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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社会学家茶座》2004年第4期,此为原稿

 

大地非洲(之一)

田 松

 

  越野车飞驰在晨曦初萌的大地,道路两岸是朦胧渐消的荒野。起雾了,越来越浓。我们停下车,拍照。雾只有大约几米高的一层,飘浮着,恰好遮住了人的视线。站在坡上,可以看到树稍,树稍上的远山,和远山映衬的红色天光。前面不断有人从雾里面钻出来,有步行的人,也有骑自行车的人,几乎每个人的头上都顶着什么东西,黑人的头功令人敬佩。路基下面不远处,有一座土著人的小房子,附近应该有一个村庄。刚刚支起三角架,见到三个女人,头顶着水罐,从前面的田野中走过。她们保持着整齐的间距,款款而过。
  二○○四年七八月间,在我的陈年老友杰克尹的邀请和帮助下,我在非洲逗留了整整一个月。居住和路过了三四个城市;游了两处海滩;走近了中国的远洋货轮;去了一次准原始森林;访问了两处墓园;见到了全世界最大的椰林;看了一场电影,听不懂台词也看不懂字幕,但是看懂了电影!见到了陌生的非洲,梦幻的非洲,田园的非洲,危机渐显的非洲。


荒野

    说是去非洲,其实只去了一个莫桑比克,路过了一个南非。莫桑比克位于非洲东海岸,紧邻南非,对面是著名的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国土狭长,从南到北有两千多公里,从南纬二十几度到南纬十一二度的样子,从东到西,平均不过几百公里。我从最南的首都马普托(Maputo),飞到了中部的克利马尼(Quelimane),又乘着越野车到了最北的重要城市彭巴(Pemba),几乎沿着东海岸穿过了整个莫桑比克。从南到北,又从北到南,感到了气温的变化,植被的变化,却没有感到高度的变化。
  非洲大陆首先让我惊异的是它的平,和它的辽阔,从飞机上完全看不到山的褶皱和大地的起伏。从克利马尼到彭巴,越野车要开十几个小时,沿途最高的海拔也只是一些小丘,完全不能称之为山。其次是它的荒,和它的富绕。除了寥寥的村庄,只有连绵不断平荡如砥的荒野。
  莫桑比克被称为农业国,被联合国宣布为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连我们小区门口修车的小伙子,得知我刚刚去了非洲,第一个反应也是:“那儿很穷吧?”的确,不但穷,而且荒凉。我们奔跑着的这条贯穿非洲南北的标准公路都是联合国出资修建的。——仿佛是为我们建的,在整个旅途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前后左右,只有我们这一辆车。更显荒凉。
  诗人于坚写过一篇散文,叫做《丽江的荒》,他说,“整个云南和中国西部的价值就在于它还保留着许多荒的部分。”前年回东北过春节,说到我曾生活过的农村,我的母亲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话:“农村没有荒地了,农民没退路了。”语气的失落和无奈让我想了很多。荒地如同农民的保险,只要了荒地,就会有弹性,有退路。荒意味着未知,意味着无穷的可能性,所以有荒地,就有退路,就有希望。
  越野车在非洲平坦的荒野中奔跑,道路两岸的灌木、草丛和大树不断地变换。把地里的好东西挖出来,变成某种东西,是财富。但如果不挖出来,放在哪儿,就不是财富吗?现代人正在越来越快地把自然的东西,荒的东西,变成人造的东西;其实是把无价的东西,变成有价的东西,而有价的东西,又在使用的过程中,失去价值,最后成为不可用的垃圾。荒野一旦开发,就失去了他的神秘,也失去了其中隐藏的未知。
  非洲的荒,正是非洲最大的价值,也将是它对世界未来的最大价值。


