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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论早期科学主义的理论渊源与嬗变

李 侠

 

摘 要:文章揭示了早期科学主义的理论渊源是实证主义,在实证主义从老到新的转变中,理论旨趣完成了从粗糙到精致的转化,科学主义的表现形式也相应地发生了嬗变,即从弱科学主义发展为强科学主义。
关键词:实证主义;科学主义;渊源,变迁。
中图分类号:B082 文献标识码A
当前关于科学主义的争论逐渐引起国内学界的普遍关注,由此引发了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对科学主义进行剖析,取得了一些有益的成果。但遗憾的是有关科学主义的基础性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清理,以至于许多争论仍处在一种语义模糊的状态。时至今日,关于科学主义是什么?它的理论渊源在哪里?都被论说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致使这场有益的学术争论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成果,基于这种考虑,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想梳理一下早期科学主义的理论渊源与科学主义表现形式发生的嬗变。

一 早期科学主义的理论渊源

  科学主义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思潮,诞生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它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即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第二阶段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至六十年代;第三阶段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今。分别对应科学主义思潮的早、中、晚期,那么科学主义思潮发展的早期与中期的理论渊源又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的梳理将直接影响对科学主义的界定。据笔者考察,科学主义的直接理论渊源是实证主义。可以说,是实证主义哲学观促成了科学主义思潮的流行。严格地讲,实证主义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的哲学流派,而科学主义却不是一种严格的哲学流派,它最多只能算一种泛化了的哲学观。之所以认为科学主义的理论渊源是实证主义,是因为实证主义的哲学观构成了后来的科学主义的基本内涵。众所周知,实证主义是由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创立并发展起来的,这以孔德的《实证哲学教程》(1843年)的出版为标志。正如哈勒指出的那样:“从某个特定的角度说,孔德所关心的是科学的世界观之建立,尤其是在社会理论即社会学领域,以便为社会变革和新的社会秩序提供根据。”[1]那么在孔德那里实证主义的宽泛的含义是什么呢?在孔德看来:“如果说一门科学成为实证的,只有当它完完全全建立在观察到的事实之上,其确实性已被普遍承认的时候,那么,同样无可否认的是:我们的知识的任何一个分支要成为科学,只有使用假说的手段,把一切作为其基础的事实结合起来,才能做到。”[2]由此可见孔德的实证主义的核心是观察和假说。而观察与假说正是十九世纪科学界普遍认可的方法,依靠这种方法,科学在十九世纪取得了巨大发展。正是由于自然科学的成功,极大地启发了孔德的哲学观点,同时也促成了早期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鉴于这种理解,孔德得出了著名的三段论,即人类社会都要经历三个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实证主义阶段。在他看来,当前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摆脱传统的形而上学哲学观,建立实证主义的哲学观,而要实现这个目的,首要的任务就是采用自然科学的成功方法。正是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观为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奠定了最初的理论资源的准备。但是,孔德的实证主义还是一种粗糙的哲学体系,对于科学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已经无法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实证主义也逐渐走向了精致化,这就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兴起的逻辑实证主义,正是这种更加精致化的哲学理论为科学主义的发展与扩散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


