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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5年4月26日《科学时报》

 

江晓原:泡沫学术是计划学术的直接产物

——《科学时报》记者温新红专访

 

系主任的主要工作曾经是“挖”人

  记:您在上海交通大学组建了国内第一个科学史系,能不能谈谈建系时的背景?
  江:国内科学史的前辈早就想建这个系了,他们想了几十年了,但是一直没有做成。1998年我来交大之前,就对校领导提出建科学史系,本来他们就想让我负责一个单位,所以我说服了校领导,建立了科学史系。
  以前交大是工科大学,文科相对比较弱,只是在造船史、青铜器的复制方面有一些传统,基本上没有参加国内科学史界的主流活动。而国内有些高校科学史研究的资历比交大早得多,现在全国已有三所高校建立了科学史系,还有一些高校也准备这样做。

  记:因为是第一个,所以建立之初在全国就有很有名了。
  江:是这样的,科学史系一成立影响很大,很多老前辈都很激动,给我们写了很多热情洋溢的信,这些信我现在都保存着。当时国内的众多媒体,包括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科技日报》等全国性媒体,以及上海地方媒体都作了大量报道。
  我以前是一个很懒散的人。因为把老前辈想了几十年的事情做成了,我就比较有兴趣了,事成之后回过头来想想,也还是挺惊奇的,在这个折腾的过程中,我写了无数个报告,写各种各样的材料,家里的打印机,整整打掉一个墨盒——我是在家里办公的。

  记:从无到有,经过6年运作,科学史系里的研究人员阵容在全国高校里可以说是第一流的了,能否谈谈您是如何建设的?当初是如何设想的?
  江:我的想法就是弄一块绿洲,把那些想做学问的人弄来,我花了很多的精力“挖”人。这个系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原来交大一个研究所的教师,另一部分是我从全国各地召集来科学史方面的优秀人才。我当了6年系主任,全系会议都没开过6次。我的原则是清静,让系的老师清静地做学问。到了高校之后才知道,各种评比、考核、申报等等特别多,学校里很多事务我都有所参与,我是校学术委员会的成员、校学位委员会的成员,又是院学位委员会的主任、院学术委员会的主任。不过我尽量让我们系里的老师清静。
  从学科上来说,我们系也有自己的特色和不同的做法。准确地说,我们系的全称是“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科学史在我们国家的学科指南里属于理科,我们第一次把科学史系放在人文学院,现在系里有一个博士点和两个硕士点,这两个硕士点一个是理科的一个是文科的。最初的时候也有人提出疑义,我的想法是,既然没有规定说不可以把文理放在一起,就没有什么问题。而且从专业本身来说,科学技术哲学和科学史这两个学科是密切相关的,放在一起是有道理的。这也是国际主流使用的名称,如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会,剑桥的科学史系也叫这个名字。现在国内只有我们系用这个名称。

  记:老师清清静静做学问,学生也会安心读书学习吧?
  江:是的,大学是从西方来的,最初的想法就是把优秀的年轻人集中到一起,让他们整天相处在一起,像一个搅拌器,把这些优秀的人都搅拌在一起,看看他们会弄出什么东西来,可能会冒出一个好的,或者会出现一个大师。这是完全带着某种实验的、类似于寻宝的一种行为。
  大学不是一个工程,不是一个流水线的操作,其过程和后果都不是可预知的。办大学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刚开始我们系没有几个研究生,生源也不好,我坚持营造好的气氛,慢慢地学生也越来越多,生源也很好,考生中包括北大考来。,现在人文学院的研究生有一半是我们系的。
  我也问过一些学生为什么考我们系,他们说这里的气氛非常好,系里的学生在一些BBS上发帖子讨论问题,有些学生就是他们“招”来的。这就符合办大学的本意,年轻人在这里呆上几年是开心的,互相有交流,对老师也很满意,真正是来学习的。科学史系研究生中间的良好氛围,对人文学院其他系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泡沫学术是计划学术的直接产物

  记:科学史系的成功,您认为是当初规划的结果吗?
  江:恰恰相反。我是根本反对规划的。我有很多看法跟现在一些流行的做法都不同,我认为规划是极其有害,学术上的哪些方面最后能做出什么样的成果来,是不可能事先规划出来的,想一想牛顿、爱因斯坦的发现,是规划出来的吗?
  既然如此,发展学术时也完全不能一厢情愿地、或人云亦云地搞规划,当时交大也没有作规划要几年里弄出一个全国有名的科学史系来,只是根据能得到的条件去做,比方说你能“挖”到什么样的人。

