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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4年《批评家茶座》

 

相同的生活

张 生

 

  上个月,我陪一个朋友到北京办事,顺便应我师兄樊国宾之邀去他供职的出版社看了我的一本小说集的校样和封面。中午,和另一位在京的同学匆匆吃了一顿饭后,国宾又陪我去了一趟王府井,到商务印书馆和三联书店的门市部看了看。然后,我们边走边聊,一路步行到了天安门广场。
  这天气温大约有三十多度,阳光明亮而刺眼,但人却并不觉得难受,不像在上海,空气潮湿闷热,走不了几步就会汗流浃背。路两边一排排高大的杨槐树,比上海平常的马路还要宽的人行道,还有街上稀疏的行人,都让我产生了一种难以言传的通脱和凉爽之感。
  自从95年冬天来过一次北京后,我已将近八年没有踏上过这片土地,如今,再次行走在一条条笔直宽阔的街道上,依然能感觉到北京的宏大和万千的气象,而这种气象,是在上海生活了多年的我感觉不到的。虽然上海也有川流不息的车辆,林立的高楼,甚至还有中国排名第一的高楼,可总让人觉得少了什么东西。所以,我喜欢北京,包括一直被人诟病的大屋顶,即这些年来北京新建的所谓穿西装戴瓜皮帽的建筑,我也十分喜欢。我觉得,北京,就是应该有点和别的地方不一样的东西。更何况,这样风格的建筑不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所喜,并不等于将来的人就不欣赏。当年一些教会大学的建筑大多土洋结合,大屋顶下也常为西装,被时人讥为不伦不类,但如今却已然是琼楼玉宇,惹人爱怜之际,无不黄袍加身,被当作珍贵的文物保存了下来。如鲁迅曾看不上眼的厦门大学的校园建筑,一排加上了中国传统大屋顶的洋房,现在已成厦门最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厦大也因此有中国最美的大学校园之誉,南大建于1919年的北大楼的歇山顶塔搂当初也被我国建筑学家视作败笔,认为破坏了中国传统大屋顶的流畅的坡面,显得很生硬,可现在却被当成是对中国传统建筑格局的一个突破,更成为南大的图腾,从一张普通的贺年片,信笺纸,到南大网站的主页,都能看到它的雄姿。皆为此例。
  其实,建筑如此,世事又何尝不也是如此?
  在安静空旷的太庙里转了一圈后,我们就在门外的一棵参天古柏下坐了下来。可能是一墙之隔的天安门,故宫太吸引人之故,这里的游客很少。我和国宾都感到是个休息的好地方。国宾去年刚从南大毕业,博士论文做的是中国当代的成长小说,因此很自然就和我谈起了现在的文学,接着我们又聊起了南大的一批写诗和写小说的朋友。国宾非常敏锐地指出了李冯最近发在《山花》上的几篇小说风格的变化及其思想的转型,也谈到了海力洪作品里流露出来的卓而不群的想象力,刘立杆的细腻流畅的小说叙事,还有杜马兰和小海的诗,以及在北京的贺奕的小说的特点等。
  我很惊讶于他眼光的独到,但没想到他忽然停下来,若有所思地问了我一句,为什么在我们这批朋友之后,南大就没怎么再出写东西的人了呢?这个问题我倒从来没有想过,所以只能含糊其辞地说,可能是社会风气变了,校园的风气也变了,大家不太关注文学这个东西了吧。
  不过,话虽这样说,这的确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理由。国宾上面提到的那些我们熟识的朋友,都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毕业于南大中文系的。实际上,在那个时代,不光是南大,几乎每个大学的中文系都会有那么一批爱好文学的人,整日做着作家梦,不好好上课,躲在寝室或图书馆里使劲看书写作。只是,有的坚持走到了今天,小有所成,有的却改变了方向,不为人知而已。
  我1987年考入武汉华中师范大学,读的是中文系。和现在很多学生的志愿是家长报的不同,这个志愿是我自己报的,之所以报中文系,目的就是想当个作家,原因很简单,中学作文写得好,在学校里竞赛获过奖。刚进大学时我还以为我的作文真的写得好,不料,后来和寝室里的同学聊起来才知道,几乎每个人都有在各级作文竞赛中得奖的经历。而且,一学期的写作课上下来,就数我的分数最低。当然,大家读中文系的目的也和我大同小异,同样,每个人的志愿也大都是自己报的。当时,大学毕业还是靠国家分配,填报志愿时不管是家长还是学生,似乎都不是很在乎毕业后的去向问题,更多的是考虑自己想法,我的一个同学想学行政管理,报的是武汉大学,但因分数不够,被调剂到了新闻系,为此,他闷闷不乐,直到三年级,他的“专业思想”才稳固了下来。这样的事放到今天,肯定是不可能的。明摆着,新闻的就业形势比行政管理要好得多。他理应高兴才对,可那个时候,他明知如此,却仍然真心的不高兴。
  八十年代的校园气氛似乎很难用文字描述出来,也许只有亲身经历过那段时光的人才能感觉到当时弥漫在校园里的那一股洒脱,随意,自由和开放,甚至还有点奔放的时代精神。
