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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5年2月28日《科学时报》

 

  据《新京报》报道,春节前短短4天内,清华大学相继有两位教师“突然”死亡,这两名教师的年龄都不足45岁。  
  记者在更大的范围内搜索,发现从今年1月,到2月底,不足两个月的时间里,仅在北京,有报道的中青年知识分子死亡现象,就有四起,除了清华的两名教师外,一位是中国科学院科学家,年仅38岁,另一位社科院的学者,则只有32岁。

 

过度的竞争和压力是一种“内耗”
——关于过劳死的调查报告

本报记者 洪 蔚

 

  这已经不是国内媒体第一次集中关注,中青年知识分子早逝的问题了。上世纪80年代,蒋筑英的病势,曾引起更大范围的关注与讨论。时隔20年,当系列突发事件,把我们的注意力又吸引到这个话题上来的时候,发现情况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中青年科学家有多累

  与蒋筑英的情形不同的是,今年去世的这几位中青年科学家,更加“年轻化”了,他们中有三位不足40岁。他们的死亡过程,也普遍没有一个病魔缠身的漫长经历,而是“毫无征兆”的。知识分子生活的物质条件,比起20年前,有极大的改善,营养不良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谈论的范围。
  《新京报》在报道清华两位教授的死亡原因时,明确使用了“过劳死”一词。根据另一则报道,32岁的学者萧亮,死亡前一天刚刚从野外回来,马上去所里参加一个会议,晚上回家说:“累”,休息了片刻,便开始写文章,其妻在朦胧中,听见他上床,不久后便被他的呼痛声惊醒,送到医院几个小时后,抢救无效去世。而在两个月前,萧亮还做过体检,身体状况良好。医生说死亡是由于太过劳累导致的。
  中科院政策所曾联合心理学专家,做过一个调查,其中包括中青年科学家的生存状况问题。根据这份报告,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实行全员聘用合同制以来,科技人员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65.37小时,是国家法定工作时间——每周40小时的1.63倍。甚至有15%的科技人员每周工作超过80小时。而在清华大学加班的教师更是“通宵达旦”。
  一位年轻博士生说,他在采访前几天,一直加班到晚上九点,而在前几个月,任务压下来的时候,经常连续几天工作的夜里12点。尽管他只有25岁,已经担心自己会“过劳死”了,他认为,目前科研人员的工作强度,甚至超过了以“拼命”著称的外企公司。
  一位科研工作者在谈到这些猝死事件时,感叹说:“他们是累倒的一代。”


是什么让他们“马不停蹄”

  在研究问题产生的原因时,记者的采访包括一位院士、两位政策所的研究人员、两位所长在内的10位专家学者中,大多数认为,目前的科研政策和体制存在一些问题。
  这位院士说,目前的科技政策,给中青年知识分子太多的任务压力,评价体制和与之相关的两极分化的分配制度,又使中青年知识分子间的竞争近乎于残酷。
  据了解,目前在同一院所内,年龄和学历相仿的知识分子间,月收入水平形成了从1000多元到10000多元的巨大差距。评价和绩效标准,又使每个人的收入,可能在一两年内产生激烈的变化。1000多元的可能会暴涨到10000多元,而10000多元的,也很有可能会迅速回落。因此,谁也不敢,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可以松一口气。紧张和焦虑情绪的产生和恶化,也是再所难免的。
  中科院政策所科技政策研究室主任段异兵博士说,目前在我国制度体系中的匹配政策是一种锦上添花式的,一个国家级的项目申请下来后,院里、所里等许多部门,会对这个项目进一步给予经费支持,这样滚动下来,科研资源在少数人手中高度集中。这少数人任务压力也特别繁重,他们除了拼命研究外,还要向所有支持该课题的部门,进行多头汇报,光是各种会议,就在时间和体力上,构成了很大的压力。
  在春节前,本报做的中科院年终考核的调查中,记者了解到,对科研人员考核结果产生重要作用内容之一,就是申请到多少经费,而考核结果将直接影响他们来年的收入。因此,段异兵说,在资源集中在少数人才手中之后,另一些人,面对的是相当大的生存压力。
  直接影响考核结果的另一个内容是论文,这也是中青知识分子压力的一个重要来源。接受采访的那位院士说,于是我国急于和国际接轨,在短期内对SCI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SCI上发表论文的数量,也极大地影响了科研人员考核结果和收入。
如果科研人员在这两个指标上,没有出色的成绩,甚至会面临“无岗”危险。一些科研人员表示,他们拿着1000多元钱,在所里混着,也不是不可以。而自尊和荣誉却不允许自己这样做,“压力”有时就来自这种内驱力。
  在谈到竞争时,郭可信曾对本报另一位记者说过,竞争虽然是好事,但竞争也应当有个限度。如果竞争过于残酷,那么不仅落后者因为“末位淘汰”,而被迫出圈,再没有了“反败为胜”的机会,就连优胜者也要大伤元气,影响到工作。


