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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河北学刊》2005年第2期

 

晚清科学出版的流变与走向

韩建民

 

内容摘要:作者认为晚清科学出版由教会播种,兴于洋务运动,成于甲午战争之后。其纲领和学科顺序也随着出版主体的变化而发生了从应用科学到理论科学再到社会科学的演变。到晚清后期西学的外延逐步超迈了科学,而出版也成为一个从单纯翻译书籍到编、印、发并重的系统,突破了早期以编译等于出版的认识。上海处于中国沿江、沿海的“弓箭”交叉点上,一举成为晚清科学出版的中心,并形成了晚清时期以上海为中心向内地传播科学的特点。另外,西学出版的上游渠道逐渐从欧美转移到日本,大大提高了引进出版效率,现代出版功能也随之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作者还提出了科学出版主体变化和《伯尔尼公约》签定都是晚清版权问题产生的原因之一。
关键词:科学出版 晚清 流变


  “科学”一词,近代始有。然而技术的应用,则可上溯到上古三代:无科技则无人类之生存进化。“出版”一词也是近代初见,但中国的出版事业则可上追至隋唐:无出版,则文化传播会受到很大局限。今日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中国,受科学技术和出版事业影响至深。而科学的传播、出版事业的发展又受晚清时期科学出版事业影响极大,其特色肇始于斯,其局限也在当初预设了伏笔。因此,晚清科学出版的演进与流变过程就大有研究的必要,我们试图从传播学主出版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具体的研究,并提出了晚清科学出版的若干流变与走向。


一、 晚清科学出版纲领的进化与发展

    凡事必有纲领,纲举方可目张。晚清出版实践由教会播种,兴于洋务运动,成于甲午战争之后。喻以水,则其势初时潜流暗藏,一变为喷涌而出,再变至大浪翻滚披金沥沙。其纲领也从无到有,从线性到复杂,从幼稚到成熟,正与出版之流由“窄而浅”演为“宽而深”的进程互为表里。
  想要“师夷长技”的洋务派提出了“中体西用”的出版观,于是出版也围绕着实用技术展开。在他们眼中,科学是次要的,技术是重要的;思想是次要的,产品是重要的。到了维新变法的时候,出版纲领突破了器物层面,上升到道术层面。此后,随着西学引进的深化,以科学为手段的出版纲领演进成为以科学为目的。胡适说:“科学不是坚甲利兵,飞机大炮,也不是声光电化。那些东西都是科学的出产品,并不是科学本身。科学本身只是一个方法、一个态度、一种精神。”①这种以科学为目的的文化态度只有在西学大盛之后才能兴起,与此前洋务派的思想形成鲜明对比。进而,西学的外延超迈了科学,出版也成为一个从单纯翻译书籍到编、印、发并重的系统,突破了早期以编译等于出版的认识。

  (1)出版机构性质的演进促进了出版纲领的进化
  晚清中国,译书事业方兴,出版机构则林林总总,鱼龙混杂。大致说来,可分教会、官办、民营三种类型,前者先行,后者晚起。然而长江后浪推前浪,译书出版机构嬗变层进,各领风骚数十年。
  早在19世纪初,教会的翻译出版机构就已进入中国,然而其大兴则在19世纪中叶以后。基督教创办的墨海书馆、美华书馆,天主教创办的土山湾印书馆、北京遣使会印书馆等等在传播“上帝福音”的同时,不仅仅通过翻译出版科学图书来打开国人的文化视野,而且也通过改进印刷设备、扩大出版规模,对其他出版机构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各式印刷机、照相机、装订机械源源不断地进入了中国,原有的单一质地活字被改进发展为电镀铅字。随后,外国商人也在中国建立了出版机构,最负盛名的是点石斋印书局,中国最早的照相石印工艺即创制于此。
  机器化大生产带来的冲击,绝不像我们一般的想象,仅仅在于物质生产的改变,亦由物质而作用于文化,由物质文化而作用于精神文化,进而产生整个社会思潮的动荡与整合。“从手摇印刷机到滚筒印刷机、从中文铅字到元宝式字架、从石印术到照相制版,这一切都极大地开拓了国人的眼界”,②为中国自己创办印刷出版企业起到了示范和领路作用。
  最早诞生的是借助于国家力量的官办译书出版机构,其主要创办者都是洋务派官员。他们怀着“师夷长技以制夷”之心,迫切希望学习西方实用科技,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于是兴办新式学堂培养翻译人才,创立书局批量引进西书。成立最早的京师同文馆和影响最大的江南制造局成为当时国内出版机构的领军,翻译出版西书的种类和数量都大大超过同时期的教会出版机构。
  译书成为风尚后,民办机构也应运而生,在19世纪末登上了历史舞台。其人才、观念、设备无不孕育或得益于教会和官办出版机构,以商务印书馆和广智书局为代表的民办译书出版机构以广泛而适时的选题、精审的翻译和灵活的分销方式迅速占领了市场,成为晚清后期中国出版的主力军。可见晚清时期出版机构经历了一个从教会、官办、民营各领风骚的转变过程。

