过天上的星象、风云的变化,推导出天命的兴衰与君主的凶吉。天子固然可以利用这一技术,掌握天命,并使之成为统治合法性的依据。但反对者们也可以利用它,颠覆天子的权威。同时,又因为古代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天文与农事关系密切,必须时刻关注,因此对星占学,天子就不能如对谶纬一样,一声令下,尽数禁绝。这时,将星占学技巧绝对控制住,使之只能为自己服务,成了中国古代专制君主们的重要工作。于是,用江晓原的话说,天文学就成了“禁脔”。皇家天文台“司天监”的官职,以世袭的方式传递,以保证天文学知识不会流传民间。皇家垄断天文星占学知识的后果令人扼腕:一方面,世袭职务的做法,使相关人员的天文学知识、技艺迅速衰退;另一方面,在改朝换代的战乱中,司天监容易受冲击,仪器与参考书籍的破坏常常将中国古代天文学打回起点。于是后世的中国人总是不免发出这样的慨叹:张衡的地动仪、苏颂的水云仪象台如何如何精妙,可惜今人已经看不到了。
  其实,西方的星占学家们也总是喜好干涉国家大事。从罗马帝国到大不列颠,皇帝的算命天宫图总是被作为星占学家们重点研究的对象,不时有星占大师跳将出来,给“今上”细批流年。也因为这样,星占学在古代欧洲也不断地遭受冲击。罗马皇帝卡里古拉、塞维鲁等,就曾经屠杀星占学家,焚毁星占著作。
  不过,他们无法禁绝星占。西方“生辰星占学”发展充分,并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至寻找失物、判断物价都要求诸天象。更重要的是,它始终没有成为王权的附庸,而可以为任何人服务。一批后来以天文学家著称于世的大师:托勒密、第谷、开普勒,无不是开业坐堂的星占师。各职业星占师之间竞争激烈,他们需要以更精确的手段计算天象变化。对天体运行的详细记录,以及科学仪器的运动也就成为了“市场竞争”的一项结果。星占学的迅速发展,以及向近代天文学的过度,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了。
  比照中西方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历程,“集于王官”与“流散江湖”两种不同存在形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一影响,从天文学延伸到科学发展的各个层面,并最终影响了中西文明的近代化进程。
 

《12宫与28宿——世界历史上的星占学》,江晓原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定价:58元。

 

 

20050718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