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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5年3月18日《科学时报》

 

“顾不上”论的伦理学问题:评何祚庥先生的一个论证

刘华杰

 

  借印度洋海啸这一自然事件,何祚庥老师于2005年年初在《环球》杂志上通过向“敬畏自然”的态度发起第一轮攻击,信心十足地反反科学主义(即反对对科学主义的反对。其中,“科学主义”是指一种特殊的科学观)。可能没有想到的是,我国环保界的人士纷纷上阵,“敬畏自然”的讨论变成了一个公共话题。论战中双方理论水平如部分学者所言不算高、论证也不够严密,但“科学主义”几个字反而被许多参与者简单地作为不争的贬义词频繁使用,这显然不是何先生所期望的结果。实话说,这一轮批判,何先生并没有赢得普遍的支持,特别是有方舟子等人上纲上线式的“帮倒忙”,何先生的公众形象反而有一定损失(比如,葛剑雄等学者本来观点与何相似或有相通之处,但后来葛则设法与何等人划清界限,声称自己不是那一伙的。详见葛与田松的对话,《文汇报》)。何先生在新浪网的实况辩论及《新京报》随后的文章中,虽然打了一套“组合拳”,却仍没能夺回足够的点数;何先生原来很得意的“武松打虎”的诘难也被《科技日报》的文章轻松化解,反而衬托出何先生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等等的理解是颇片面的。
  2005年3月14日何先生在《科学时报》试图就“反反科学主义”发起新一轮攻势,先生发表了极富创意的一文“弘扬科学的人文精神”,向人文精神及自然权利的倡导者进一步提出了质疑。这轮攻势战果会如何呢?
  何先生说:“需要回答:何谓人文精神?简单地说,‘仁者爱人’,或者说‘对人的关爱’。但也有不同声音,那就是非人类中心主义者说:‘自然界是一个大家族’,‘大家庭中不只有人类一个孩子’,并还责问‘人为什么觉得老虎没有人重要’。而现实的问题是:中国尚有约4000万绝对贫困人口(按联合国标准,人均日支出1美元以下),还有约两亿多的贫困人口(按联合国标准,人均日支出2美元以下)。怎么可能去把精力用去照顾‘大家庭’中的另一些‘孩子’,而且要像‘关爱人一样,去关爱其它“孩子”’!”
  何先生接着说:“更多的分歧却在于人文精神中的‘人’,是指哪些人?人,通常因不同的阶级、民族、国家……等等差别,形成不同利益集团。弘扬人文精神,原则上应将科学成果惠及全人类;但在全人类中,又确实存在多数弱势人群和少数强势人群的差别,甚而还存在冲突。”
  暂且不论何先生对其“人文精神”及“对方观点”的概括是否十分准确,单就何先生的论证看,其论据并不能支持其“科学的人文精神”,以及有效地反驳动物权利、自然权利、同步进行的自然保护等等的合理性。


一、现有法律和习惯

  何先生的观点可以概括为:(1)人比大自然中的其他物种或者东西更为重要,而且重要得多。(2)而人类中差别也很大,有的人更需要得到优先关注。(3)因此不能像关爱人一样关注其他物种,即使在人类当中,也只能关注其中他认为最值得关爱的一部分。
  单个地看以上三点,似乎都没有大问题,但是合在一起看,由此得出的伦理学结论是相当成问题的,而且有偷换概念的嫌疑。
  按何先生的推理,中国政府批准建立的大量的自然保护区,也早该解散了;某个普通家庭养宠物狗、城市设宠物医院等等,是没道理的;当代“武松”闲来没事上山打虎(比如珍稀的东北虎),也可以说得通,因为老虎不属于人类,老虎再珍稀毕竟没有人重要。而事实上,这些与现有的法律制度和习惯明显矛盾。一位富姐并不会因为非洲还有吃不饱饭的小孩而无权养一只宠物狗、过几天还给狗儿洗个澡,等等,他人也无权杀死那只狗而救济穷人。注意,她可以同时非常同情那个或者那些饥饿的小孩,甚至给孩子捐善款,但是她不必为此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不必因此而放弃饲养自己心爱的小狗。也就是说,她没必要用“均贫富”的极端做法以显示自己具有爱心。至于那个当代“武松”,即使他一再强调自己拥有人的尊严而老虎没有,强调自己在许多方面优越于老虎,依照法律他也难逃制裁。