二 新老实证主义的区别以及相应科学主义的表现形式

  新老实证主义的区分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理论联系,作为一种理论流派,它们共同的理论目标就是要在哲学中排除形而上学。正是这个基本点维持了新老实证主义的理论联系。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两种实证主义还是具有很大区别的。除了表面上的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两者之间为了达到共同目的采用的手段是有明显区别的,也许这才是两种实证主义的根本区别所在。新实证主义的崛起得力于两个巨大的理论支持,正如哈勒所说:“关于逻辑经验主义的本质特征的最好的勾画是这样的:它企图将新经验论与两种在本世纪居主导地位的、从哲学上说具有重要意义的运动统而为一。其一为由弗雷格和罗素所最终创建的新逻辑以及由它所促进的逻辑分析;其二为由彭加勒和杜恒所创建的反先验论的法国约定论。”[1]从这里可以看出新实证主义所具有的崭新的特点,而这些都是以孔德为代表的老实证主义所不具备的。其实,在从老实证主义到新实证主义的转变中,最大的变化就是逻辑的运用。说到逻辑不能不提到弗雷格(G.Frege,1848-1925),正是他在1879年发表了《概念文字:一种模仿数学语言构造的纯思维的形式语言》一书,由此奠定了现代逻辑的开始。沿着这个理论进路可以看到后来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工作所受到的影响和启发,而维特根斯坦的成名作《逻辑哲学论》则直接影响了以石里克为代表的逻辑经验主义(即新实证主义)的理论旨趣。那么,弗雷格为什么要构造这种形式语言呢?他本人对此有过明确的表示:“当我致力于满足这种最严格的要求时,我发现语言的不完善是一种障碍,在现有各种最笨拙的表达中,都能出现这种不完善性,关系越是复杂,就越不能达到我的目的所要求的精确性。概念文字的思想就是由这种需要产生出来的。”[3]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实证主义实现由老到新的实质性转变有了可靠的工具,正如克拉夫特(V.Kraft,1900-1975)指出的那样:“由于采用了符号,于是就找到了一种表示方法,这种方法能以数学的精确性来构写概念、命题及支配命题联结的规则。这样一来就有可能以不涉及内容的纯粹形式的方式来进行概念与命题的演算了。”[4]而彻底完成这个转变的第二个工具就是兴起于法国的约定论,大体上说来,正是由于定义的约定特性,才保证了我们的逻辑推理的前提。将先天性之消解看作是和经验规律一样的东西,它们都是规定。为什么这样规定呢?彭加勒认为:“规定之选择取决于各种各样的条件,它们与有用性、舒适性、明了性或简单性有关,但与真理性毫无关系。”[1]正是在这两个条件的基础上,新实证主义的快速发展也就是必然的。
  代表新实证主义的扛鼎之作是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1928年),只要我们对他的宏伟目标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就可以发现这种科学主义的宏大抱负。他的基本思路是这样的,在唯我主义的基础上,首先构造的是知觉的世界,它解决了当下物理世界的时空次序;接下来的较高层次是他人的意识,通过这种构造,来表达类的共同性,即经验的共同性,在这个基础上判断就有了可能;最后一个更高层次的构造是指涉社会或文化现象的。这样卡尔纳普就完成了对世界的构造,并且可以清晰地表达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这种新实证主义代表了科学主义发展的最高理想,但是,现在看来,这种构造硬伤颇多,可以说从诞生时起就存在无法克服的困难,如从我的经验推出的物理对象的陈述,如何能够达到对他人经验的把握,对他人经验的判断必须从他人的行为来推断,更何况这种推断并没有十分把握的基础,等等。由此,科学主义由兴起之初的弱科学主义演变成强科学主义。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看以孔德为代表的老实证主义的理论旨趣,其实,他在理论上并没有太多的建树,需要提及的是孔德开创了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大胆移植的先河,由此也引发了一场革命。正如法国学者昂惹勒·克勒默-马里埃蒂指出的:“奥古斯特·孔德首创其始,使哲学放弃传统的认识学说,转而采取科学的学说。这样的一弃一取蕴涵着崭新的态度,这是很容易相信的。”[2]但是,在这里孔德面临一个巨大的困难,那就是如何把不同的研究对象归约为一种方法统摄的问题,毕竟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学科,巨大的不同体现在研究对象的差异上。为了克服这个困难,孔德在悟性静力学中提出了三个原则:“其一,人完全从属于世界,排除了康德所谓的超验的存在;其二,觉知先于复现,外在形象先于内在形象;其三,使觉知得以具有正常性的规则。”[2]通过这三条原则,人类社会就完全被客体化了,因而和自然界一样是可以通过观察和假设进行研究的,所谓个体之间的区别也由于人具有觉知的正常性,也可以客观化了,这样就扫清了自然科学方法向人文社会科学渗透的所有障碍。但是,详细分析不难看出,孔德的构想和论证过于简单和粗糙,许多学理上的难题孔德并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正如经济学家哈耶克指出的那样:“既然他无法否认存在着社会结构,他只好认为它们是既定的经验事实。其实,他甚至主张社会整体同它的构成因素相比,无疑能得到更好的认识,也更易于直接观察,因此社会理论必须以我们直接理解的整体的知识作为起点。”[5]从这种直觉中理解的关于社会与文明的抽象概念入手,然后以演绎的方式,得出有关客体结构的认识,在今天看来已经是不可靠的了,因而老实证主义没有太多的理论建树也就是必然的。以这种哲学观为基础的科学主义只能是一种弱科学主义,如果我们看看这个时期科学主义的代表人物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就能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是,客观地讲,孔德的眼光是非常敏锐的,他预见到了一个时代的来临,也发现了传统哲学存在的问题,并就此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些贡献是不能抹杀的,他至少为后来的逻辑经验主义的发展指明了一个方向。