(2)科学出版主体结构的变化进一步导致了出版纲领的丰富和发展
  文化对接,语言必为先导。翻译的初创者虽事倍功半,也只能“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如果仅是语言之歧,而非物质之别、思想之异,那么也不过字斟句酌答于笔墨即可。但晚清时期所译图书,对国人来说,无不离奇恍惚,出于日常经验之外。这就要求译者必为所译内容的专家,非熟知其内容不得为之。
  教会和官办机构出版西书时,译书之风新开,并没有熟习西语兼通科学的译才,便多采用古老的西译中述方式。由于国人对西方科技的懵懂和对外语的隔膜,在这种方式下,无论是译本的选择、内容的理解还是西文中译等译书环节上,起主导作用的大多是西方译者。署名时,也是洋人在前,国人在后。所谓西译中述,即“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言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中国文法”③。其中各种滋味与难处,非亲历无法体味。从华蘅芳《金石识别》和《地学浅释》序言中可知,这时翻译每一字句无不呕心沥血,然后可得。早已不仅是单纯的译述,而是全新的创造了。因是创造,便不免粗疏;即便粗疏,却也有开启之功。今日重新审视当年史料,必须怀着“理解之同情”,才能看出当日的辛酸与艰难。
  甲午战争后,首创之功大于译书之得的西译中述方式渐渐淡出,更合于“师授次第”的独立翻译出现,已然接受了西方科学思想观念并具有相当外语水平的中国知识分子独自肩负起传播新知的重任。在反映清末西学传播的《译书经眼录》中,著录有中国学者译著415部,中外学者合译33部,外国学者译著35部,中国学者的参与程度大大高于外国学者,与前一时期形成鲜明对比。至于此时期译著选题之切实、文笔之通畅、范围之广泛更非前一时期能比。这一切,均有赖于国内学者的成长和独立翻译的发展。
  语言瓶颈一旦突破,翻译之学方能让位于专家之学。在西译中述时和独立翻译早期,一人翻译多种门类图书情况实属正常。但随着所引进西方科学内容的多元和深化,图书翻译也走上了分工细化的道路。于是,翻译之学脱下最初“启蒙”、“介绍”的外衣,复归为专家之学。科学出版主体也经历了“西方传教士 →中外合作→新知识分子”的演进与走向。
  
(3)翻译引进西书学科顺序的变化是出版纲领进步的具体表现
  图书出版历来是文化传播的晴雨表,反映着公众或知识界兴趣的转移。随着出版纲领的进化、译书出版机构性质的转变和出版翻译人才结构变化,翻译引进西书的学科顺序自然也相应变化。
  教会出版机构一统天下时,宗教书籍传播着“上帝福音”。在传教士们看到中国人了解西方科学文化的热忱后,便把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医学、地理学、历史学等等一系列自然及社会科学图书从他们的文化高点上倾泻下来,以便高踞上帝使者的地位。
  到后来的官办出版机构肩负着“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重任,便以兵器兵法、造船海战、地质矿冶、数学计算等实用技术为主要出版方向。他们把“中体西用”政策应用于出版实践,就只能忽视没有当下的实际作用却能发生深远影响的理论科学。傅兰雅拟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大英百科全书》未果,即因当时清政府所急需的,乃是兵工制造而非科学理论。
  但是吸收西方文化,割裂其肢体、断章以取义,终究不能长远;单一的药方也不足以治疗全身的病痛。甲午战争失败后,独立的译者把目光转向制度层面,官办及民营出版机构的翻译内容也很快就由“器”而入“道”,由“形而下”而“形而上”了。“以1902年至1904年为例,三年共译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法学等社会科学书籍327种,占总数533种的61%。同期翻译自然科学112种,应用科学56种,分别占总数的21%、11%。译书从多到少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④建立起文化交流的正常次序和层级。
  每一次出版兴趣的转移、学科顺序的改变,无不在新与旧、此观念与彼观念的竞争与交锋中展开。隐蔽、婉曲、悲壮的裂变,上至学术思想,下及大众思潮。于是,才有了文化的李代桃僵、重建新组、动荡整合,于是,也才有了渐趋“现代化”的中国。正是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态度,深刻地改变着当时人们的生活态度,其作用远远超过了所引进的科学产品。晚清时期中国引进西书所经历的“宗教科学→应用科学→理论科学→社会科学→哲学”学科顺序到今天都耐人寻味。