二、伦理关爱的普遍性原则

  其实这还不是引出的最重要的困难。如果在人类群体内部考虑,依据何先生的逻辑,只有一部分人应当得到伦理上的关注、关爱,于是何先生强调的不是普遍的人的伦理,而是阶级伦理。依何先生的语气,我们最应当关爱多数弱势群体。没错,确实应当如此。这也是政治上正确的(PC)。
  但是此前大家争论的是伦理问题,从人该不该“敬畏自然”在(见《环球》及《新京报》《文汇报》《科技日报》《科学时报》的文章),到动物、自然的权利问题,再到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等等,而不是转化了的、要不要关爱弱势群体的问题。我们的观点是,弱势群体要关爱,其他人群也要关爱,大自然也如此。
  按何先生的意思推理,只有关爱了人类群体中那部分弱势群体,才体现了所谓的科学的人文精神,或者科学的伦理学。
  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何先生考虑“多数”人,那么“少数人”呢?“人文精神”通常不是何先生讲的那个意思。“人文精神”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恰恰在于强调把所有人当作人来看待,强调人的价值的普遍性和多样性,其中的人包括朋友也包括敌人(甚至有“爱你的仇敌”的箴言),包括正常的人也包括监狱中服刑的犯人,包括富人也包括穷人,包括院士也包括所谓的“反科学文化人”,等等。把伦理问题的辖域限制于自己所认定的某一范围的人类群体,倒是令人想起了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那个年代,被批斗的人根本不被当作人,踢“牛鬼蛇神”几脚、抽上几鞭子、当众羞辱、游街示众,都算不了什么,反而被认为“爱憎分明”。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可以明确牺牲少数人的利益,这在伦理学上也是说不通的,伦理学也讲少数原则、少数人的权利。邱仁宗教授在一次香山会议还讲过一个例子:是否应杀那个残疾青年救五位院士的伦理学问题。这也令人想起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大杀戮。纳粹杀害犹太人并不是没有根据的,相反他们有一整套“以科学的名义”述说的“科学的”理由,如人种优化之类。

  但是现在多少不同了,美国大兵在伊拉克虐待囚犯,之所以引起国际注意,是因为连认为战争具有正义性的美国人也觉得这件事不光彩,违背了战争法,更违背了公认的伦理原则。
  另一方面,何先生彻底的、政治上正确的、讲究阶级区分的伦理学,在实际中也不大可操作。就以何先生自己为例,现在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何祚庥院士本人是属于弱势还是强势人群呢?大概不能算作那“多数弱势人群”吧?按我们的理解,无论何先生是否属于弱势群体,他都落在伦理学的考虑范围之内,对于何老师应当关爱,而且要像关爱其他人一样关爱,要看重先生的权利。我国还有许多贫苦人,但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拿走何祚庥的大部分工资和奖金,去帮助他们,即使何祚庥的生活质量仍然比穷人高很多,也不合理。