成长的空间被挤压了

  过度的竞争和压力除了导致人员的损失外,最大的损失是科研人员有可能“发育不足”。其实,在科研领导层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身上,这种“发育不足”与压力是互为因果的。
  段异兵说,现在担任领导工作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大多是77、78界,甚至是60年代以后出生的,他们本应该再多磨练几年,再担负这么重的责任。世界上的科研机构中,没有一个像中国这样有这么多的青年科学家和年轻院所长。而由于十年“文革”,我国的科研人才出现一个断层,文革前毕业的知识分子陆续退休了,现实逼迫我们过早地把这些三、四十岁的年轻一代推向课题组长和学术领导层。这一代人,缺少了一个在业务上、在管理上稳步上升阶段,加上他们这处在上有老、下有小时期,家庭生活不够稳定,因此更容易产生焦虑情绪,和过多的压力感。
  而对那些更年轻的一代来说,现实的压力和竞争,则挤压了他们的成长空间。接受采访的那位院士说,现在的博士生面临的是,在毕业两年后,就必须承担课题重任,也就是说在两年里他必须,弄到经费,否则他就没有课题,提不了副教授,提不了副教授,就没有学生,他的论文任务,就没有人协助完成,他就有被淘汰的危险。
  一位还有两年毕业的博士生说,现在导师的任务压力,常常会分流到自己身上,迫使他也班加点地工作。而毕业以后,现实要求他必须在一两年内承担重任。据了解,不少院所都有这样的情况,某个博士毕业两年后便没有岗位了,或者拿着1000多元工资赋闲,或者干脆拂袖而去。
  在成长空间的问题上,那位院士和这位博士生,一老一少,有相当一致的看法,他们都认为,一个博士毕业以后,应该有至少5年的成长时期,在这5年里他应该一心一意做学问,以确保他在学术上的充分积累。
  成长空间的问题,不像过劳死,对它的后果难以迅速作出判断。而当记者问到,它的后果是否会对今后的一两代科学家产生影响时,那位院士没有作出回答,而是陷入了沉思。


对更宽松环境的渴求

  七八十岁的老一代知识分子谈到现今的压力时,大多对自己所处相对宽松和谐的环境,表示庆幸与留恋。化学所前所长胡亚东说,当年蒋筑英并不是受环境逼迫才积劳成疾的,他是自觉自愿地出于一种奉献精神而拼命工作的。这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
  而在20年后,当这个话题又回到我们的视野中来时,很多人表示,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改善竞争过于激烈的科研环境。
  那位院士说,首先要改善的评价的周期,一两年一评估,密度太大,周期太短,使中青年知识分子疲于奔命。他建议说,三年到五年的时间或许会更合理一些。
  一位父亲曾担任地质所第一任党委书记,长期生活在科学家群体中的社科学者边东子,作为科学家生活的旁观者,他认为这个周期应该更长,评价的办法也应该更灵活。他认为,管理科研不应该像管理企业一样,拿精确的标准来衡量,更不能以时间的标准来界定,一定要在特定时间内取某种成果做法,是功利主义的,因为科学会有很多失败,失败也是一种财富。
  对片面量化考核,提出了质疑的不在少数,记者提到那位候补博士,是政策所的研究实习员王俭,他说:“我自己就在搞量化考核的,却对这种考核办法持保留态度。”边东子说,用量化的方法进行考核本来是不全面的,再把考核结果和收入直接挂钩,一些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人,有会很强的挫折感,在收入上也比较吃亏。
  本报另一位记者,曾转述郭可信院士的观点说:“收入差距拉得过大,给研究人员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的同时,还会助长不正之风。” 胡亚东说:“我们那时候尽管收入也会有七八倍的差距,但那是稳步上升的结果,不像现在这样可能大起大落,工作的心态也比较从容。
在采访中,一位中青年所长和段异兵博士,都提到了另一种情况,他们说,有些人其实不太适合搞科研,坐在这个位置上,压力大也是正常的。段异兵提出,应该为这些人建立一种“退出机制”,使他们可以心态从容、颇为顺畅地从科研岗位上转移到其他更适合的岗位,如教学、行政、开发和技术支撑等工作。
  据悉,政策所前不久出台的调查结果已经引起的有关方面的注意,一位中科院的高层领导,看到报告后感叹说:“没想到研究人员的压力这么大!”


采访后记:
  那位不愿公开姓名的所长,对记者的采访提出了批评,他说,“过劳死”不是仅科学家才面对的问题,在农村,每年都会有很多青年农民因劳累致死,你们关注了吗?报道了吗?而科学家生命就比他们珍贵吗?
  据说,这位搞自然科学的所长,酷爱文学,他提出的批评让记者感动,这是一个生存状况的大话题,也是一种人类平等的大关怀。也许这种关怀,才是真正结束科学家、出租车司机、农民等各阶层,因劳累和压力而导致死亡的终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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