  记:那是不是因为交大恰好把您“挖”去了,使得这个系出名了,这不是计划吗?
  江:这也是现在事后才能这么说。就引进而言,这个成功是有偶然性的,也可能引进这个人工作成效不好。比如说我当人文学院院长之后,建立了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历史系完全是从无到有,系主任是我从复旦大学请来的著名教授,接着再由他负责建立队伍。我对他说,你受到多大重视,能拿到多少资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工作成效,而不是取决于我们事先的规划。他工作非常有激情,现在的历史系已经初具规模了。
  也有的引进人才,几年也没有什么工作成效,因为他只是在那儿提要求,希望在规划中将他列为“重点”。
  实际上发展学术首先要做的是引进重量级的人才,然后才有可能在这个方向做出成绩,事先怎么能去规划出最终的结果呢?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因素,比方说正好说服了校领导新建一个系,让你有了一个平台去把这件事情做好。规划是没有用的。

  记:按照您的意思,这其中的偶然性非常大?
  江:我们要抱着这样一种心态,这其实也是西方传统上看待学术的方式,就是说,我在这一大块地里播一些种,每天浇水施肥,这些种子里会有一棵或者若干棵长得很好,就有可能会出成果。事先并不能知道哪些种子能长成参天大树,哪些会发育不良。一样的道理,能否出学术成果本来就是一个概率问题,所以要资助足够数量的一批人,这批人里边谁能出成果、什么时候出、出什么样的成果,谁也不可能事先知道。可以肯定的是,只要营造一个比较好的学术气氛,就会出成果。
  办大学不是造一幢房子,造一幢房子所有的工艺都是现成的,所有的材料都是早就准备好的,用材料按照一定的规范照施工的图纸操作,最后把房子建起来。搞教育或者搞理科的基础理论研究,以及人文学术研究,都只能是往一块地里播一些种子再看看能长一些什么出来,而规划是一种工科的思维方式。

  记:规划除了对学术发展起不到作用,还有其它什么弊端?
  江:有些人其实并不想好好搞学科建设,或者也没有能力建设,但他可以规划出很好看的蓝图,希望通过这个能获得重视,给他现成的队伍和资金,就可以弄出成果来。表面上看似乎是那么回事,其实不然,首先要真正建立起一个学术单位来,搞好一个学术气氛,这种习惯做规划的环境让大家都只想做规划,填几十页长的表格,或者说怎么花精力去吹牛,而真正做实事的人就会受排斥。计划学术很容易鼓励吹牛,吹牛就是泡沫学术。
  其次,规划的目的就是几年之内出成绩,其实几年出不了他所说的成效怎么办?只有掺水分,这些又是“泡沫学术”。所以我认为,泡沫学术就是规划学术的直接产物。
  有人认为泡沫学术是学者道德自律不够的缘故,我不同意。如果不搞计划学术,这些泡沫就不会产生。一个学者他自己心里很清楚哪些是泡沫哪些是真正的学术,即使泡沫能够给他带来短期的名利,那总归也不如靠实实在在的东西带来的名利塌实。


现今大学弊端的总根子是计划学术

  记:如果没有规划其实也没有量化的考核,那会不会没有动力或者动力不足呢?
  江:不会的。最初我在天文台工作,没有任何考核,写了很多论文,完全是自觉自愿,那时的制度是不写论文就评不上职称。

  记:这不也是量化考核吗?
  江:不是,量化考核是说每年必须完成多少篇论文。过去的制度是不想当教授就可以不写,现在的制度是教授也要一定数量的论文,否则过不了关,每年一定有那么多的论文要写吗?为了达到那个量化指标,就只能做泡沫学术了。
  这都是极有害的,国外有终身教授制度,国外一些副教授也有可能拿到终身教职,之后就算真的不写论文也不会解雇你,国内现在连教授都有下岗的危险,太过份了。