彭巴庄园

    这次去非洲,不是什么课题,也不是什么项目,只相当于一次度假。没有任何任务,所以很轻松。有一次郊游,我曾经贪婪地讲述我的生活理想:有一个大院子和大园子;可以随时请朋友来住,下棋喝酒,谈谈哲学和艺术;院子里要有很多树,树上会有很多鸟;园子还要有几位仆人。我在非洲期间,却仿佛过上了遥不可及的理想生活。
  彭巴是一个半岛,三面临海,一座美丽的小城。杰克尹在彭巴的家也很漂亮,我把它夸张地说成庄园。很大的院子,很多树,因为我不是刘华杰,所以叫不出树的名字,也不认识院墙上缠绕的花花草草。屋前的几棵很像梧桐,枝高叶大,枝繁叶茂,树上住着一个蝙蝠,白天就在屋前的树枝上挂着。躺在屋前的竹椅上,一睁眼就可以看到它。杰克尹认为那是他的吉祥物。不过有天晚上,大概是因为我给它照相时用了闪光灯,第二天就不见了,我找了好几天,直到离开彭巴也没有再看到它。不过离开前,听杰克尹的工人说,它还在这棵树上,只不过上了高枝。才稍感宽慰——以绿色精神自诩,却打扰蝙蝠的生活,岂不是自打耳光。何况杰克尹也很心痛,直到我们回到克利马尼,他还常常唠叨我赶走了他的福气。
  前院已经不小了,后院更大,感觉有几十米深。出后门有一个酸枣树,枣正在熟着。不过熟透了的反而不好吃,有一种发酵了的味道。半熟的正好,有一点青涩,有一点甜。树下放着一张藤床,晚上可以躺在上面看星星。酸枣树的旁边有两个草棚子,里面放着发电机,预备停电的时候用。不过我在彭巴期间,一次也没有用上。据说是因为该国的总统正在彭巴一带视察。再往里,上一个台子,是一个修车场,杰克尹的工人们常在这里修车。修车场后面,还有很大的地方,荒着,随意地长着茅草和灌木。然后是院墙,墙外是一条小路,通向海滨。
  莫桑比克的宗教很杂,有基督教,也有伊斯兰教,还有一些本土的原始宗教。彭巴是著名的穆斯林聚集区,不过在我们的园子附近却是一座教堂。有一天早晨,不小心醒得早了,黑夜里听到美妙的歌声,歌声整齐,起伏跌宕。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杰克尹的瓜德拉在放录音机。黑人喜欢音乐,喜欢跳舞。我住在彭巴那几天,每天夜里录音机都放到很晚,而且差不多是同样的曲子。但是,这歌声却富有穿透力,没有复杂的配乐,只有简单的管风琴,歌声忽高忽低,让我意识到,这是教堂里传出来的歌声。我很意外,因为白天里,感觉那座教堂与我们的庄园要隔一个街区。
  在彭巴的生活是悠闲的,彻底的放松。每天随便睡到什么时候——不过我却常常天刚亮就醒了,尤其是刚去的时候——起来之后,在院子里看看花,看看酸枣,活动活动筋骨,然后读书,或者写点东西。有一天起得早,就一个人去了海滨。从院子后边的小路过去,十几分钟就走到了。沿途有森林,那种非洲特有的叫做Imbomduzo的树。海滨也几乎只有我一个人,那种清澈超乎人的想象。每次和杰克尹去海滨,他都要问:“你闻到海的味道了吗?”然后自己回答:“没有!”我去过大连、北戴河、青岛、北海,也去过越南的下龙湾,都是远远地就能闻到海的味道,那种腥膳之气,文学化一点的语言叫做海风的气息。而在莫桑比克,彭巴、克利马尼,还有马普托,即使到了海里,也没有海的味道。杰克尹把这归为干净,没有污染。
  杰克尹多次警告我,不要一个人带着相机在街上逛,免得被人抢去。杰克尹公司里的修车工老李,买了个新手机,在街上一边走一边打,被一个黑小伙一把抢过,绝尘而去。和黑人赛跑,那是不可能的任务。一个人去海边,更是不敢带相机了。不过后来,又觉得杰克尹也可能有些夸张,这人喜欢恶作剧,他曾把清凉油说成是外用的壮阳药,送给他的工人们。然后等着第二天听笑话。当然,他的夸张可能也是怕我出事。第二天,他给我找了一位瓜德拉,专门陪我去了一次海滨,照满了两张卡。
  瓜德拉是葡萄牙语,大概是仆人、伙计、跟班的意思。公司的员工都是瓜德拉,杰克尹用中文称之为黑工。杰克尹的家里有好几位瓜德拉,负责家里的杂事。我们每次回来,都会有一位瓜德拉跑过来,替我们开门。杰克尹很信任他们,说黑人是最忠诚的仆人。“中国人只是拿我当老板,但是黑人把我当主人。”老李刚来的时候,还保留着在以前公司里打骂黑工的不良习惯,很快就遭到了杰克尹的严肃批评。
  勤奋出“业绩”,悠闲出思想。自从读博士以来,我几乎不再有自由的读书,想读哪本读哪本,想读多少读多少,那种好读书而不求甚解的读书乐趣很少再有了。哪种信笔游缰,想写什么写什么,写到哪里算哪里的写作乐趣也很少了。所有的读书和写作几乎都成了任务。尽管在莫桑比克,我已经尽情地放松,依然惯性一般地完成了任务,只是不再给自己定额,轻松多了。莫桑比克期间,我的稻香园随笔又多了一篇《让我们停下来,唱一支歌吧》,这是我自己颇为得意的一篇。然而,一离开非洲,回到北京,马上就意识到,我要为这一个月的放松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读书写作之外,就和杰克尹一起上班,我说:我要看看你是怎么砍人家非洲人民的木头的!


