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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5年4月17日《解放日报》

 

海权与中国的发展

(倪乐雄教授应“东方讲坛“之邀在上海海事大学的演讲)

 

一、海权对中国的必要性

    八年前,我从战争与文明的角度研究明代郑成功现象时发现,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陆权主义传统,很难适应以海洋贸易经济为基础的西方海权主义。当西方文明主导世界历史的潮流后,作为地中海文明的传统,海权对陆权的优势已经具有了普遍的意义,在此背景下,中国如何完成从传统的陆权主义向海权主义的转型、中国未来的海权战略如何适应自身的发展、并应对未来可能的挑战,就成了我经常思考的问题。
  最近重新浏览马汉《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有关章节,发现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社会海权意识的迅速觉醒,与17世纪在英国、荷兰发生的情况十分相似,当国家“内向性经济”转向以来与国际贸易的“外向型经济”后,国家安全的空间便向海洋拓展,人们对国家海上力量也开始关注起来,这种带有历史规律性的现象,似乎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在21世纪的中国再次上演。
  根据历史经验,发展强大的海上力量最根本的动力是海外贸易。国家经济结构中,海外贸易成份不占相当大的比重,也就不存在发展强大而持久的海上力量的基础。我们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立志:“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由于那时经济不是外向型,因而海军建设处于落后状态。最近十几年里,我国的经济结构中海外贸易比重越来越大,“海洋生命线”问题显得越来越重要,建立强大海上力量的需要变得越来越现实,而“台独”的政治因素则进一步刺激了这一需要。
  一个“外向型经济”的国家在被迫投入战争后,因失却制海权而失败时,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呢?17世纪的“海上马车夫”荷兰是个典型的例子。1652年到1654年的第一次英荷战争中,荷兰因无力夺得英吉利海峡的制海权,不能对自己的商船进行有效护航,在战争进行到18个月时,荷兰的海运事业完全瘫痪,国家主要收入来源的渔业,商业几乎全部枯竭。作坊关闭、工厂停业,国内到处是乞丐,街道杂草丛生,首都阿姆斯特丹有1500幢房子没人租用。最后,荷兰只有接受蒙受耻辱的和约才能免遭国家的毁灭。
  这场战争给正在崛起的英国以及后来的强国一个重要的警示:一个“外向型经济”的国家,“若要保持国内的繁荣,首先必须在海外保持其力量。”海洋国家的盛衰同海上力量的强弱相对应的现象,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就已经露出端倪,这是地中海文明贯穿于历史中的带有规律性的现象。今天美国的强大也是同它的海上力量无可匹敌有着密切联系,有人指出:美国的富强之道是一百多年前马汉指引的。今天,正在崛起的中国,在国民经济结构由“内向型”向“外向型”的历史性转换的时刻,海权战略的选择变得十分迫切了。


二、国内海权战略的两种意见及其缺陷

  目前国内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中国应该建立强大的海上力量,“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中国就肯定没有伟大的未来。”另一种认为中国不应按传统海权观念行事,追求强大的海上力量,因为当前世界形势已今非昔比,“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使各国利益互相渗透,相互依赖程度大大加强,一个国家要保证自己的海上生命线,只有通过“合作”,而不是传统的“单打独斗”,一个国家控制全部重要国际水道的 做法再也行不通了,“合作”甚至可能是中国的唯一的选择。这派学者还认为:中国发展海上力量很可能会刺激现存海上霸权国家,从而引火烧身,弄不好会重蹈德国追求海权最终导致两次大战失败的覆辙。
  第一种观点显然继承了马汉为代表的传统海权观,是建立在以往海权实践的历史经验之上的。第二种观点是建立在上世纪和本世纪之交出现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上的。对于第一种选择,我们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是否肯定不能颠覆传统海权战略的基础?对于第二种选择,必须回答另一个问题:以往的历史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肯定不会重复?这两个问题目前都没有答案,因此这两种海权战略的选择的依据需进一步推敲。