  时至今日,我也当了大学老师,才深深地体会到了当年给我们上课的那些老师对学生的宽容是多么的难能可贵。那时我们经常不上课,迟到了就当着老师的面大摇大摆地走进教室,最过分的是,不管哪个老师的课,只要听了一会,觉得不满意,就立即从离自己座位最近的那扇门走出去,而不管是后门还是前门。
  但如果你以为这样一来,那个正在讲课的老师因此会注意到你,那就错了。
  前年秋天,大学里曾给我们讲过中国现代文学的黄曼君老师到绍兴参加学术会议,途经沪上,在王鸿生兄的召集下,我们几个毕业于华师中文系的人一起为黄曼君老师接风洗尘。十几年没见,黄曼君老师依然是那样的健谈,也依然是那样的年轻和风度翩翩。因为鸿生忙着张罗酒菜和招呼黄曼君老师,忘了介绍我的身份,等到觥筹交错之际,我不禁自作多情,主动向黄曼君老师敬酒,向他表示歉意,当年上他的课时,我曾不止一次中途退席,在众目睽睽之下从他面前走过。但黄曼君老师扶了扶那副圆圆的厚厚的眼镜,却一脸迷惘,怎么也想不起来我是谁。
  也许,应该这么说,他从来都不知道我是谁。这当然和黄曼君老师的近视无关。在那个年代,像我这样的学生太多了。而像黄曼君老师这样的人也太多了。有的老师,甚至在第一节课就对我们说,如果觉得他的课讲得不好,大家可以不来,回去自己看书,只要期末考试时来一下就行了。
  显然,这种宽容几乎已是纵容了。但在那个年代,大学里几乎每个老师都在鼓励学生按照自己的个性或者癖好去学习,去生活,好像不这样就不足以为人师表,更不足以显示自己的个性一样。
  而现在,不要说是上课了,哪怕是开一个讲座,我都希望在座的学生面面俱到,坚持到最后,如若有人胆敢中途退场,我一定会恨之入骨,并下定决心在以后再上课时首先拿出四十五分钟来整顿学风。但我对学生在下面看英语,发恋爱短信息,编电脑程序,却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毕竟毕业后他们要靠这些东西去找工作,而不是靠艺术的起源,柏拉图的影子说,司空图的诗品这些玩艺去谋生。所以,在如此大的压力之下,上课时用手机互相发发爱情短信息,也是苦中作乐,可以理解的了。
  看着讲台下一张张越来越年轻的脸,我知道,一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那个时候,参加英语四六级的考试只是自愿,谁要开口讲英语不是外文系的就是神经病,哑巴英语这个术语还没听说过,到电脑房去学永远也用不上的BABIC语言时不仅要换上拖鞋,还要小心翼翼地穿上白大褂,在学校唯一的空调屋子里,摸着洁白的键盘,我们每个人都紧张的流出汗来,而WINDOWS在哪里连比尔盖茨都不知道。除了偶尔上上课外,就是不停地听讲座,萨特,弗洛伊德,海德格尔与老子,看西方的诗歌,小说,象征主义,意识流,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在寝室里挤在一起听一台老卡带的破录音机放崔健的一无所有,穿着军大衣到露天电影院看张艺谋的红高粱,12月,望着窗外飘坠的雪花和穿黑鸭绒衣的胖女生,在水房里光着身子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搞诗歌朗诵会,只是为了朗诵自己的诗,模仿正规的文学杂志编手抄的和油印的小刊物,发自己发不了的小说,散文和评论,还像模像样地用鲁迅杂文的笔法写编后记,动不动就说自己想起了先生的某句话,同时虚拟出一群所谓的正人君子进行攻击,以抬高自己的身价。
  工作?对我们来说,这根本不是个问题,有肉食者自动谋之,我们的书记多次说要把我们弄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什么地方最艰苦?西藏,还是新疆?布达拉宫还是吐鲁番?这两个地方我们都想去很久了。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会想到自己学的东西有用没用?又怎么可能想到今后还要靠什么谋生?尽管华师号称是师范大学,且为突出这一特色,开设了教育学,心理学,还有中教法,即中学语文教学法的简称,等一些专业课程,可没几个人能记得我们到底学了什么东西,因为,压根就没几个人想过自己将来会去当老师,或者说,压根就没想到自己以后还要去工作。因此,如果说,一个名叫夸美纽斯的外国教育家(仅此而已),感觉和神经的让人困惑的定义,还有中教法这个特有的名词,就是这三门课程留给我的唯一的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上个星期,我的大学同学黄夏林从桂林来上海出差,和我聊起一件趣事,他说他去年曾到母校一游,有幸和我们当年的漂亮的女辅导员见了一面,谈起我们前后几届同学的近况,我们的辅导员忍不住长叹一声,痛感当时学校的秩序太乱,学风不好,大家都像瞎子摸象一样,自己在那里乱学,以至于我们都没有受到良好的专业教育,和后来的师弟师妹们相比,素质很不过硬。
  我听了不禁哑然失笑。
  94年我从南大硕士毕业,到交大人文学院文化管理系工作,到现在也有快十年了,在这些年里,我发现学生对老师反应的最多问题是,我们学了这些有什么用?文化管理系在交大算文科,一二年级以中文的课为主,三四年级则主要是法律经济营销广告会计一类课程。这个问题,一二年级的学生最喜欢问,到了三四年级,则很少有人问了。原因很简单,一二年级学的文学史,美学,艺术概论一类的课程,他们觉得将来没用,而三四年级的应用性课程找工作时能给他们以自信和踏实感,有用。