愤青杰克尹

  杰克尹到莫桑比克已经五年,最初是帮助别人照看生意,后来就自己做了。我这次前往莫桑比克,就是以杰克尹公司的名义邀请的。公司注册的是进出口贸易,主要内容是砍伐莫桑比克的木材,运回国内做家具。这样的公司在莫桑比克很多,以前都是白人,现在中国人也有好多家。有从大陆来的,也有从台湾来的。在克利马尼,我和杰克尹在外面吃早餐的时候,还遇到了一位新加坡人,说英语。杰克尹说:“在这儿常遇到这事儿,你看模样是个中国人,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莫桑比克以前是葡萄牙殖民地,现在的官方语言也是葡萄牙语。杰克尹的葡萄牙语已经熟练到可以与当地人吵架的程度。我曾目睹了杰克尹和彭巴海关官员之间慷慨激昂的吵架,虽然听不懂,但是看得出,杰克尹赢了。果然,过了一会儿,杰克尹的货就开始装船了。
  杰克尹是热血青年,一直也不改爱国本色。当地政府比较腐败,对外国公司处处设卡。以前大家采用的是中国人的传统招数,行贿——反正也不用花多少钱。但是现在,杰克尹开始说不!不过,说不的理由是:“因为白人现在不行贿了,他们和你讲道理,在你这儿讲不通,就往上讲,反正就是不给你钱。白人不行贿,我们也不能!你不能在这儿丢中国人的脸。”出于同样的理由,杰克尹在莫桑比克境内一直坐头等舱。尽管马普托到克利马尼的头等舱比经济舱要高出两百美元。
  杰克尹很重视自己的中国形象。当然他的重视在我看来,有时是很怪异的。比如我一直想到当地人自己吃饭的餐馆去看看,他坚决不带我去,因为白人不去哪种地方。他说有一次,他在一家餐馆吃饭,点了水果拼盘,也点了水果沙拉。结果服务生只给上了一样。杰克尹追问,服务生说已经上了。杰克尹大怒,叫了老板,用葡萄牙语一番理论。老板自知理亏,连忙补上。还把厅堂里的电视调到了中央四台——莫桑比克唯一能收到的中国电视台。杰克尹说:“里面有一个什么市长,在哪儿拉小提琴。拉得又不好,别的客人也不知道他是市长啊,人家会说你们中国人拉小提琴什么水平,还上电视,不是给我丢人嘛!马上我就让他给换了。”
  杰克尹认为,国家应该支持他们这样的企业,在海外发展,开发海外的资源运回国内。现代化的全球化是资源争夺的全球化。从人类的角度看,这种争夺类似于癌细胞在人体内的疯狂,只会让人类唯一的地球更快地变成荒漠。不过,从民族的角度,从国家的角度,尽可能地从别的国家获取资源,是在强者生存的世界里保存自己的最佳途经。现代化的战车很难停下来,只会越来越快。就像我们不能指望癌细胞开一个会,做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建议,让自己的繁殖停下来一样。


