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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5年2月25日《中国图书商报》

 

温伯格:直面科学的文化敌手

钮卫星

 

  西方有句谚语:在木匠眼里,月亮是木头做的。因此在基本粒子物理学家史蒂文·温伯格眼里,宇宙自然由基本粒子构成。古希腊德谟克利特和他的老师留基伯提出世界是由不可分割的最小粒子即原子构成的,两千多年后原子论的内容又被物理学家们大大丰富。现在原子也早已被打破,物理学家发现了更为基本的粒子,在研究更小尺度的结构――超弦。无论是德谟克利特的原子也好,还是现在的基本粒子也好,它们都被认为是客观的、实在的。用温伯格的话来说,跟操场上的石头一样真实。
  可是有人却说:诸如夸克这一类基本粒子是一群科学家建构出来的,进而说科学理论也是建构出来的,“只不过是一种整理我们的经验的人为方式”。是可忍,孰不可忍?温伯格肯定觉得有义务站出来驳斥这种言论,而且他也最有权利和资格站出来保卫这一门科学。温伯格提出并因之获得197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电弱相互作用理论为基本粒子的标准模型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耕耘在物理学前沿领域,对科学研究的“现场”非常熟悉。更可贵的是他非常善于把科学的东西通俗地表达出来。1977年出版的他的《最初三分钟》可谓家喻户晓。他因把科学写得通俗易懂,被授予洛克菲勒大学的刘易斯·托马斯“诗人科学家”奖。
  温伯格在《纽约书评》等一些重要媒体上陆续地发表了一些阐明自己对科学的看法和观点、并在科学的文化敌手们面前为科学辩护的文章,清晰地表达了自己是一位理性论者、还原论者、实在论者和非宗教论者。这些文章的一部分在2001年被辑为一册出版。2004年底我们有了这本集子的中译本:《仰望苍穹:科学反击文化敌手》(Facing up: Science and its cultural adversaries,以下简作《仰望》)。这本集子收录了1985年以后15年间温伯格为科学辩护的一些文章和演讲稿,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共23篇。因为是重印旧作,所以在每篇文章前温伯格都用了一定的篇幅来交待背景或来龙去脉,为每篇文章增加了不少阅读趣味。
  温伯格取的书名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所取正如书的封面所用的丹麦天文学家第谷雕像的姿态:翘首仰望苍天;第二层意思是温伯格要强调正确面对和正视人类自身在宇宙中位置的必要性,同时也表明对那些宗教神创论等形形色色的科学的文化敌手要采取勇敢直面的态度;第三层意思是要表明这种直面正视和翘首仰望的姿态与匍匐在地的祈祷者的姿态恰恰相反。《仰望》英文版原书名中的文化敌手是复数的。这些被温伯格列为科学的文化敌手的,主要有宗教神创论者、宇宙智能设计论者,和科学理论的社会建构论者、后现代主义者、女性主义者等等,部分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也被温伯格列为科学的文化敌手。
  温伯格对宗教神创论和宇宙设计论的驳斥可谓决不留情、毫不妥协。对于宗教和科学之间的关系,历来论述可谓汗牛充栋。温伯格不去纠缠这种关系,却直奔宗教的道德功能。一般都承认宗教有劝人向善的道德教化功能。而温伯格用历史上的事例说明:“宗教的道德色调从时代精神中受益要胜于时代精神从宗教中受益。”并断言:“不论有没有宗教,好人都行善,坏人都做恶;可是要让好人做恶,那就要利用宗教。”这等言论可谓惊世骇俗,当然也给他召来了很多反对意见。
  对于宇宙万物由仁慈的上帝设计创造的论调,作为犹太人的温伯格提到了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如果这也是被设计的,那么上帝不能算仁慈。或者退一步讲,上帝不喜欢犹太人,任由德国人实现其自由意志,那么癌症呢?这也是上帝的仁慈设计?对于有人提出科学与宗教之间应该展开建设性的对话这种主张,温伯格说:“对话是可以的,但决不是建设性的。”他的言下之意很明显:宗教在科学面前不可能有建设性的主张。
  温伯格反击的另一群科学的文化敌手就是社会建构论者、后现代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对于科学与人文由来已久的冲突,温伯格有时也有一些建设性的想法,譬如文集的第一篇就是“把科学作为文科的一门课程”,是他在一所文科院校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他还深信“不论目前在科学家和公众的交流之间存在什么障碍,它们都不是不可逾越的”。然而对社会建构论等一些科学的文化敌手,温伯格的反击是无情并严厉的。