三、伦理主体一直在扩展

  何先生想不通的一点可能是,伦理学本是人类自身的事情或者同阶级的人的内部的事情,怎么可能扩展到人之外的动物、植物、土地上等等。
  如果仅仅是这样一件事,那么还好办。想不通的人很多,我本人也没有完全想通。理智上没有绝对的理由阻止伦理主体的扩展,环境伦理学对此作了充分的讨论。当然,我从来都认为,这里面并没有严格的证明,其中相当程度上借用了、诉诸了情感、类比等。不管怎样,即使伦理主体不能有效地扩展,在当下,号召人们尊重自然、保护环境,应当是没错的,就算是说“敬畏自然”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而且促进此项工作的落实,应当有不止一条道路。有人通过敬畏自然从事环保,有人不通过敬畏自然从事环保,这都非常正常。正如有人不信仰上帝能够从事科学研究,而有人信仰上帝也能从事科学研究,而且没有证据表明信上帝的人科研水平低于不信上帝的人,牛顿就是一典型,总不能说无神论科学家都比牛顿高明吧。
  何先生的论证表现的是一种“顾不上”的朴素说辞。他反对敬畏自然、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论据是,“怎么可能去把精力用去照顾”另一些他认为不在优先考虑之列的对象。以何先生的观点,动物权利、生态、环境、少数人的权利,与何先生排列出的人类、人类中值得优先考虑的“多数弱势人群”相比,怎么可能考虑! 这也许是何先生的真实想法:人比自然重要,先发展了再说,环境“破坏一下”也没什么大不小的。何先生没有说得如此明白,如果我的转述有歪曲的话,我愿意修改表述。如果先生认可了这种表述,我认为我们与何先生的分歧的确是根本性的,但是这种分歧主要是态度、方法、认识上的,还上升不到政治、阶级、反不反科学、反不反人类的高度。对于此种分歧,应当通过正常的学术批评,进行平等的讨论,不应当扣“反科学”的帽子。我想申明一下,敬畏自然以及非人类中心主义,都是可以反驳的,事实上一直在有人心平气和地对此进行着反驳,我本人也不认为“敬畏自然”或者非人类中心主义就是“唯一”正确的“客观真理”,我只是认为它们有相当的道理。
  如果说因为“顾不上”,就要否定动物权利、自然权利,我觉得论证有问题。反对动物权利、自然权利可以有许多理由,但是“顾不上”一说是不构成论据的。举几个例子:(1)白人的事还没照顾好呢,还管什么黑人、黄种人的事?(2)大上海的环境整治还没做好呢,还管淮河沿岸以及大同的污染?(3)我国矿难死亡的兄弟还没处理好,还管什么印度洋海啸以及伊拉克平民的死亡?(4)领导干部还没完全享受部级待遇呢,院士急什么?(5)自由人的权利还没有得到保障,哪顾得上奴隶的权利?(6)男人的权利还没有得到保障,哪顾得上女人?


四、不能以一善排斥另一善

  关爱弱势群体是非常应该的,但这与同时重视全人类的伦理也许并不很矛盾。关注人的伦理是应该的,但这与同时考虑自然的伦理也许并不很矛盾。养狗且捐款的富姐伦理上善与不善,是与同类其他富姐相对比,在其他情况等同的条件下,她的行为就是一种善。勿以善小而不为。在中国,不可能人人都放着自己身边的力所能及的事情不做,都跑去“关爱多数弱势人群”。做好身边的环保、爱护自己的家乡、与身边大大小小具体的破坏环境行为做斗争,都是一种善。中国有的是人,有的是钱,对于环境,对于自然,根本上不是“顾不上”的问题。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阶层之丰富,每个人都有施展伦理善举的空间,不必都盯着一个地方、一个方面。善行和善良愿望有大有小,但毕竟是同是善行和善良愿望。它们之间本不应当互相妨碍,行了弱势人群的善并不会阻止、否定施于其他人的善。将两种善行对立起来,进而主张非此即彼,反而不是一种人文精神,也与普遍伦理相矛盾。
  即使原则上所有的善举都可以施于何先生所说的弱势人群,也还存在当事人是否愿意的问题以及可行性问题。如果以何先生的“顾得上”为标准来实施,此时该关爱的只有某一类人,但过了一段时间原来不该关爱的也许又有一大批变得必须关爱了,我们总不能等到不行了才想办法吧。正因为人类利用了科学的预见能力,才于今天就呼吁全方位的环境保护,倡导普遍的善行,把原来局限于主人、自由人、白人、男人、不同阶级的人、全部人的伦理主体的概念,勇敢地向外扩展,试图也包括周围的万物。我们与他人、外物不但有一种利益上的利用关系,还存在情感、道义等伦理关系。扩展伦理主体是一种可贵的尝试,是一种真正的人文精神,因为也许只有人类才能设想出这样的高尚的事情,的确有一部分人想“做一个有道德的物种”(田松博士语)。

 

 

20050320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