二、晚清科学出版的地域走向

  文化是一种场,而这种场更多地表现在地域文化上。晚清时期由于上海率先通商并处在长江与沿海的“弓箭”交叉点上,一举成为晚清科学出版的中心,并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沿江、沿海向内地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的现象。另一方面,随着晚清出版纲领的变化,科学出版的上游渠道也出现了从欧美向日本的转变。

(1)晚清科学出版的国内流布
  无可回避,近代中国接触吸收西方文化的过程就是西方国家殖民侵略的过程。他们的坚船利炮,不断敲击着中国的国门,打开内陆的航线。于是,西方科学文化也随之扩散传布。
  五口通商之后,教会印刷出版机构相继在上海等大中城市创办,一举打开了传统官刻、坊刻、私刻的局面,并且突破了中国以往以北京、苏州等地为刻书中心的格局。新兴沿海城市上海,由于处在沿海与沿江的交叉点,一跃成为晚清科学出版中心,成了名符其实的赛先生上岸的地方。晚清时期的上海不仅是印刷机械的集散基地,更是科学出版物的批售中心。正如扫叶山房所云:“良由海通以来,上海一隅几为全国之中心点,淹通之儒,博雅之士,与夫豪贾巨商,凡欲购贩书籍者,无不以沪读为挹注之资。故本坊每年销行各书,北至奉吉,南迄闽广,西则滇黔边东则鲁、皖、浙各省。”⑤1843到1911年间,上海地区开办的各类书局和印刷机构不下数百家。当时全国最为著名的印刷出版机构(如教会性质的墨海书馆、广学会以及官办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的总部都设在上海。
  随着晚清科学出版的发展,以上海为中心,呈“弓箭”型开始沿着江海向内陆和北方传播,先进的印刷出版设备、优秀的技术工人、雄厚的出版资金、领先的出版文化思想,开始从上海向内陆流动,逐渐形成全国性的出版传播网络,使得其他出版功能的跃升和发展成为可能。赛先生的足迹也随着这些书籍遍布大江南北。
  也许这种科学传播的文化积淀和磁场效应到今天依然在发挥作用,在近几年的全国科普好书评奖中,上海滩独揽半壁江山,依然是科学传播最重要的码头。

(2)晚清科学出版上游渠道的变化
  最早的文化传播使者是西方的传教士,译介图书自然也以当时领先的欧美为取向。东西文化的冲突和对话使国人领略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强大,眼睛紧盯泰西也是自然的事情。直到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蓦然回首,发现了一个在自己身边突然崛起的旧日邻邦。
  虽然同是东亚文化圈的重要成员,但是中国和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却渐行渐远。到了清末,早已是两般模样与心境。因此在对待西方异质文化的态度上,以“和魂洋才”为对待西学态度的日本远远走在了中国的前面。举“全科译进”为例,到1898年中国首次翻译西方哲学书籍,完成全科译进的进程共用了50多年,而日本比中国提前了20年。就在这时,发生了甲午战争,国人才痛定思痛,转而吸取日本的先进经验。
  因为文字的相通、语法的相近、文化的同质,日译西书狂浪排空般涌来。不仅日本转口的西方科学文化书籍受到重视,日本人写作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著作也进入了中国译者的视野。设立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最著名的民营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和广智书局都翻译出版了大量的日本著作和译著,题材包括基本教科书、一般科学书籍、政法文史著作、哲学伦理著作等等。据统计,“从1902年到1904年,我国共译书533种,其中英文89种,德文24种,法文17种;而日文有321种,占总数的60%”。⑥
  出版的上游渠道虽然不能决定文化传播后的样子,但是却给下游文化定下了基调。到今天中国相当一部分科学和社会科学名词源于日本即是对这段历史的折射。