三 早期科学主义表现形式的嬗变的意义与影响

  通过上面的梳理,不难发现正是新老实证主义的哲学观促成了现代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与发展,由于实证主义的发展经历了由粗糙到精致的转变,相应地科学主义的表现形式也经历了由弱科学主义到强科学主义的转变。在科学主义演变的整个谱系中,由于中、前期的理论基础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因而这时的科学主义的表现形式仍然以科学方法论万能为主要理论旨趣,唯一的不同体现在早期和中期的理论构造上的差别。前期在孔德那里并没有很系统的理论体系,只是一种大胆的构想,而中期则借助于现代的逻辑方法和约定论的定义预设,使科学主义的理论基础更加完备。由于科学主义内涵的这种转变,导致科学主义从弱到强的转型。如果我们把这个事件放在人类思想史中考察,不难发现,实证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出现与发展,反映了两个问题:其一,体现了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文化开始了整体转向,从人文文化向科学文化的转变;其二,早期实证主义的倡导者大多具有科学背景,而把科学主义思潮推想推向社会的却是广大的人文学者,响应者则是市民社会的公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从社会发展进程来说,此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完成了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一个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已经来临。这一方面说明了传统哲学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了,无法给人们提供一种精神上的支持,以及社会前进的思想动力了,需要一种新的哲学观来填补这个空白;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技术化时代,人们更倾向于对世界的筹划和算计。在这个文化的剧烈转型时期,当时的许多哲学家已经看到了此间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这集中体现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在学理层面上,哲学家胡塞尔认为,实证主义并不能为人类的知识提供一种确定的基础,因而只有用现象学的方法,通过现象学还原、本质直观等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在他看来,“从历史上看,我们时代的实证主义的科学概念是一个残缺不全的概念。实证主义丢掉了一切人们在时宽时狭的形而上学概念中所考虑的问题,其中包括一切被不清楚地称之为‘最高的和最终的问题’。我们通过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些问题以及一切被排除在外的问题,有着不可分割的统一性。”[6]可以说排除了形而上学,科学也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同时抛弃这种普遍的哲学的理念必然导致欧洲人性的危机,因为欧洲的人性就是以追求这种理想为目标的,然而实证主义的流行,使这个目标丢失了,而挽救这种状况的途径就是通过现象学的方法,恢复哲学传统的荣耀。在思想文化层面,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实行这种实证主义的路线将导致文化多元性的丧失和单向度社会的出现;在实践层面,哈耶克认为执行这种实证主义的哲学观将导致极权社会的出现,最终导致人类通往奴役之路,可以说这些思想家的观点是深刻的,他们看出了科学主义思潮内在存在的危机与局限。
  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文化景观,它的支持者已经不限于自然科学工作者,而是更多地走向了普遍化,许多人文学者也积极地加入到这个行列,如果说早期的科学主义还具有一些积极意义的话,那么现在的科学主义的理念已经走得太远了。从人类思想史的角度说,十九世纪中期科学主义的兴起,向僵化的传统哲学发起了挑战,它无形中促进了哲学的现代转向,为近代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强大的外部推动力量。然而现在的科学主义则是要彻底地终结传统哲学,以科学的方式彻底改变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新、老实证主义在科学主义的表现形式上就是由应该到必须的转变,这样,哲学存在的合法性就面临着危机。按孔德的话说就是:“直接运用这种既是科学的又是逻辑的百科性理论最终将引导我们准确地规定专门教育的性质和目标。我们今天在适度普遍推广实证科学方面所应追求的,首先是精神的、然后是社会的效果;这种重要效果必然取决于严格遵循序列规律。