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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6卷4期(2004)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此科学非彼科学
——兼评一个惟科学主义的文本

陈蓉霞

 

摘要:本文通过论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对象和方法上的本质不同,得出结论,社会科学不能盲目搬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然而,鉴于这一作法绝不是个别现象,本文以一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为案例,强调肃清这种惟科学主义立场的重要性。
关键词: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 惟科学主义

 

  众所周知,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是近代科学的扛鼎之作,今天的读者也许会生出一丝疑惑,这样一部标准的科学著作,何以被冠之以哲学的名义?无独有偶,拉马克的名著《动物哲学》,情况也是如此,事实上它也是一部标准的生物学著作。显而易见,在19世纪之前,我们今天所谓的科学常常与自然哲学是同义的,这一历史考证可以表明,哲学曾经是多么的风光或是霸道,那时,科学仅是它的一个分支而已。“科学”获得今天的特定含义,是在1831年,其标志是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成立。[1]三十年风水轮流转,自19世纪以后,历史进入了科学独领风骚的年代,现在科学不仅不再需要用“哲学”来包装自己,相反,关于社会、人文的研究却纷纷被冠以科学的头衔,这就有了“社会科学”的出场。为了使社会科学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科学,在自然科学中所使用的方法、思路被原样照搬到社会科学之中,研究者以此而沾沾自喜。但质疑也接踵而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难道就是完全同构的科学?如果它们确实存在区别,那么,社会科学家这种东施效颦式的作法,将会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一书中对这种惟科学主义的评述可谓是入木三分。本文以哈耶克的观念为主线,试图强调这一结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此科学非彼科学,同时还就《自然辩证法通讯》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为例,来说明这种后果的具体体现。


一、 什么是自然科学?