三、中国海权战略的选择依据和伦理基础

  中国未来海权战略选择的依据是什么呢?如果深入一步的话就会发现,以马汉为代表的传统海权观念是对古希腊、罗马时代到19世纪2000多年的海权实践史经验的总结,在一定时间和空间里具有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是特定时空内的文明性质、程度的派生物。进一步说,马汉的海权理论是“霍布斯法则”的派生物。
  17世纪英国伟大的政治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把没有权威制约的社会描述成“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这种状态下的社会遵循“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虽然人不能等于国家,但没有比国家更强大的权威制约下的国家关系,本质上也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我们把人类这段历史姑且称之为“霍布斯时代”,把“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姑且也称之为“霍布斯法则“,以便于我们的讨论。很明显,“霍布斯时代”产生的马汉海权理论具有客观必然性,“霍布斯法则”同马汉海权理论是一种因果关系,有着逻辑上的必然。
  因此,中国未来海权的战略选择,不能简单地以马汉为代表的传统海权理论为依据,而应以世界文明程度为依据。现在全部问题取决于我们对我们所处的时代、以及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世界文明程度的判断了!也就是要判断“霍布斯时代”是否已经结束?或正在结束?世界正在迈向康德所说的“永久和平时代”?或已经进入永久和平时代?
  从理论上推导,如果世界文明已经进入永久和平时代,或者退一步说,已经不可逆转地由“霍布斯时代”向“永久和平时代”转型,那么我们仍然坚持传统的传统海权观念,那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不合时宜的愚蠢之举;如果世界还没有摆脱“霍布斯法则”的支配,我们就以康德“永久和平时代”的原则来确立我们的海权战略,那就过犹不及,用理想来代替现实,这种超前同样是愚蠢的,那将使我们和我们的后代随时处于危险的困境中,甚至可能遭受灭顶之灾!
  我们现在处于怎样一个时代呢?考察冷战结束后的世界状况,科索沃战争、国际恐怖战争、阿富汗战争、美伊战争接踵而来。再看我们的周边环境,台湾统一问题,“台独”势力的嚣张、南沙群岛的纷争、钓鱼岛的领土纠葛,尤其日本一些在野党最近向政府建议,要用武力维护所谓的东海能源权益,还有最近《美日安保条约》明确了干涉台海局势的企图。这一切表明;在所有事关国家重大利益的纠纷中,当政治的、和平的手段用尽后,最后还得用武力来解决问题。当然我们不否认不乏和平妥协的例子,但“霍布斯法则”远没有退出历史舞台、“霍布斯时代”远没有结束、康德“永久和平时代”远没有到来,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只有当“霍布斯法则”退出历史舞台之日,才是传统的海权观念谢幕之时,既然今天和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个世界仍然受“霍布斯法则”支配,那么中国就不能无视历史上的经验和传统的海权观念,中国建立强大的海上力量不仅是现实和未来的要求,也是逻辑的要求。
  也许有人会指责:如果每一个国家都以“霍布斯时代”没有消失考虑自己的国防,那么所有国家都将掉进“安全困境”的恶性循环,人类何时才能摆脱“霍布斯法则”的噩运?何时进入“永久和平“的天堂?对此,我们的回答是:一、历史上有哪个国家是以牺牲未来国家安全、或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冒灭顶之灾的危险,来实践康德的永久和平的?二、我们这代人能够完成下几代人都难以完成的事吗?况且历史上任何性质的和平都是以武力作后盾的,没有武力作后盾的和平是不存在的。谁能设想康德的永久和平是没有武力作保障的?
  目前我们只能判定世界还没有走出“霍布斯时代”,但却不能断定世界是否已经不可逆转地向永久和平方向迈进,虽然我们希望是这样,但这个问题事实上是不确定的,那些不主张建立强大海军、认为“国际合作”才是保障海上生命线的唯一选择的观点,实际上存在着错误的预设前提:世界已不可逆转地向朝永久和平方向发展了。这是用“希望”代替“不确定性”,而中国海权的战略考虑不应建立在主观愿望性质的“希望”之上,而应该实事求是地建立在“不确定性”之上。
  基于世界未来不确定性,以及“霍布斯法则”还支配着这个世界,中国建立强大的海上力量是必要的选择。中国的海权战略选择应考虑能同时应付这两种可能性,既能应对“霍布斯时代”某些强国可能对我们“外向型经济”安全构成的威胁,又能应对在“永久和平时代”成为康德所说的“各民族的联盟”、“世界共和国”政府管辖下的世界海军之一部分,而在由“霍布斯时代”向“永久和平时代”的转型过程中,奉行和平发展原则的中国强大海上力量将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样,中国建立强大的海上力量就获得了坚实的伦理基础。
  论证到此,我们同样也得出了中国必须建立强大海上力量的结论,但这一结论不是建立在历史表层的经验上的,而是建立在对世界文明程度的考察之上。


