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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

 

人类学对技术的研究与技术概念的拓展

刘 兵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北京 100084)

 

[摘 要] 目前较为流行的技术概念主要是基于在西方工业化过程形成的技术模式来定义的。随着一些对技术的人类学研究的出现,对技术概念的拓展成为可能,这种拓展对技术哲学、技术史和技术社会学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 技术;人类学 ;技术哲学;技术史
[作者简介] 刘兵(1958-),辽宁海城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科学史、科学史理论和科学文化传播研究。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 技术的概念

  无论是对于技术哲学的研究,还是对于技术史的研究,技术的概念都是一个最为重要的研究前提。基于不同的技术概念,就会有不同的研究对象选择,也会对所研究的对象带来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当然,技术哲学本身也要研究技术的概念问题,这本是其内在的最本质、最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
  类似地,科学的概念自然既是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也是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的前提。不过,与技术相比,科学的定义要更为复杂得多,以致于至今在科学哲学中,关于科学的划界问题仍是一个充满了争议的论题。相形之下,技术的概念,或者说对于技术的定义、对于技术的本质等问题,在通常的讨论和作为研究前提时,就要清楚得多,也简单得多。这里,先以在两份美国的教育标准中对技术的理解为例来做说明。不过,对于这个说明还需要说明的是,这两份教育标准都是属于基础教育范畴的,面向的是普通公众,而基础教育内容的一个特点,是尽量反映学界较无争议的观点,因此,它们应该说是大致代表着目前美国学术界对于技术概念的理解的最无争议的标准版本。
  在《美国国家技术教育标准》中,关于技术,是这样定义的:

  “‘技术’,这个词包含有很多种意义和内涵。它可以指人类发明的产品和人工制品----盒式磁带录像机是一项技术,杀虫剂也是一项技术。它可以表示创造这种产品所需的知识体系。它还可以表示技术知识的产生过程以及技术产品的开发过程。有时,人们非常广义地使用技术这个词,表示的是包括产品、知识、人员、组织、规章制度和社会结构在内的整个系统,比如,谈到电力技术或因特网技术时便是这种广义的含义。”[1]

  而在另一份重要的科学教育改革文献,即美国的2061计划的核心文献《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中,也是强调科学与技术的差别,并将技术的本质描述为:
 
  “总的来看,技术是发展人类文明的强大动力,特别是技术与科学的紧密联系。技术与语言、宗教、社会准则、商业和艺术一样,是人类文化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它还塑造和反映了这个系统的价值。在当今世界,技术变成了一项复杂的社会事业,不仅包括研究、设计和技巧,还涉及财政、制造、管理、劳动力、营销和维修。”[2]

  像这样的技术定义,虽然是出现在普及性的著作里,但它与我们通常在许多技术哲学和技术史研究中所用的概念,差别并不是很大。不过,在继续深入进行研究时,我们也会发现,这样的定义其实还是有些过于狭窄,因为在它背后所隐含的,是一种以西方近代技术的发展为模本的对技术的认识,即由近代科学革命带来了近代科学的诞生,而将近代科学的一些知识诉诸应用,则带来了近代的工业革命,或者说产业革命。在这样的发展链条中,逐渐明确了一种实际上只是近代技术的样式。但如果我们把技术按其更原本的含义理解为一种技艺,一种人对自然的变革,一种对人工制品的制造及其联带的种种文化的话,这样的人类活动则远在近代技术产生之前就早已随着人类各种文明的发展而出现了,只是当时并无像现在这样的技术的明确概念。不过,在我们只是基于近代技术的概念框架来历史中追溯更早的“技术”发明和发展时,却只能“发现”一些与这种技术概念框架相符或相似的东西,而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与此框架不符而被忽略和丢掉的东西要更多。
  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注意到,近些年来,随着人类学研究从原来只是面像那些原初社会,到被应用于近代、当代主流社会人类不同群体的活动,以及被应用于广泛的历史研究,或远或近地与我们今天通常所理解的技术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时,这些研究中的某些成果实际上已经为技术概念的拓展做好了相当的准备。