  记:不进行量化考核,那您的理想状态是怎样的?
  江:我的观点是,做学问的人,就是要把他们“养”起来。我一直鼓吹这个观点,我甚至认为应该让大学教师们都“游手好闲”。现在一进入大学,大家都在一种剧烈竞争的状态中,多数人没有当上教授是很痛苦的。
  我就亲眼看到有人因为升不上职称发病而死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很看重这些,何必要量化考核呢?不写文章就升不到副教授,这个压力已经足够大了,前不久说的“过劳死”问题,就是加压力加出来的。不想当副教授的人就让他当讲师,评价他的课如何就可以。
  实际上,我们现在应该考虑非量化的考核,不要再量化了。量化的弊端已经是愈演愈烈了。我觉得,没多久就要开始改便了,钟摆已经要开始往回摆了,因为恶果已经非常严重了。这几年泡沫学术真的已经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了。

  记:可能很多人会习惯这种量化考核,有些人可能就是量化考核的受益者。
  江:量化考核是和计划学术密切相关的。试想一想,如果没有计划学术,为什么还要追求那个量呢?所有对量的追求,都是来自计划。比如说,一个学校现在SCI论文排名全国第几,然后计划5年之内要提前到第几,就开始要求由现在的论文数量,在5年之后提高到多少,增加的论文数量分给各个院系,物理系每年要增长多少篇,数学系每年要增长多少篇,以此来考核、压指标。

  记:您认为计划学术和计划经济是什么关系?
  江:我们现在最大的悖论之一就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倒还不搞计划学术,而在我们已经告别了计划经济的时代,却反而去搞计划学术了。我认为现今大学弊端的总根子就是计划学术,计划学术就和过去以为经济可以计划一样,将不可以计划的东西硬去计划。
  顺便说说,有件事与此异曲同工。前几天有媒体问我,为什么我们国内的科幻作品不好,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幻想能力不行?我说,我们有幻想的时候没科学,有点科学的时候又没了幻想。搞应试教育,从高中向初中延伸,从初中向小学延伸,现在恨不得向幼儿园延伸,整个应试教育就是一个扼杀人的想象力的过程。


回到那个行政拨款的年代

  记:量化考核对于高校评比和申请资金,应该是相对公平的方式。
  江:不一定。比如说北大、清华、复旦的某些学科非常强,都是改革开放之前建设起来的,那时完全是行政拨款的。不需要搞什么项目、课题、申请之类,而现在通过项目考核最终形成的实际结果还是一样,每个单位都会拿到一部分钱。
  以前的行政拨款,会考虑到老少边穷的力量比较弱,自然就拨给一些钱。现在搞课题申报,他们反而拿不到,绝对凭学术,当然总是北大清华的占优势。为了平衡,又给老少边穷地区降低标准,这和直接把款拨给他们哪个更好呢?
  以前那些个计划经济时代搞得很强的单位,他们根本不是在这种竞争很强的环境下搞强的,因为他们其实就是在那块地里头播种施肥,这块地比方说是一亩,那么这一亩地里我都是播种施肥的,至于哪棵树后来长成大树了哪棵树死掉了我都视为正常状态。如果中间有一些树死掉了,不意味着我的播种失败,它是正常的。以前就是用这种方式让他们成长起来的,也成长得很好嘛。
  现在搞什么竞争,争课题,大家把很多精力和时间都放到争取经费上,而且新的分布不一定比老的更合理,但是以前行政拨款花的成本非常小。现在想要争取到一个十万块钱的项目,要经过一系列的程序,初审、终审、答辩,都要支付费用,还要写各种各样的计划,填各种各样的表,如果项目比较高级的话,甚至要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外地申请的还要到北京来答辩,又得加上差旅费、住宿费,这些成本都是在所谓合理竞争的名义下增加出来的。更何况这样还会产生权力寻租,滋生出种种腐败来。

  记:您说申请项目不应该有那么多复杂的程序,可有的研究可能出现零结果,在国家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怎么来保证经费不被浪费呢?
  江:这是两个问题。一方面相对来说,现在我们国家的经费比较充裕了。国家科学基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推行的,那时候的经费有限,比现在少得多,这些年每年增长的幅度还是不小;另一方面,资金永远是有限的,美国的经费也有限。我认为现在应该逐渐淡化竞争,更快更多的恢复行政拨款。
  拨款也可以有一些考核,可以根据这个单位前三年的工作成效,也不是绝对排斥量化,但不能让量化考核愈演愈烈。
  另外,行政拨款是不问结果的,而现在只要花完了经费就得有交代,零结果也要给一个交代,于是开始炮制结果,泡沫学术又出现了。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泡沫也是物质》,这是嘲讽的话,泡沫其实是垃圾,垃圾也是物质啊,但是它对人类没有用的啊。
  所以我宁愿回到以前非量化的时代,回到那个行政拨款的年代,我认为这样大家就清静多了。