四、关于建立强大海上力量的成本问题

  有一种观点认为:建设国家强大的海上力量耗费巨大,尤其和平时期,没有仗打,仅维护修理就花费很大,加之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军事技术、武器装备要随之不停地更换,国家财政不堪重负。这一观点非常危险,某种程度上是误国之言,起码是没有记住甲午战争留给我们的惨痛教训!大家知道,甲午战争的失败导致了我中华民族半个多世纪的混乱和落后,严重阻碍了我国现代化进程。这场战争的关键是制海权的争夺,甲午海战的失败固然有多种因素,这里仅就军事层面做些分析。
  马汉对两千多年海战史研究后认为:谁掌握了制海权,谁就能改变历史,制海权是通过海上决定性会战获得的,而海上决定性会战的胜利是由作战双方的火力强弱决定的。
  当时日本联合舰队的火力是北洋舰队的4~6倍,日本舰队摆出纵列队形,以侧舷火力交战,这种队形的特点是,以军舰最大受弹面积为代价,换取火力的最大发扬和侧舷火炮的最大射角。因火力强弱悬殊,北洋舰队不敢以纵列队形进行侧舷火力对抗,只能以“一字燕行阵”舰首对敌迎战,这一战斗队形特点是,放弃部分火力(尾炮)和减小侧舷火炮射角,换取军舰最小受弹面积。本来北洋舰队的火力已不强,为争取最小受弹面积又削弱部分火力,所以5艘军舰被打沉,日方一艘未沉,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事。
  附带说明一下,北洋舰队采取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糟糕的战斗队形。稍知海军常识的人都知道,两支舰队对抗时,最有利和最不利的交战队形可用英文字母“T”来表示,处于“T”一横位置最有利,可充分发挥首炮、尾炮和舷炮组成的一侧火力。处于“T”一竖位置最不利,因为除了首炮能充分发挥外,侧舷炮射角受到极大限制,还要放弃尾炮火力。由于日本联合舰队自始至终保持良好队形,对北洋舰队“环而击之”,致使舰对舰交火时,北洋舰队的舰只都处于“T”字一竖的最不利的位置上。但如果北洋舰队摆出和日军同样的纵列队形,以侧舷火力交战,那么在同样条件下,击中对方一炮,自己将被击中4~6炮,损失会更惨,可能被打沉的不止5艘军舰。所以,北洋舰队战斗队形的选择是当时条件下“最佳”选择。国内史学界长期流行的观点认为:丁汝昌指挥失误,错误的战斗队形导致了失败云云,都属不谙军事的外行话,不足为训。
  为什么日本联合舰队的火力超出北洋舰队4~6倍呢?因为日本海军战前实现了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装备了最新式的速射炮,大小口径共173门。北洋舰队成军后十年里几乎未添加什么舰炮,只有江南制造局仿制英国阿姆斯特朗兵工厂的12门速射炮,其余都是已经落伍的旧式慢速后膛炮。在甲午战争爆发前三年,北洋海军访问日本时,右翼总兵刘步蟾凭着职业军人的敏锐,发现北洋海军的战斗力远远不如日本海军,丁汝昌向李鸿章大声疾呼,海军添船换炮,更新装备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但朝野人士大都眼光短浅,认为海军耗费太大,翁同和主管的户部对海军方面的警告置若罔闻,决定海军装备停购两年。更有甚者,还挪用海军经费750万两银子修缮颐和园,为慈禧太后祝寿,而750万两银子可用来淘汰旧式中小口径火炮、添加最先进的速射炮280多门。姑且不论户部用于奢侈的“三海工程”上另外1000万两白银了。临战前,北洋舰队准备化32万辆银子购买12门速射炮,居然因无法凑到这笔款子而放弃。最令人痛心的是打沉北洋海军多艘军舰、包括邓世昌的“致远”号的日本主力舰“吉野”号,是英国阿姆斯特朗工厂生产的当时世界上速射火力最强、航速最快的巡洋舰,中国原先已打算买下,但因经费短缺作罢,后被日本买去,成为海战中我们的“克星”,以至邓世昌要同它同归于尽。
  甲午战争战败后,中国赔款2亿3千万两银子,后向英、法借债还赔款,连本带息共6亿两白银,尚不算割让台湾的代价。如果战前750万两银子不被挪用,换成280门速射炮,北洋舰队要比日本舰队多107门速射炮,如果将用于奢侈享乐的“三海工程”的1000万两银子购买军舰,则“吉野”号就是北洋舰队里的什么“远”号主力巡洋舰。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赢得那场海战的胜利,起码可分享制海权。马汉说过:战术火力强弱决定海上决定性会战的胜利、进而获得制海权。黄海大东沟海战结束后,当时世界各国大多军事专家一致认为:“这是一场速射火力战胜重炮火力的典型战例。”
  战前少投入750万两银子,战败后被迫付出6亿两,这就是甲午战争最重要的历史教训之一。仅钱款一项损失就是原来的80倍,还不算台湾的割让、后来国家陷于内乱外战的长期困境中的各种经济和非经济的损失。在建设中国未来国防和强大海上力量时,我们的眼光不要被“庞大”的经费所阻,重蹈历史覆辙!