二 技术人类学

  关于人类学与历史的关系,也早已有了不少的讨论。正如国内一位人类学家所说的:“人类学是什么样的历史学?或者说,什么样的历史学是人类学?广泛地说,参照并同时超脱结构人类学的‘野性思维’,却能带着‘冷逻辑’来思考‘热历史’,志在‘解放’‘热历史’在它的‘垃圾箱’中‘关押的’、本来可以解释这种历史本身的‘被忽略的历史’的历史学,即人类学。”[3]
  其实,更早一些,人类学大家的工作就与对技术的广义理解有关了。早在1936年,法国人类学家毛斯(Marcel Mauss)就在其“身体技术的概念”一文中提出,对于一些人类的行为,只需要认为它是与传统的技术行为和传统的礼仪行为的区分有关的,所有这些行为就都是些技术,也即身体的技术。他这样说:“我们犯了一个根本的错误,而且我在许多年中也是如此,即认为只要有一种工具就会有一种技术。我们应该回到一些古代概念上去、回到柏拉图有关技术的观点上去,因为柏拉图谈过一种音乐技术、特别是一种舞蹈技术,而且我们还应该延伸这一概念。”“我称一种有效的传统行为是技术(而且,你们看到在此,它不同于巫术的、宗教的、象征的行为)。它必须是传统的与有效的。如果没有传统,那么就不会有技术与传播。正因为如此,人首先区别于动物:通过传播他的各种技术,而且极可能是通过对它们的口头传播。”[4]
  更近一些,我们还可以注意到人类家普法芬伯格(Bryan Pfaffenberger)的工作与观点。他将自己的研究称为“技术人类学”,试图用这种技术人类学来揭示隐藏着的社会关系,并认为人类学独一无二的田野方法,以及整体论取向,非常适用于对技术进行研究,而且是独一无二地适于研究在技术和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其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一项以对斯利兰卡的灌溉技术的人类学研究中,他就已经在提炼和重新定义新的技术概念了:“按照毛斯所使用的整体社会现象这种意义,即它同时既是物质的、社会的,也是符号式的。为了创造和使用技术,也就是说,要给自然打上人的印迹,就是要表达一种社会的观点,创造一种有力量的符号,并以一种生活的形式来从事它们。”[5]而他也正是基本这种技术观,对斯利兰卡的基于殖民化方案的灌溉进行分析来说明。他指出,有一种观点认为,技术在伦理道德上是中性的,它既不好,也不坏,它的影响取决于如何使用它。而这种观点的错误在则于,它否认了技术以许多方式为人类生活提供结构与意义。在他看来,在人类学意义上定义的技术,不是物质的文化,而是一种在毛斯所使用的意义上的整体的社会现象,即把物质的、社会的和像征性的东西在一个复杂的网络联系中联结起来的现象。
  在这种观点中,技术不再仅仅是“制造”和“使用”的方式,随着技术被创造和付诸使用,它们就在“人类的活动和人类的建制的模式中”带来了“重要的变化”。如果认为技术就是人化的自然,也就是要坚持认为,它是一种根本性的社会现象:它是一种对于围绕着我们和在我们当中的自然的社会建构。一旦出现了,它就表达了一种嵌入的社会观点,简而言之,这种对于文化和自然的解释,就是毛斯已经称为整体的类型,即任何行为是技术的,同时也是政治的、社会的和象征性的。它有法律的维度,有历史,它承担了一组社会关系,它有意义。相应地,这种观点,使得承认对于社会形式和意义系统的技术的解释在逻辑上成为必然。任何对于技术的“影响”的研究,都是对于在一种社会行为的形式与另一种社会行为的形式之间复杂的、互为因果的关系的研究。正是这样的研究以及从中得出的见解,迫使我们承认在人类的技术形式和人类的文化之间几乎令人难以相信的复杂性,同时承认,建构一种技术,不仅仅是利用物质的东西和技巧的东西,而且是建构社会与经济的联合体,创造一种新的为了满足社会关系的法律原则,为了文化准备的神话提供一种有力的新的媒介。
  由于普法芬伯格认为人类学独一无二地适于研究在技术和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他后来继续沿着这个思路从人类学的立场深入讨论技术的概念,并发展完善了他对技术的理解:“与关于标准但却夸张了的技术从简单工具到复杂机械的演化图景相反,社会技术系统(sociltechnical system)的概念提出了一种关于人类技术活动的普适的概念,在这种概念中,复杂的社会结构、非语言的活动系统、先进的语言交流、劳动在宗教仪式上的等同性、高级的人工物品的制造、在明显地有所不同的社会参与者和非社会参与者之间的关联,以及对人工制品不同的社会利用,都被看作是一个单个复合体的各组成部分。”“大多数现代对技术的定义断言说,与技术在前工业化时代的先行者不同,现代技术系统是应用科学的系统,从客观的、以语言来编码的知识中获得了其生产的力量。但在进一步的考察中,我们看到标准观点的神话的影响。技术史学家们告诉我们,实际上没有一种构成了我们当代社会景观的技术是因为应用了科学而产生的,相反,科学和有条理的客观知识在更常见的情形下是技术的结果。”[6]