  记:您认为现在实行非量化制度的条件成熟吗?
  江:只要保证了人员流动的自由就可以,过去中国的大学也是大学校长说了算的,那些没有文凭的大家像陈寅恪就能当上教授,有文凭的不一定能成,他们那时人员流动相对自由。
  举个例子,苏联的著名物理学家朗道,原先在喀山大学任教,因此那个时候喀山大学的理论物理在国际上都很有名。有一次朗道和校长发生了冲突,校长对朗道不够尊重,朗道一气之下就走了,他写了一张纸条给莫斯科的物理研究所所长:“我是朗道,想要到你这里来找一个职位。”所长一听,喜从天降,“这么厉害的人竟然自己肯到我这里来”,就立刻请他来,朗道的同事也都跑到他那儿,喀山大学的理论物理从此一蹶不振。
  所以非量化在这种情况下一点问题也没有,会有一种无形的制约,校长也不敢随便请一个没有能力的亲戚朋友当系主任,这样做了有能力的人就会走掉。


唯科学主义是计划学术的源头

  记:您认为造成计划学术的根源是什么?
  江:计划学术直接来自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这个思想直接来自唯科学主义。所谓唯科学主义,就是认为自然科学能够把整个世界都解释清楚、并加以征服,一切事情都可以事先规划好。唯科学主义告诉你这样一个信念,这个信念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即使有规律,是不是能全部被掌握,什么时候才能全部掌握,这都是问题。如果眼下不能全部掌握,那就意味着不能搞计划学术。为什么西方对学术采用普遍资助,然后看长出什么来,就是因为承认不能全部掌握这种规律。有人说“我们只资助国际一流的项目”,这个非常可笑,谁来决定谁是国际一流?何况国际一流什么时候出现根本也不能预知,怎么能断定现在资助的是国际一流呢?比如爱因斯坦,他在伯尔尼的专利局里思考他的相对论的时候,谁预先知道他是国际一流了?他自己知道吗?他自己都不知道呢。
  唯科学主义的思维,就是计划经济、计划学术的源头。

  记:您反对计划学术,是不是也反对现在有目标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江:我当然愿意看见国内有世界一流大学出现,但我认为不应该搞计划学术,一流大学不是靠计划学术能做成的。
  我过去写过的一篇文章:《从长安民谣到景公疾走》,专门用来讽刺那些搞规划的人。讲的是晏子病重了,齐景公急着要回去看他,让他最好的御手驾着皇家马车,结果齐景公还说车子慢,就自己夺过来驾,他的技术肯定比不过专业的人,就更慢了;他又急得跳下车自己走去,走又肯定比马更慢。他心里着急,可方法不对,欲速则不达。我们现在急着要建一流大学,搞计划学术,就跟景公疾走一样。
  我主张大学要清静,少折腾,系应该抵制学院来的折腾,学院应该抵制学校来的折腾,学校应该抵制上面来的折腾,一层一层地抵制,抵制到不能抵制为止,物理上有一个术语叫“阻尼震荡”,就是说一个震荡出现,如果传递中遇到抵制(阻尼),就会越来越小,而不是倒过来,变本加厉,那就不知会搞成什么样了。

  记:那您对大学排行榜的看法是怎样的?
  江:我坚决反对公布这类大学排行榜,害得很多大学校长日子都不好过。我觉得国家应该禁止公布这种排名,宣布公布这种排名为非法。公布这种排名只会干扰正常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再说统计者是否有权利公布,还是个问题,谁赋予他们这种权利的?
  大学排行榜和富豪排行榜还不一样,大学排行榜影响到招生,其实是误导。如果有学校不跟风搞计划学术,追求清静,那肯定排名在很后的。大学校长坐不住,希望每年都能拼命提前,这又可能制造出一大堆学术泡沫。制造学术泡沫,就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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