  近代科学诞生于文艺复兴时期以后,它曾被传统的哲学思想所包围,为了在这样的气氛中脱颖而出,它首先必须与各种传统的作法划清界限。传统的观念在解释事物时,一种极为常见的作法就是引用“拟人论的”或“万物有灵论的”学说。为了解释或理解这个外在于自己的世界,各地的人们最初差不多都是参照自己的形象去比附外界事物,将自己的意图强加于自然,以此获得对自然的解释。在此意义上,在先人的心目中,从来都没有客观的自然。人自身的主观意图与外在自然总是相互缠绕,否则,自然将难以理解。看看各个民族都有的神话、传说就能明白这一点。
  有鉴于此,自然科学一开始就力图与这些成见划清界限,这就是说,它要摆脱拟人论的束缚,着眼于一种所谓的“客观事实”。这种事实不仅与人的主观意图无关,而且它还要剔除所有由感官所带来的印象,因为感官带来的常常是一种不可靠的反映,比如,一半浸在水里的筷子在我们的眼中,它经水面而变弯了;冰、水和水蒸汽就我们感官所见,完全是相异的东西;另一方面,人的感官无法分辨一氧化碳和氧气的不同,但前者对人却是致命的。在近代科学尚未出现之前,我们就是基于感官为我们提供的直接印象而与自然界打交道,这就是对常识的信任。现在科学却要远离常识而去。在摒弃主观意图甚至感官印象之后,科学要以一种新的分类方式来取而代之,这就是“用根据有意识地在事物类型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所做的新的分类,去代替我们的感官据以排列外部刺激物的‘第二’性质。”[2]简言之,就是在现象背后重建一种抽象的形式关系,这种形式关系滤掉了所有主观色彩,惟其如此,这才是被科学家认可的“客观事实”。相应于感官所直接得到的信息而言,客观事实的获取往往是间接的,这就是实验、观察仪器在科学研究中介入的意义。
  与此同时,近代科学还对传统的因果关系作了一番改造。在希腊哲学或是传统的解释中,在因才有果,这里的原因往往指的就是事物的本性,结果由原因自然而然地生出,故希腊哲学家关注对本性与非本性的区分。然而,对因果关系的这一理解被近代科学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因为这种对于本性的理解,说穿了,其实就是人对自身主观意图的一种类比,人是太理解自己的本性了。比如,我遭受了不白之冤,我才会委屈、愤怒,乃至有过激之举,这是人的行为的动机,而动机与本性难以区分。若是听凭这样的因果论伫留在科学之中,科学仍无法与主观解释划清界限。于是,条件代替了原因,当各种条件均得到满足时,结果自然出现,于是,“本性”这种有可能带来模糊、歧义的术语就不再需要。看看物理学对各种事件的说明,比如,当满足1个大气压、摄氏100度时,水即沸腾,这就是一种标准的科学命题的陈述方式。
  更有甚者,科学甚至还想避开“解释”这个术语,因为这个术语太容易让人联想到对于动机的揣摸,相形之下,“描述”就是一个更为中性的词,至此,科学已将“事实”提纯到不搀杂任何主观色彩。
  现在,科学事实,已被还原为对一组已设定的关系的描述,对此,惟一恰当的语言就是数学语言。因为数学中的“数”早已被剔除了所有主观色彩,它仅仅是对量的一种精确描述。在此意义上,数学几乎就是为近代科学量身定做的一件工具,难怪伽利略如此感慨地说,上帝创世所用的语言数学,其字母就是圆、三角等几何术语。还须指出的是,一个较为普遍的印象似乎是,正是量化的数学赋予自然科学以精确性。其实不然,自然科学的要害在于“打破我们的直观素材,用对没有属性而只有这些相互关系的要素的描述,来代替对具有感觉性质的要素的描述。”[3]数学恰好是这种描述方式的合适工具,数学的精确性只是其表现后果之一,而不是科学最初要追求的目标。
  这就带出了一个科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由感官所直接提供的常识曾是我们行为的可靠指导。但科学事实却常常与常识不相吻合,比如,红色与绿色在我们的视觉中是一对反差相当鲜明的颜色,但物理学告诉我们,红色和绿色之间,其波长的差别仅仅为150纳米,基本上是相似的,相反,我们所处的空间充满了身体发出的红外辐射和当地电台的调幅信号,虽然调幅信号的波长是红外辐射的10亿倍以上,我们对此却毫无感觉。同样,我们感觉不到匀速运动,品不出纯净水味道,闻不出洁净空气的气味,这并非是一些不需要解释的事实。不须再更多例子,我们就能明白,感官对自然界的反映是一种极度扭曲的结果,当然,这种扭曲与我们的生存状态密切相关。科学不仅要剔除这种由感官所带来的扭曲,而且,科学还有一种诀窍,那就是,在常识与抽象关系之间形成一套转换机制,它就好比是一组密码,使得常识与其背后的关系建立对应关系。借助于这套机制,科学不仅得以重新表述常识,而且科学向技术的转换也成为可能。对于大众来说,我们也许并不介意电磁波长与颜色之间的关系,但是,手机有信号,电视屏幕有图像,就足以让我们信服科学的魔力,因为科学已转换为我们生活中须夷不可少的技术。科学的成功或是魔力,不仅让芸芸众生折服,也让社会领域的研究者折服。这就是惟科学主义的由来,哈耶克称之为是对于“科学的方法和语言的奴性十足的模仿。”[4]


二、 什么是社会科学?

