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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5年3月16日《中华读书报》

 

后现代、科学与公众

刘 兵

 

  若干年前,当后现代主义开始传入中国时,曾遇到了相当一批学者和非学者的反对与抵抗,这些反对与抵抗有时甚至于超出了学术讨论的程度,具有相当强烈的意识形态之争的色彩。不过,时至今日,在中国的学术界,尽管不同的声音和观点依然存在,但谈论后现代的学者却越来越多,后现代研究也终于在中国成了一种显学。但这样的情形,主要还限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关涉到科学的问题时,有关后现代的著作和文章就要少得多了,而且,在对于科学的人文研究的领域中,后现代思潮的境遇恐怕要更为不幸,持批判态度的人显得更加坚定,更加理直气壮,人数当然也更多。其实,即使在人文领域中谈论后现代,也是不可能真正回避作为后现代批判之前提的现代性中科学的重要影响的。 
  这种情形的出现,可以有相当多的理由来解释,其中也包括长期以来我们所熟悉的科学观基本上是一种现代的、更靠近科学主义的科学观,更多地是把科学当作无可怀疑的客观真理,当作进步工具。当更带有反科学主义(注意,不一定就是反科学-主义)的后现代研究将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带入了对于科学的考察和审视之中,试图解构传统的科学观的时候,所遇到的阻力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当我们放眼世界时,会发现毕竟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已经波及到了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对于科学的后现代研究也成为不可为人们所忽视的学术力量。当人们津津乐道地谈论以传统科学观与后现代科学研究之冲突为重要背景的“科学大战”时,实际上就已经意味着对于作为“战争”中一方的后现代对科学研究之实力的承认。当然,我们也会看到,在国内,仍是由于上面提到和没有提到的种种原因,后现代的科学人文研究仍然经常地被贴上“反科学”、“伪科学”等大帽子,而缺乏一种不同观点之间真正平等、认真、学术式的交流和讨论。 
  说到后现代主义,正像许多人讲过的那样,其实是很难对之给出一个囊括全体的严格定义的,但这却并不妨碍人们在一种总体趋势的意义上对之有所理解和把握。说到后现代的科学研究(这当然不是指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所做的那类研究,而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以科学为对象的人文研究),最粗略地讲,大致也可以理解为是以一种批判、反思的方式对过去不曾以这样的方式来分析过的科学进行一种考察和分析。这种分析与考察的出现,当然与科学在当今世界所获得的强势地位有关,与人们逐渐看到科学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某些负面影响并意识到科学的双刃剑性质有关,也可以说是一种从特定的人文立场对于科学之本质、对于科学与社会和文化之关系的更为深化的探讨。 
  虽然学术的探讨一般总是限于学术圈中,但相当多的学术探讨也有面向公众的需要。其实在以往,像以漫画等形式来向公众普及后现代知识的图书就已有问世,只是,像“后现代交锋丛书”这样以更大的规模向公众传播后现代观点及有关争议的图书在国内以前还几乎没有出现过,更何况其中有一半的作品直接涉及到科学(其实其中少数几本后现代的味道并不十分强烈),自然也会引起人们的关注。 
  经常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认为向公众不宜普及像后现代这样的学说,就好像带有性内容的作品少儿不宜一样。但这样的观点也是可以商榷的。其一,这种观点已经预设了某种正确性的标准,而这些标准却正是后现代所要分析讨论的。其二,这样的看法也假定了公众的在理解和判断力上的低能,被认为只能向其灌输某些正确的理论。但公众自身本来也有着多样的组成,难道那些有文化、有理解力、有求知欲的人就应天然地与像后现代这样的观点隔绝?更何况那些其他领域中对科学与后现代问题有兴趣的学者,他们其实也是普及传播的重要对象。在一种让公众有知情权的意义上向公众介绍学界的新动向,本来就有其天然的合理性。即使在传统科普中,不是也强调要传播那些最前沿的科学进展吗?更何况,后现代的科学人文研究中许多工作,恰恰是带有着为人民和社会负责的责任感而进行的。 
  讲到对于公众之能力的信任,也会涉及到在普及和传播中对公众之能力的培养的问题。正如当我们以传统的方式强调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时,强调有条理的怀疑态度一样,而那种有条理的怀疑态度不也经常被认为是科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吗? 
  几年前,我曾在一篇书评中提到,有某套丛书的序言给我留下过深刻的印象,那篇序言的大意是说,作者们具体的结论是不值得过分留意的,值得留意的倒是他们无法说出的某些东西以及他们竟然以那样的方式说话。就公众之思维方式的培养来讲,这样的说法,也正好给像“后现代交锋丛书”这样的后现代学说普及著作的存在提供了一种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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