毛泽东大街

  克利马尼是莫桑比克赞比西省的省会,200年前就已经是一个城市了。19世纪的英国探险家利文斯敦(Livingstone)号称是第一个从西海岸到东海岸横跨非洲大陆的欧洲人,他在东海岸的终点就是克利马尼。杰克尹的家在城市的东侧,再向东四十公里,就是东海岸。岸边有全世界最大的椰林,是葡萄牙殖民者在100多年前种植的,现在仍然运行。
  杰克尹在克利马尼的家要比彭巴的家小多了,不过也有一个院子,院子里也有树,也有几位瓜德拉。还有一只猴子,一条狗,是我们在彭巴期间冯建买的,冯建是杰克尹的亲戚,不久前过来帮杰克尹照看生意。虽然猴子早到一天,但是狗却更快地与人有了交往。十几天后,在我离开克利马尼的时候,猴子与狗已经成了很好的玩伴,与人也能玩起来了。
  这个家里有一位黑姑娘,每天早晨给我们做早餐。常见的食谱是西红柿炒鸡蛋,加上面包。我则泡一杯茶,喝上一天。茶是我带去的,云南绿茶。说是送给杰克尹的,却几乎都被我自己喝了。
  虽然杰克尹依然告诫,不要一个人带着相机出去,我还是逛了出去。最开始小心翼翼地,后来便直接把相机跨在了脖子上。大多数黑人都很友好,常常会有人主动打招呼。Bem dia(早安)!我也答:Bem dia!
杰克尹家的后门紧邻一条南北向的大街,右前方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有一个不大的房子,装饰很鲜艳,据说是克利马尼的图书馆。不过,我却没有看到有人出入。从图书馆再向西,又是一条南北向的大街,街牌上赫然是Av. Mao Tsé Tung,毛泽东大街!
  第二天,我专门拜访了毛泽东大街。它的最南端横着一条土路,看起来是城乡结合部,土路外的房子都显得很破旧。我骑着一辆自行车,从最南端骑到了最北端。最北端,是一座教堂。教堂的建筑风格很现代。虽然一直没有找到克利马尼的地图,从有限的实地考察,我可以确信,毛泽东大街虽然不是克利马尼最主要的街道,但也应该是最长的街道之一。在其他以人名命名的街道中,我还认识Av. Eduardo Mondlane,这是莫桑比克的第一任总统,在彭巴、马普托都看到了他的雕像。我曾在彭巴海滨巧遇了一场婚礼,就是在他的雕像广场上举行的。不过,Mondlane大街可要比毛泽东大街短多了。
  这是我在莫桑比克见到的第二条毛泽东大街。第一条在马普托。是我在地图上先看到的。我一般每到一座城市,总要先买一幅当地地图。不过这在莫桑比克却比较难,在马普托接待我的亚当也不知道哪儿有卖的,直到去机场取行李的时候才买了一张,9个美元!
  马普托的毛泽东大街比克利马尼的更宽,更长。不过与卡尔·马克思大街和弗拉基米尔·列宁大街相比,要短一些。我惊奇地在地图上看到,马普托还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大街、胡志明大街,甚至还有金日成大街!在重返马普托离开非洲之前,我从不多的时间里又抽出来几个小时,专门拜访了几条共产主义大街。马克思和列宁是平行的,胡志明与他们垂直并相交。于是我沿着胡志明,走到了马克思,又走到了列宁,最后沿着列宁走到了我的宾馆所在的大街。
  由克利马尼可见,毛泽东无疑是这些共产主义领袖之中最有威望的。杰克尹特意告诉我,他有一个黑工,会唱《东方红》!我在杰克尹的料场见到了这位黑工,他会说一些英语,所以我们基本可以交流。他的中国歌是几十年前在坦赞尼亚修铁路的时候学的。他不仅能唱《东方红》,还能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虽然年代久远,歌词已经记不全了。
  Sony828是个好东西,我记录了他的声音。


2004年12月7日
北京 稻香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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