  现在我们来看社会科学。社会研究所面对的不再是物与物,而是人与人或人与物的关系。比如,道德科学,研究的是个人自觉的或经过反思的行为,这种个人行为构成社会研究中的“事实”。这种事实是否能够像自然科学中的事实一样客观化?稍作判断就可发现,行为是个人主动选择的结果(一个精神病人或神智不清者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就丧失了意义,它只能成为心理学家的研究对象)。主动的选择就无法避免意图的参预,就此而言,社会研究中的事实无法去除“拟人化”。比如,一个考古学家在野外某人类遗址处发现了一块石头,它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还是有价值的标本?考古学家显然会从这块石头有可能表现出的用途去推断,而这种用途必然与人的主观意图密切相关。
  由于意图的参预,这就决定了在社会研究中的因果关系不可能被完全还原为条件的满足,一个人可以因为饥饿而乞食,当然大丈夫也可以做到不食嗟来之食,这都是人出自于本性而作的选择,或导致的结果。
  正因为社会研究中的事实总是伴有意图的同时存在,作为研究者,他不仅能描述事实,更重要的是,他还能够理解事实背后的这种意图。“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将心比心”,这类民间的常用语,道出的恰恰是某种真谛。或者借用一句流行歌曲的歌词:如果你不曾心碎,又如何懂得我伤悲?这就是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还有一层不同,在前者,存在着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沟通、理解,这种理解的前提就在于“我们的研究对象具有与我们相似的思维结构”。[5]这是一个经验事实,这个世界若是没有与他人交流沟通的可能性,人类文化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但在后者,由于我们与自然界在构造上是完全不同质的,我们完全不能想象一个原子的运动轨迹何以如此,对此,我们只能进行就事论事式的描述。早在18世纪,意大利的人文学者维柯就已看穿了这一点,他指出,我们只能理解我们创造的东西,艺术、历史等由人所创造,所以,才谈得上对它们的理解;而自然界不是我们所创造,所以,无法理解,除了上帝。“我们证明几何,是因为我们创造了它;假如我们能证明自然命题,我们也应当能够创造它”。“我们不能根据其原因证明自然,因为构成自然的因素外在于我们”。[6]所以,对于社会研究来说,我们是内在于其中的,故可由部分推出整体;对于自然研究来说,我们是外在于其外的,故只能由整体深入部分,这就是还原的方法。
  那么,相似的思维由什么来保证呢?奥秘在于人类的感官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对外部刺激物作出反应(色盲是另一种情况,它恰恰表明感官特质的重要性)。用哈耶克的话来说,“是我们的感官使事物在我们看来相同或不同,而这种相同或不同并不存在于它们自身的相互关系中,而是存在于它们影响我们感官的过程中。”[7]可见正因为“人同此心”(同样的感官),才能推出“心同此理”。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经验事实,它表明,在理解的过程中,由感官所得到的信息是无法剔除的,相反,在自然科学中,这些信息恰恰是必须被过滤掉的。
  由此带来的后果是,由于自然科学中的事实过滤掉了所有被感官所提供的质感信息,它仅仅面对一组设定的抽象关系,故量化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卓越方法。然而,在社会科学中,事实必须经由感官来提供,由意图来理解,它就无须也无法还原为一组抽象的关系,于是,量化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方法,它有时还会带来可笑甚至拙劣的效果。
  在社会研究中,事实还有两重性。就研究者能够理解而不是单纯地描述而言,它具有主观性;然而,就这些事实独立于研究者而言,它又确实是客观的。比如,面对一个股市行情,就研究者能理解单个股民的心态而言,股民的行为具有主观性;但是,研究者无法去操纵一个股民的行为(股民听信于股评专家的分析,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此而言,这种行为是客观的。这一层次的客观性提示我们,每一个体都可自由地作出选择,整体就是由其中个体的自觉行为所形成。故哈耶克再三强调的就是,整体层面上的秩序不是经由事先设计,而是在过程中自发形成的。社会科学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存在这种自发形成的秩序。
  由于个人的行为离不开意图,所以,社会科学所面对的素材或“事实”也可看作是个体的某些想法或观念,方便起见,可以将这类个人观念称为一阶观念;社会科学研究的目标是要对这些一阶观念形成解释,由此得到的观念就是二阶观念。还有一个情况值得指出,民众往往有自发的对其行为的解释,以致构成一种集体意见,然而,它们恰恰是虚幻的,研究者若是将这些观念当作“事实”,就会陷入误区之中。这样的例子可说是不胜枚举。当与汽车产业有关的人士积极倡导普及轿车的好处时;当与婚检部门有关的人员强烈呼吁婚前体检的必要时,我们得学会察觉隐藏在这类观念背后真正的个人动机,而不是被这些流行观念所迷惑。哈耶克的深刻在于,他已洞察到,一个惟科学主义者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因为它特有的立场,它不敢把决定着个人行为的主观观念作为起点(这似乎有悖于科学事实的特征),于是,它常常将民众惯用的推测性观念,当做他们所熟悉的那类明确事实而加以接受。大错就此铸成。


