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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5年5月13日《半岛新生活》周刊


SHC频道编者按:
  “时尚”读物总要不停地努力挖掘“资源”,拿学者开涮,就是这种努力的方法之一。因此有人建议江晓原不要接受这种采访。但是连战甚至愿意接受“康熙来了”的采访,回答自己穿什么牌子的内裤,相比之下,《半岛新生活》就正经多了。加之江晓原童心尚在,很想试试被人开涮的感觉如何,于是接受了采访。

 

江晓原:一个活色生香的学者

 

《半岛新生活》例行【新简答题】:

Q:江晓原是谁?
A:曾经的学者,现在游走于学者与文人的交界上。

Q:你心理年龄多大?
A:按照我的研究生开玩笑让我做的一种网上心理测试,我记得是29岁。事实上,我觉得在心理年龄上,我有些方面比同龄人老很多,而另一些方面又比同龄人小很多,好像不太正常。

Q:你有什么特别强烈的兴趣、爱好?
A:曾经是象棋,后来是羽毛球,现在是收集DVD影碟。这三件事情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准。

Q:迄今,你最骄傲的是什么?
A:有两件事情。正经的那件是:在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了中国的第一个科学史系(1999);业余的那件是:当年在南京大学,作为校象棋队的成员,4年中对外比赛保持不败纪录(1978~1982)。

Q:你有成就感吗?
A:有时候有一点点,大部分时间里好像没有。

Q:现在有什么遗憾或者愿望?
A:希望有更多自己支配的时间。

Q:现在是否心存忧虑?
A:知足常乐,没有什么忧虑。

Q:你与上海是什么关系?
A:我在上海出生,在上海度过了少年时代,如今又在这里工作和生活。这个城市曾经让我如此失望--17年前,我曾经决定定居北京,只是后来一念之差,回到了上海。但是今天的上海已经让我非常喜欢。

Q:最欣赏的人是谁?
A: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

Q:康德的墓碑上刻了两句话,一句是“头上是神秘的星空,心中是道德法律”。如果你给自己写墓志铭,会写什么呢?
A:“他一直希望自己是一只愉快的老猫”。


【引言】 
    当我冒昧地请江晓原给自己写墓志铭时,他不仅毫不介意,甚至颇为浪漫地写道:“他一直希望自己是一只愉快的老猫”。
  作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科学史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50岁的江晓原最“正经”的身份是研究科学史的学者--但他同时“不务正业”地在性学史上颇有建树,立论出书,他还是中国性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并任上海市性教育协会副会长;此外他还擅象棋、羽毛球,家里有一个移动式图书馆,现在又痴迷科幻电影并收集DVD影碟,而他最欣赏的人竟是电影导演斯皮尔伯格--据说是欣赏他从小就“不务正业”(比如11岁拍了一部3分钟的电影,23岁从大学退学与环球影业公司签了7年的导演合同……)。
  江晓原震动了我们对“学者”的既定印象,当把他与形形色色的趣味、风格化联系起来,便犹如看到了一个“活色生香”的学者。他是一个“另类”的个案,而这个个案的形成,应是源于他由着性子来的浪漫--“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不是叛逆性格,但我喜欢做与众不同的事。”
  性格决定命运,而对于一个“与众不同”的学者在商业社会里的“得志”(世俗意义上),他还用另一个词语进行了补充解释--运气。江晓原笑说:“一个科学史学者讨论‘运气’,似乎不是一件‘科学’的事。”不过,这个词语的确能够表达我们无法解释的玄妙。
 

【what】一边是坚硬的天文学史,一边是柔软的性学史
  曾经有人问江晓原:你知道吗,有个研究性学的,也叫江晓原!
  的确,一边是坚硬的天文学史,一边是柔软的性学史,多数人认为两者统一到同一人身上匪夷所思。但江晓原认为很简单:“因为我好古成癖。”
 
  新:据说你读天文学史专业的研究生时就开始了对性学史的研究,这两者对你来说一定有一致性吧?
  江:天文学史是一种坚硬的工具,而性学则是柔软的,于是有人认为同时通晓两者不可思议,而表现在我身上,两者是有共通之处的:我好古成癖,喜欢阅读大量的文献资料,对古代典籍比较熟悉。
  事实上,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出版的第一本书,都是性学史的,那时有位师叔说我不务正业,我就很调皮地故意找寻天文学和性学之间的关系,写了一篇文章,而且专门挑了本他能看到的刊物去发表。其实古人心目中两者的确有关系,比如皇帝在后宫搞了太多女人,民间收成就不好了之类的说法。
  新:两者谁是主业谁是业余爱好?
  江:天文学史、科学史是我的“正业”,我一切的学术资格都靠它得来,投放的精力自然也多。但个人兴趣更偏向于性学史,这是人之常情嘛。
  我研究性学史尽管得到了承认,也发表一本正经的论文,也出书,但我没把它当专业,而是始终以“票友”的身份,当作个人兴趣来做。