  对于社会建构论,温伯格以物理学家的身份说:“许多正在尽职的科学家发现,这种‘社会建构论者’的观点与科学家们自身的经验不符合。” 并认为“按照这种(社会建构论)观点,科学理论除了是社会建构之外什么也不是,这在我看来是荒唐可笑的。”对于科学规律受发现它们的社会背景的影响这种论调,温伯格作为一名理论物理学家,习惯性地做起了思想实验:“如果我们认为科学规律的适应性足以受发现它们的社会背景的影响,那么出于一些可能的诱惑而迫使科学家去发现更无产阶级的或更妇女化的或美国的或宗教上的或印欧语系的或任何其他什么的他们所需要的规律。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确实,对于我们来说,在刚刚抛弃了“无产阶级科学”和“资产阶级科学”的划分之后不久,应该更能认清这种社会建构论是有害无益的。在“索卡尔的恶作剧”一文结尾温伯格写道:“如果要从仍然包围着人类的不理性的趋势中保护我们自己,我们就务必要巩固和强化理性地认识世界的洞察力。”这是在语重心长地提醒读者:理性来之不易,应该多多珍惜。
  对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怀疑和否定科学理论客观性和实在性的做法,温伯格多次打那个石头的比方:“我们之所以说岩石是实在的,是因为它具有稳定性和不依赖于社会背景这些性质,而科学理论同样如此。”对于女性主义,温伯格提到:“按照女性主义者的批判科学的一种版本,现代科学本性上是男性化的……,这些都完全是错误的。”他还说:“我非常高兴地发现,男性和女性物理学家研究物理学的方法都没有明显的差别。”
  对于哲学,温伯格坦陈他不喜欢阅读从亚里斯多德到阿奎那的大多数哲学著作。但是正如他在“伽利略的遗风”一篇中提到的:“现代科学再次遇上了它的由来已久的老对手,也就是伽利略曾经遭遇的主要对手,即哲学的偏见。”所以他有时也不得不正面接触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科学哲学家库恩是温伯格的朋友,在《仰望》中至少有四篇文章提到了库恩。有一篇“库恩的不革命”是专门针对《科学革命的结构》的书评。在文章中温伯格对库恩的“范式”、“不可通约”等概念进行了批评。从科学史和他亲自参与的前沿物理学研究出发,温伯格批评了库恩在一些科学的史实和事实上的把握有偏差。面对库恩的结论,即认为从一种范式向另一种范式的革命性转变中,科学家没有变得离真理更近一些,温伯格似乎是有点激动地写道:“正是这些结论使得他成为那些质疑科学知识的客观本质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化评论学家眼中的英雄,以及那些宁愿把科学理论在这方面说得与民主或者棒球无太大差别的社会结构论者眼中的英雄。”虽然库恩自己也辩解过他自己不是库恩主义者,但他的理论是种种后现代科学观的第一推动力。所以在温伯格看来,库恩哪怕没有喊反科学的口号,也是一位事实上的反科学者。
  有趣的是,对于被一些人大谈特谈的科学方法,温伯格却有出人意料的态度。他认为根本没有什么科学方法。在“科学方法……和我们的生存之道”一文中他说:“许多科学家很少有科学方法是什么的概念,这就好像大多数骑自行车的人对自行车是如何保持直立的概念知之甚少一样。在这两种情况里,如果想得过多,往往可能会摔跟头。”这对于正热衷于传播所谓的科学方法的我们也许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仰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还有渗透在全书中的还原论观点和对“终极理论”乐观信念。温伯格相信所有的科学理论最终都可以还原为几条简单而普遍的定律。“把那些能够解释为什么每件事情理当如此的少数几个简单的原则系统化。这是牛顿的梦想,也是我们的梦想。”1993年温伯格专门出版了一本《终极理论之梦》来阐述他的美好梦想:采用越来越少的原理来解释越来越多的东西;会发现少数几个及其简单而又无比优美的普遍原理。在“物理学与历史”一文最后温伯格写道:“终极理论将会是一种有效性不受限制的理论,一种能适用于整个宇宙中所有现象的理论,一旦最终达到,这种理论将成为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的一个永恒的部分。那时我们作为基本粒子物理学家的工作将会结束。”传说亚历山大大帝因为没有更多的世界让他去征服而落泪。但如果真如1980年霍金在就任剑桥大学卢卡逊数学教授职位的就职演讲中雄心勃勃地宣称的那样:物理学家已经瞥见了一种“终极理论”的轮廓;和他在《时间简史》中又宣称的那样:科学家们正处在发现终极“万有理论”边缘,假如这一天突然到来,温伯格想必不会落泪。
  然而霍金已经以一篇“哥德尔与物理学的终结”的演讲宣告了自己对“终极理论”信念的背叛,而温伯格看来还在坚持。“我做工作只用笔和纸,力图对复杂现象做出简单的解释。”温伯格的这种追求和坚持哪怕是唐吉诃德式的,也仍旧是可敬的。人类对自然的了解和适应因为这样的追求和坚持而在不断进步。


  《仰望苍穹:科学反击文化敌手》,史蒂文·温伯格著,黄艳华、江向东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定价:20.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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