为了对个人迅速传授或是为了对集体长时间的传授,实证精神都必须从最初的数学状态逐步过渡到最终的社会学状态,先后通过中间四个阶梯:数学的、天文学的、物理学的、生物学的。随着本身领域的扩大,实证精神也发展着自己的模式。”[7]从这段论述中,可以发现在老实证主义那里,用科学主义改变世界和认识世界还处于应该的阶段,它武断地企图用自然科学的规范来约束其他的人文社会科学,这只能是一种目标或理想而已,而到了新实证主义那里,则变成了一种具体的实践。比如纽拉特的统一科学运动就是一个明确的科学主义的行动。对此,纽拉特充满信心地指出:“这一小组(维也纳小组)中的所有代表人物都认为,没有任何哲学能与科学相提并论,因为科学原理具有自己的特殊陈述;全部有意义的陈述都包含在各门科学之中。当各门科学都进入统一科学之中时,他们之中的工作如同先前各门科学分别独立存在时一样是相同的。”[8]正是由于逻辑经验主义的具体实施,传统哲学受到了致命的攻击,许多哲学家所谓的哲学的终结也正源于此。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思潮迅速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理论基础,极大地影响了这些学科内在规定和范式的转变,当今欧美的分析哲学仍占主流地位就是最好的明证。但是实证主义的兴起不能也无法替代传统哲学的功能,这主要体现在哲学的认识论研究中,因此认识论与实证主义的矛盾是它自身无法解决的。因为认识论不能直接由知识学来代替。对此,哈贝马斯深刻地指出:“实证主义为了知识学而否认认识论,因为它只用科学的实际成就来衡量认识。在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的前提下,如果我们只有通过科学本身才能获得科学的客观领域的信息,那么,要素说怎能在一切科学之前就陈述科学的客观领域呢?要素说只有采用事实的本体论方法,才能对科学做唯科学论的论证,而唯科学论的论证把本体论的任何形式作为荒谬的东西加以排除。”[9]从作为科学主义理论基础的实证主义的嬗变上,我们已经可以发现它自身存在的巨大问题,它在人类文化领域造成的最明显的表现是:其一,它剥夺了人文社会科学在社会整合中作用,加剧了现代社会失范现象的发生;其二,实证主义在与传统哲学的对立中,也暴露了自身存在的问题,无形中加深了人们对实证主义本身的反思与重建,比如作为新实证主义重镇的美国,把本土的实用主义与逻辑经验主义进行了更为严密的有机整合,为新实证主义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再者,科学主义在从弱到强的转变中,也培养了它的对立面,同时也让人们对科学主义的本质有了更深的了解,如奎因指出: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即分析与综合的区别,以及还原论的要求都是没有根据的,作为解决办法,他提出了“我否定这样一条分界线因而赞成一种更彻底的实用主义。”[10]这样就为科学主义从科学方法论万能这种形式向其他形式的科学主义的转变提供了契机和切入点,使科学主义内涵向更高的阶段转变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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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奥托·纽拉特.社会科学基础[M].杨富斌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98.
(9)[13]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M].郭官义、李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86.
(10)[14]威拉德·奎因.从逻辑的观点看[M].江天骥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43.


Study on origin and change of theory of early scientism
Li-xia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 200433 China)
Abstract:The paper reveals that positivism is the origin of early scientism. From old positivism to neo-positivism, the interest of theory had changed from crude into delicate. The type of scientism has developed from weak to strong scientism.
Keywords:positivism;scientism;origin,change。

 

 

20050519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