  新:我看了你的一些科学史论文,还看了《性张力下的中国人》这本书,发现行文非常风格化,人文色彩浓厚,读起来很有趣味,并不艰涩难懂,你想象中的读者是哪一个群体呢?这究竟是科普作品还是论文?
  江:我是主张学者进行“跨文本写作”的--我这几年一直在给研究生开这门课--就是既写学术文本,也写大众阅读文本。我的大部分大众阅读文本的假想读者群是这样的:受过高等教育,对历史有一定的修养和兴趣。
  我觉得,界定普及还是学术只是形式主义,有时我们说这篇文章是学术论文,只是因为它符合学术论文的格式。
 
  新:我查资料时得知:科学史是跨越科学和历史两大领域的交叉学科。你最近具体在做哪些内容呢?
  江:我现在的兴趣主要是科学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分别是科学与人文的冲突、后现代理论与科学的关系、科幻作品--越往后越不“科学”、越“文学和幻想”了,是不是?呵呵。
  我刚给一本加拿大的科幻小说《羚羊与秧鸡》写了序,还在指导一个影迷研究生做科幻电影的论文。我觉得现在不少中年学者还没染上看影碟的嗜好,还不知道电影的巨大影响。而你们这个年龄就知道吧?
  新:是的,我身边有非常多“电影青年”,他们很痴迷。

  新:在此引用你论文中的一个句式:“所以这个报告它既不是一个宣扬星占学的报告,也不是一个对星占学进行批判讨伐的报告,而是尽可能进行一个客观的分析。”类似的句式你用的很多,这是否说明你没有鲜明的是非感,或是太过超然呢?
  江:我认为有些事情没必要置入是非之中,因为有些事情本身就是不明确、没法判断的。比如你与男友口味不同,他吃辣你不吃,辣构成是非吗?
  尤其对于历史,我有个观点:不需要把古人放到今人的是非中。 

  新:我看过刘达临的《中国情色文化史》,他是中国性博物馆的创建人,但作为性学家,我觉得他并不像你那样具有自己的观点,而主要是资料的整理。你怎么看?
  江:是这样的,其实生活中刘也是一个有点乏味的人,给人不苟言笑的印象。一个人的性格与他做的事情关系密切。

  新:记得你说过女儿的性观念不如你开放,你怎么看待现在年轻人的性观念?
  江:我是在历史研究中形成我的性观念的,而我不明白,现在的年轻人是通过什么途径形成的性观念?
  孩子们不讲,家长和老师就不了解。我女儿跟我关系融洽,愿意跟我讲,但即便如此,我还是不能把握她究竟是通过什么渠道形成自己性观念的。
  对于现在年轻人的性开放,我持宽容、多元的态度,比如年轻人做一些事情,我不会去做,但也不反感,不抨击他们。
  性方面,现在国内的大环境是在进步的。但关于开放的速度,我反对人为地促进或阻碍,让事情自然而然地往前发展就好。


【why】我不是叛逆性格,但喜欢做与众不同的事
  在我们这个科学和人文分离得越来越远的时代,具备学者和文人双重身份和气质的江晓原是一个“另类”的个案。他总结自己说:“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不是叛逆性格,但我喜欢做与众不同的事。”他按着浪漫方案由着性子来,竟也处处好风景。
  我们不是学术期刊,也不是书评播报,作为人物访谈,我们在此探究的是他的来龙去脉--江晓原是如何成为江晓原的。
  除了性格,他亦说:到现在为止我一直是幸运的。运气是件很玄的事情。

  新:你的性格一直追求“与众不同”,可以列举几项具体的事例吗?
  江:一是考大学的时候。一般人这时候都要认真思考、请教咨询知情人,我则是完全一人作主,而且当时的逻辑简直是荒谬的:我那时觉得文学、历史自学容易,数理自学则很困难,于是我就决定考数理,那样就有老师教了--极少有人依据这种逻辑做决定。 
  二是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偶然发现研究所为每个研究者建有学术档案,都有卷宗,于是我就泡在里边,把与天文学史有关的都看了个遍。我很想搞清楚他们是怎么写出那些论文来的,这个欲望最后也未满足,但我发现了他们从年轻到成名的路径,我企图通过这个举动来清晰自己的道路和历程--似乎也极少有人这样去做。
  还有,我考大学之前在工厂里做电工,做得如鱼得水,上调工资、提拔干部皆有份,但两三年后我开始感到腻味,心底明白自己终究会离开。有次我跟我带的徒弟说了这种朦胧的感觉,他就对人说:我师傅有野心。的确,文革那时很少有人这么想,大家一般会认为自己终生在一个工作位置上。
  