  但我并不以为这有什么不好,和我们那个时代相比,社会对大学生的要求更高也更细了,相对来讲,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只要你是大学生就行,社会对你的专业技能等并无明确要求,这是因为社会本身的分工和专业化色彩并不强,开句玩笑,那时大学生毕业就是干部,干部是不需要专业的。而现在已完全不一样了,都变成人力资源了。因此,为了生存,学生也好,家长也好,甚至老师也好,都希望学生能够按照社会的要求来学习和塑造自己。今年暑假前,系里的同事在一起讨论我们的课程设置时,一致认为,我们系三四年级的课程安排应该更实用,也更明确具体一些,因为我们历届学生主要是到和文化相关的单位工作,如出版社,报社,杂志社,电视台等,所以,我们有必要将课程再予以细化,或者增加出版,编辑,新闻写作等课程,以使学生无论是在毕业前找工作还是以后做工作,都能立即上手。
  毕竟不是十几年前了。
  91年大学毕业,我考上了南大的硕士。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为了能和女朋友在一起,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我想到南京这座散发着无穷魅力的古老的江南文化大城去继续我的文学梦。因为那个时候,已有了北京搞理论,上海多批评,南京出作家的说法。我选择南京,就是为了选择当个作家。事后证明这个选择是对的,通过和我同屋的古典文学研究生,同时也是默默无闻文学青年李冯,我认识了诗人小海,以及刚开始写小说的韩东,和更多热爱写作的朋友。一条路就这样走了下去。
  那时,和我同龄的国宾在山西的一所大学读书,因为喜欢北京的文化气氛,毕业后,他设法到北大进修硕士课程,之后又到辽宁的一家效益很好的出版社工作,但几年后,出于对文学事业的热爱,他又考进了南大中文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博士。
  一切都像梦,然而又都这么实在。
  在我们的周围,在空中,蝉鸣雀噪,有几个人从大门进来,一路走进了太庙之中。
  十年了,我才又回到这个地方。
  国宾点上了一支烟,对我说。
  在太庙前古柏林中,有一个摄影摊,旁边放着一辆作为道具的轿子和艳俗的古代服饰。阳光从天空斜射下来,在相邻柏树的空地上,留下片片闪光的碎影。我向那个摆摊的摄影师招了招手,让他用快速成像的宝丽来相机给我们拍了一张合影。 
  照片上的我们已明显发胖。我们再也不可能是那种单薄的永远吃不胖的十八九岁的小伙子了。
  而我的大学同学黄夏林,却比以前显得还要瘦,还要高,他一支接一支的抽三五烟,和我一起回忆当年大家埋头写小说的情景。现在,他已经是广西的一家咨询公司的老总,每天琢磨的都是如何进行广告提案,如何争取客户的事情。可见到我后,就像打开了记忆的砸门,和我不停地聊过去。那时他是我们寝室最刻苦的人,每天都拿一本鲍桑葵的《美学史》去苦读,同时勤奋地写作,写小说,写话剧,写影评,写评论文章,写一切能写的东西。
  他告诉我,前年他曾将公司关掉,买了台新电脑,准备开始专心写作。他觉得自己尽管工作了这么多年,和文学已离得很远,可心里还总是想写东西。但因为家里有些意外的事,他不得不重新出来工作。
  我陪他到衡山路泡酒吧,逛徐家汇买东西,在新天地喝咖啡,他突然问我,如果一年后他到上海来写东西,好不好?
  记得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一次丁帆老师和叶兆言师兄做个对话,把我拉去作记录。我那时正在忍受退稿带来的煎熬,有些绝望,就向叶师兄抱怨了一下,叶师兄只是笑了笑,但却认真地对我说,一个人要真想写东西,是什么都拦不住的,肯定能出来。
  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了黄夏林。
  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不同的东西,比如大学的气氛,学生的风貌,但每一个时代都有些东西不会变。变的只是现象,变的只是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或者说,因为我们一直在用不变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所以才会觉得这个世界什么都变了。
  其实这个世界从来都没有变过。
  总有些人去写东西,也总有些人会为自己的兴趣和理想献身,当然,也总有很多人会为了生存,为了找个好工作去学习去奋斗。
  就像,即使这样,也还总有人在这里杞人忧天一样。
  我想,这些都是非常自然的事。是的,非常自然。


2003/8/17于上海五角场

 

2005年2月5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