三、 对一个惟科学主义文本的质疑

  这是一篇典型的惟科学主义文本,载于《自然辩证法通讯》(2003年第5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题目是“师生合作发表科技论文署名模式的研究与思考”(以下简称为“署名”),对于该文研究方法与思路的剖析,可以印证本文的观点和立论。
  “署名”从一种现象出发,即在我国,师生合作发表科技论文,普遍存在着“生前师后”的现象,即学生署名在前,老师署名在后,这一比例要占到总数的八成,这就是所谓的“二八开”规律。对此,作者郑重地指出,“这是一种实证研究,工作量很大,涉及博士生与硕士生两个层次的14953对师生关系,和师生合著的14125篇正式发表的科技论文。”够了,更多的数据不再引用。确实,“署名”绝大多数的篇幅都在陈列这些庞大的数据,制成规范的图表,再据此画出专业的曲线图,令数学技能不够过硬的读者望而生畏,乃至畏而生敬。
  惟科学主义所带来的一种严重后果就是,“这不但经常导致从现象中选出一些因为恰好能够计算但最不相关的因素进行研究,而且导致对一些根本没有意义的数值的计算和排列。”[8]哈耶克的这一严厉批评完全适合于“署名”一文,甚至还不够到位。因为该文所列出的数据及随后的计算非但没有意义,甚至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之上,因而逻辑混乱。作者之所以关注这种“二八开”规律,是因为据在国外攻读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反映,在国外,发表论文的第一作者往往是导师,因为经费往往来自于导师的科研项目。在一篇正规的学术论文中居然引用“道听途说”的事实,这实在让人匪夷所思。事实上,根本无须道听途说,只要在“Nature”、“Science”等正规学术刊物上浏览一下,就能发现一个约定俗成的作法,提供经费的导师,也就是通讯作者,其名字不少是放在最末一位的。
  由于作者引用了道听途说的意见,于是有了以下的疑问,为何在导师同样承担科研经费的情况下,中国的导师们却甘居位后?作者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抓住的线索,对此给出的解释是,首先,引用一位洋人的文献,这是出于“贵人断后”的习惯作法,洋人此说能够成立,因为在他们那儿,本就是贵人断后,但不清楚作者在分析我国的情况时引用这一说法有何意义,只能理解为盲目搬用西文文献,甚至不惜文不对题;接着作者又给出自己的分析,恐怕这还是文章的原创性所在,即这种现象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因为中国的导师们思想境界高,格外注重“提携后学”,要多为弟子铺路云云。不过,作者最后还是承认,这种分析仅仅是推测,原因乃是“没有大样本的问卷调查”,“没有国外的相关规律进行比较”。这听起来又是一个足够硬的理由,似乎只有让数据自己说话才是真学问,但放在这里,这恰恰是一个最荒唐的理由。
  不考虑“署名”一文因道听途说而导致的硬伤,该文的研究思路就是一种对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盲目搬用。就以事实为例,社会科学中的事实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有着可以沟通的思维模式,就此而言,作者为什么如此忌讳这么一条最简便的作法,立刻问一下研究对象的动机,岂不是水落石出,所有的错误都可避免?[9]正是出于惟科学主义的立场,“署名”的作者不愿意将这种带有个人意图的事实列为研究出发点,然而,不幸被哈耶克言中,他恰恰陷入另一个误区中,即被民众自发形成的观念所训导,表现为作者对此的猜测,亦即将原因归为传统文化的熏陶,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在社会科学领域,这样的立题方式,研究思路,绝不是个别现象。所以,本文愿意通过对“署名”一文的质疑和批驳,强调这一观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此科学非彼科学。因羡慕自然科学的成功而盲目照搬,只能结出类似无聊而荒唐的成果。这类工作,说穿了,就是皇帝的新衣——一个有判断力的研究者是绝不屑于盲目跟风的。


[1] 梅尔茨,《19世纪欧洲思想史》,周昌忠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9月,p79。
[2] 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2月,p12
[3] 同前,p15。
[4] 同前,p6。
[5] 同前,p21。
[6] 参见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10月,p133。
[7] 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p21。
[8] 同前,p48。
[9] 本文作者倒是立刻问了本人所在学校的一位有关研究者,得到的答复是:遵从国际惯例,我们尽可能将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后。但是,学校的职能部门却不与国际接轨,在评职称时只认第一作者,无奈之下,有时不得不作出妥协。本文不打算讨论这一问题,故只给出一个孤立的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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