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页

 

文化观念之下的天学真原

卢卫红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江晓原先生的著作《天学真原》之出版,在天文学乃至整个科学史界引起重大反响,获得诸多好评,影响一直持续至今。即使不同意该书立论者,亦不得不承认并钦佩先生的深厚功力。
  正如刘兵先生在新版序中所写,这本书在作者出版的众多著作中“有着特殊的地位”,甚至“颇有成为‘经典’的迹象”。十几年过去了,《天学真原》新版的问世,与新版序中的这一评价相互印证。这若干年间,已有若干前人对这一著作做出过精彩的评价,比如读焰和田松先生的精辟评述:讲阅读体验,“像侦探小说一般好读”,“常常有路转峰回、回肠荡气之感”;评其行文方式,则如“剥茧抽丝,层层递进”,“顶针般的推理此伏彼起,使人不得不屏住呼吸,紧追不舍,直到最后包袱抖开,方可长吁深叹,拍案叫绝。”
  给这样一本著作写书评,似乎并非易事。我这里想提出前面评论中所没有着重提到的一点,那就是这本书的文化人类学视角。江晓原先生也曾说过,在对天学真原的探究中,受到文化人类学的启发,这一学科的方法和观念对他影响很大,其中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功能学派的观点。
  书中引用了著名英国人类学家,也是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的一段话,“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满足人类的需要。一切文化要素,若是我们的看法是对的,一定都是在活动着,发生作用,而且是有效的。文化要素的动态性质指示了人类学的重要工作就在研究文化的功能。……这派学者深信,文化历程是有一定法则的,这法则是在文化要素的功能中。”这段话放在《天学真原》这本书中,实在是大有深意。
  首先一点,便是把科学本身看作一种文化现象、文化系统,或者是整体有机的文化结构中不可或分的一部分,在这样一种前提下,才有可能把科学史的研究放到整个文化的与境之中来考察,而不是把“科技”当作一个独特的孤立的现象。也只有在这种观念之下,才有可能采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科学以及科学的历史进行文化的研究。在科学史的研究中,对科学本身也是一种文化这种观念的认同和内化,实在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
  继而,便是对人类学方法或观念的借鉴。在《天学真原》这一本书中,用功能学派的观点去重新考察中国古代的史料,发现了原来所不能考察,或根本不在考察范围之内的东西。在传统的观念之中,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是为农业服务的,且这一观点似乎成了一种“定论”。而江先生对这一定论提出质疑,志在探索天学之真原,这其中,功能主义的观念成了探索的一把利器。
  《天学真原》正是从独特的视角出发,对中国古代天学、历法的性质和功能进行了重新考察,从文化的角度,把对天学的研究放到整个文化的背景之中,通过翔实的资料,严密的论证,提出中国古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天学一词所表达的含义,实质上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巫术。二十四史之中之所以存在《天文志》,天学在古代中国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在于天学在中国古代的重要功能,而这些天学活动的功能是与政治、王权、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此层层展开,许多在传统框架下悬而未决的问题,在这种新的思路之下便渐渐明朗起来。
  历史的研究,决非史料之堆砌,而是努力做到通达古人,解释当时与境之下各种行为的意义。如此,科学史可以看作是一项解释的学问,史的研究不是年表,而是要解释深层的原因和意义,通过对史料的严密解读论证,力图发现史料背后的真正含义。而解释又是一个需要立场的问题。
  实则,在书中,江晓原先生并没有明确提出对人类学思想或观念的借鉴,那么本文的评价是否会有失偏颇?此处借用江先生曾在一篇书评中写过的话,“描述当头,观点也就在其中了”。这句话可以用来形容《天学真原》这本书,也同样可以用来形容本篇对天学真原的评述。


《天学真原》 江晓原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4年10月第2版 定价: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