  新:这种性格具体怎么描述呢?你肯定有所自我审视吧?
  江:小时候我一直不是好孩子,中学时也不是好学生,打架、旷课。但我学习成绩却很好,于是反而增加了师长的愤怒--因为我是一个反例。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不是叛逆性格,但我喜欢做与众不同的事;看到别人弄出与众不同的事,我也会欣赏,并尽自己的能力去宽容和帮助。
  其实我的性格有点浪漫,都是由着性子来。但庆幸的是每个重大决定都算运气,一直到现在走得都还不错。
 
  新:我的确也认为你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作为一个“另类”,竟然一直走的很顺利。
  江:到现在为止我一直是幸运的。年轻时选择对世俗因素考虑很少,由着性子来,现在看来每次都很运气,比如早早就得到了知识分子想要的名利。不过幸运是不可靠的,有点“玄”,不“科学”,呵呵。以后不知是否还能保持幸运,呵呵。


【how】有一个有钱的朋友比有一个要饭的朋友好
  江晓原也曾经不“幸运”,上世纪80年代,“脑体倒挂”曾导致他近十年的清贫,而他说:“那时看到朋友发财,并不难过,因为有一个有钱的朋友比有一个要饭的朋友好。”无贪欲、期望值低,使他感到得到的总是比希望的多--这无疑是一件无形的法宝,专赐予人快乐。
  
  新:你对凡事自我期待值低,是后天的习惯还是先天的性格?
  江:少年时,老师给我写品德评语,别的都是好的,但有一项缺点一直有:骄傲。在工厂时人缘很好,但仍被认为骄傲。以前骄傲绝对是贬义,对于这个缺点,我努力掩饰,却还是被看出来。我好奇地询问原因,被指出某些场合哪些表现,一想,果然是不自觉地表现出了骄傲。
  一直到现在,朋友、同事们仍认为我骄傲,看来这真是一种毛病了。但我因此养成了习惯:尽可能地谦虚,自我评价总是比别人低,自我期待低,于是结果就总超出预料。

  新:你兴趣广泛并且颇有建树,可否称你是一个“玩家”?
  江:不太接受这个称呼。这个词语显得很不认真,而我写文章还是很认真的。在心态上,大的层面我有时会有游戏人间的味道,但是具体操作上又会很认真。这种做事方式要追寻到我的少年时代:当电工时,靠技术吃饭,讲职业荣誉,对技术水准是很重视的。于是现在即使“不务正业”地搞点什么,也总要弄像样,即使最初是瞎玩,但也努力玩得像样一点。


【为人师者】
  新:现代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距离越来越遥远,你作为一个例外的研究生导师,觉得年轻人里还会出现“江晓原”吗?
  江:我是当时的环境造就的,那时看书不像现在被应试教育束缚着。现在正常的教育模式并不鼓励我这样的“歪门邪道”,没法重现当年那种情形了。
  现在的年轻人想文理兼通太难了,在这个商业社会里,他们不得不怀着功利的目标。为了获得工作、升职、成家,他们必须采取理性方案而不是浪漫方案。现有体制内,或许只有经济条件非常好、毫无经济压力的的富家子弟才有可能专心研习文理吧。
  我现在是有计划地文理培养,文理科生皆收,文科出身的给予数理课程,理工科出身的给予人文色彩浓的课程。
  其实江晓原也没啥好,我不会把“再出现一个江晓原”当作培养学生的目标,但我相信他们当中会出现与众不同的人物的。
  
  新:你曾说最喜欢金庸的武侠小说,并写过短篇科幻小说《公元2050年:令狐冲教授平凡的一天》,表达了对亦文亦学的悠然自得生活的向往,听说即使在面试博士生时,你也会问金庸的小说情节?
  江:确实问过。做研究细化是应该的,但读研期间,应该多读与论文无关的书,而不是像现在大部分学生那样匆匆忙忙地做论文、找工作。我在北京中科院读书的时候,几乎天天上午去图书馆读书,我深谙其中的好处。我想让学生也有闲一些,希望他们阅读面、知识面宽,这样即使平时成绩不见得好,但将来能做出东西来。
  做学问的人如果能“游手好闲”,就达到理想状态了。学问是有闲工夫才能养成的,急于求成做出的往往是学术泡沫。
 

【人物profile】
  江晓原,1955年生。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导师,科学史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上海性教育协会副会长。
  “文革”中失去上高中的权利,初中毕业后在纺织厂当了六年电工。自幼好古成癖,特别迷恋于古代历史和中国古典文学。恢复高考后以第一志愿考入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1982年毕业后又考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读了六年科学史研究生,1988年成为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专业的博士。自此一直在文科和理科的交界处行走。 
  曾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工作15年,1994年中国科学院特批晋升研究员,次年成为博士导师。长期领导着国内唯一的天文学史研究组。1999年春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出任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之首任系主任。2003年6月出任人文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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