 

五、对国内某些观点的澄清

  那种认为传统海权观念已经过时,全球化趋势下的国家海上生命线不能依靠“单打独斗”,只能依靠“国际合作”的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首先,“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出现并不意味着“霍布斯时代”很快会结束。其次,目前的国际重大事务如防止核扩散、中东和平、世界石油等问题上的合作是在超级霸权美国意志主导下的“合作”,并非是一种尊重每个国家、建立在民主基础的合作。中国海上生命线的安全保障若依赖“国际合作”,很大程度上是依赖美国。我们在台湾问题上已经受制于美国,而海上生命线再受制于美国,等于在台湾问题上,自动给美国送上一个大筹码,十分不利。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若发展强大的海上力量,会引起主要霸权国家的警觉,引火烧身,重蹈德国挑战英国的覆辙。这种观点也难以成立,我们不能因惧怕“引火烧身”而使自己在国防、制海权上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绝对不对称状况。一个国家发展自身所需的国防力量和海上力量,自然会同原有强国发生力量对比的变化,但认为这就是对自己的威胁,不准别人发展,这是强盗逻辑,是怀有叵测之心的反映,我们不能受制于强盗逻辑。另外,美国人也多次强调:随着经济力量的增长,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是很正常的,关键是怎样使用这种军事力量。可见有些人的担心不免杞人忧天、自缚手脚。附带说明一下,一战前的德国因俾斯麦下台,全面调整了外交政策,与英国在全球范围展开霸权争夺,因而蒂尔皮茨发展德国海军的计划才引起英国的恐慌。如果德国不同英国在世界范围内争夺霸权,仅仅是建立自卫性质的强大海军,英国未必把它看作头号对手。即使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尽管法国苦苦哀求,但英国迟迟不愿参战,直到德国因实施“史里芬计划”而破坏了比利时的中立,英国才根据条约参战。
  总之,我们不能因为害怕霸权国家的猜忌,而放弃建设强大海上力量的努力。我们也不应害怕所谓的“引火烧身”,使未来国家安全完全受制于外部条件而无能为力。建设强大的海上力量同中国一贯奉行和平发展原则并不矛盾,如同我们发展核武并非为了争夺核霸权一样,如果因此而引起霸权国家恐惧,甚至受到霸权国家“先发制人“的攻击,那么恰恰证明要在这样一个世界上生存,就一定要发展强大的海上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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