三 一个对广义技术的人类学研究实例

  如果说,前面所引用的普法芬伯格基于人类学研究对技术理解虽然也是建筑在对于像斯利兰卡的灌溉技术这样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但给人的感觉却更是一种理论性认识的话,那么,另外一项由技术史家应用人类学方法进行的技术史的实证研究,就更能直观地说明这种人类学方法对于技术概念之拓宽的有力性。
  这里所谈的,恰恰就是那位作为李约瑟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合作者之一的美国科学史家白馥兰(Francesca Bray)。1998年,在科学史刊物《俄赛里斯》(Osiris)的一期题为“超越李约瑟:东亚与南亚的科学、技术与医学”专号中,她发表了一篇有关中国技术文化史的论文。[7]这篇论文的出发点,也是要将中国技术史的研究与人类学方法结合起来。白馥兰认为,在公元1000-1800这段被称为“中华晚期帝国”(Late Imperial China)的社会与境下,可将家居建筑视为是一种技术,其重要性可与19世纪美国的机床设计相比。但她在这里所指的,主要并不是那些人们很容易直接联想到的具体的建筑工艺技术。在以住人们研究包括中国技术史在内的技术史时,都是关注那些与现代世界相联系的前现代技术,如工程、计时、能量的转化,以及像金属、食品和丝织等日用品的生产,换言之,也就是关注那些在我们看来似乎最重要的领域,因为它们构成了工业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从而,认为西方所走的道路仍然是最“自然的”,与之相反,在所有非西方的社会中(包括中国),技术进步的自然能力以某种方式被阻止了走上这条自然的道路。所用的隐喻则是障碍,刹车(制动,闸),或是陷阱。非西方的经验于是被表述为一种未能建立成就的失败,并被认为这种失败需要解释,于是通常受到责备的,就是在认识论或建制的形式上的文化。她指出,李约瑟批判了利用科学来支撑西方至上的做法,但像他那一代的其它科学史家一样,他也充分地具有“辉格立场”的目的论。《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是把技术分类为应用科学,而李约瑟对技术进步的道路的绘制,仍然是按照标准观点的判据,就在技术史中,这种标准观点把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的范畴强加在非西方的社会上,然后,它就通过辨认其未能走西方道路的原因来不恰当地表述它们。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当辨别重要的技术时,关于那些对社会的本性的形成最有贡献的技术,中国技术史家通常沿袭西方历史学家的样子,关注带来工业世界的日常用品的技术---冶金,农业,丝织。然而,白馥兰看到,晚期帝国的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它特征性的社会秩序的组织,并不是按现代主义的目标和价值构成的。在建制中最本质地形成了晚期帝国的社会与文化的是等级联系。因此,她认为,与那种传统的将技术作为“生产的机器”来看待相对应,如果人们完全可以把建筑设计作为一种“生活的机器”(machines for living)来看待的话,那么就会发现后者其实是反映了特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以前就有人类学和文化批评研究者表明,建筑并不是中性的。房子是一种文化的寺院,生活在其中的人,被培养着基本的知识,技能以及这个社会特定的价值。例如,现在我们国内所流行的那种本是源于西方的大客厅、小卧室的单元居室,在西方,对于人们的人际观念、个人的独立性、隐私意识的确立等等,是从人们自儿童时代起就在其中对之产生着潜移默化的某种熏陶教育作用。因此,把这种意识用于对中国历史上家居建筑的研究,她选择了家居建筑中的宗祠作为中国技术史研究的对象。这一对象把所有阶级的家庭联系到历史和更广泛的政策中,它将特殊的意识形态与社会秩序结晶化,规范化了晚期帝国的社会。在具体的对中国家居建筑的具体研究中,她主要是根据朱熹的著作,以及《鲁班经》等文献进行分析,也包括风水等内容,她发现,家祠是一种家族联系与价值的物质符号,从宋朝开始,中国的知识与政治精英们利用以宗祠为中心的仪式与礼节,来将人口中范围广泛的圈子合并到正统的信仰群体中,并提出,作为一种人造物,宗祠包含了不明确的意义,对应于道德的流变,帮助其成功地传播,并使它成为一种在面对潜在的破坏力量时使社会秩序重新产生的有力工具。总之,抛开具体的结论,关键点在于,白馥兰所关注的,是那些在传统中被认为是“非生产性”技术起改变作用的影响,以便提出一种更为有机的、人类学的研究技术及其表现的方法。应用了这样的新观念、新方法和新视角来重新思考非西方的技术史,就带来了一系列全新的理解过去的可能性,以及新的与其它历史和文化研究的分支的对话的可能性。


四 简要的结语

  从以上的分析和讨论可见,在目前已渐成气候的将人类学方法应用于技术的历史、哲学和社会文化研究中,除了在研究方法上为那些传统已有的学科带来的新意之外,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一种新的视角,一种新的思考方式。正是在这样的对技术问题的研究之下,一个重要的副产品,就是对我们通常所用的狭义的技术概念的拓展,而这种拓展,显然对于技术哲学、技术史和技术社会学的研究,都是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的。




参考文献

[1] 国际技术教育协会.美国国家技术教育标准[M], 黄军英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21
[2] 美国科学促进协会.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译.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01.21
[3] 王铭铭.走在乡土上----历史人类学札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56
[4] 马塞尔?毛斯.社会学与人类学.佘碧平译.上海:上海译本出版社.2003.306
[5] Pfaffenberger B. Fetishised Object and Humanised Nature: 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Technology, Man, Vol.23, Issue2, (1988), 236-252
[6] Pfaffenberger B., Social Anthropology of Technolog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92.(21):491-516
[7]Francesca B.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n Essay in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echnology, Osiris, 1998. 13: 11-33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n Technology and the Extension of 
the Concept of Technology

LIU Bing
(STS Institut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Currently, the most common concept of technology is defined mainly based on the model of technology shaped in Western industrialization. As the development of some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f technology, it become possible to broaden the concept of technology which will be heuristic for the researches in philosophy, history and sociology of technology.
Key words: technology; anthropology;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history of techn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