三、现代科学出版功能的丰富与发展

  “晚清科学出版”就像一个新出生的婴儿,中国社会是其母体,西方国家是其输入源头。晚清时期科学出版的发展就像一个孩童逐渐长大的过程,其功能逐渐完善、体格日益强壮,内涵也越来越丰富。以往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大都是从中国社会历史演进、政治变迁、中外关系、社会思潮等方面来研究的,充其量只是探讨“母体”的变化和助产士的作用,却从来没有站在“西学传播与出版”本身的角度分析这个婴儿发育成长的过程。本文首次从出版本身的角度系统探讨这一问题,也算是一次方法论的创新。
 
(1)版权从无到有
  翻阅晚清史料,每每感慨:当时一切尝试都是在两难困境中的反复摸索与实验,最终的选择或得于创见,或迫于无奈,或赖于机遇,或因于潮流,但无不在今天的现实走向上留下印记。这一点,尤以近代版权观念在中国的发展和实践最为明显。
  中国的版权观念,在宋代就已经产生,流传到今天的宋版书牌记上还经常会看到类似“不可翻刻”的字眼。但是因为传统手工作坊式的小规模图书生产和中国人重义轻利的观念,大多数书籍的印数并不多,而且只是被当作纯粹的精神产物,所以对书籍出版很少有经营的理念。近代印刷出版技术的传入,使中国也有了大规模印刷出版图书的能力。西学传播主体的转化和国际《伯尔尼公约》与国内版权现状的矛盾,则直接引发了版权问题的讨论。甲午战争以前,西方人士在图书翻译上占有主导地位,版权问题尚不突出。此后,随着中国独立译书的发展,西方列强在对待中国翻译西书的情感上发生了微妙变化,逐渐开始了对中国的版权要求。正在此时,一项旨在保护和协调使用版权的国际公约《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也在瑞士首都签定了,西方列强借此要求中国加入。
  在《伯尔尼公约》被介绍到中国后,有远见的中国官员虽然也看到了保护版权对于促进文化创新的必要,但是和中国引进西学以维新自强的迫切需求相比,保护作者的著作权只能排在靠后的位置上,否则,中国文化必定无法完成其转型,在虎视眈眈的列强之中毫无立足之地。爱国人士、清朝管学大臣张百熙先后致电日本使臣内田康哉、湖广总督张之洞、办理商约大臣吕海寰、会办商业大臣盛宣怀等人,陈述利弊,坚决反对在续修商约中加入版权保护条。他在给日本使臣内田康哉的信中写道:“夫使敝国多译数种外国书,使国人读之,通外事者教多,将来各种商务大兴,中外共受其利。若如此办法,书籍一不流通,则学问日见否塞,虽立版权,久之,而外国书无人过问,彼此受害甚多。”⑦正是抓住了外国人在要求著作版权和希望中国向文明进化之间的矛盾心理,中国官员据理力争,最终达成了只保护外国人专为中国特著的图书版权,其他图书中国人同样可以翻译出版的协议,并在1910年颁行了《大清著作权律》这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著作权法律。
  除了官方的立法,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设立的最大一个翻译出版机构广学会也付出了自己的努力。它一方面在报纸上倡导和宣传西方的版权观念和制度,另一方面也在自己的出版实践中极力主张尊重图书版权。
  值得深思的是,直到1991年,我国才加入了当初在引进西学和鼓励创新之间两难选择而没有接受的《伯尔尼公约》。此前图书的“海盗版”现象犹在眼前。如何丰富我们的版权意识,提高版权保护境界,走出狭窄的版权心理,确立普世版权价值,仍然是留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课题。

(2)科学出版内容从不规范向相对规范转变
  版权的发展只是图书出版规范的一个侧面。在翻译西方科学图书这一现代西方文化产物的过程中,尤以科学名词统一最为紧要。由于是全新对接,因此在内容上也经历了一个从混乱到规范,从幼稚到系统的转变。
  最初引进西书时名词的混乱状况,也许并不应苛责于时人。介绍西学,不论何种科目,必然碰到新的名词。部分物质名词固有相当的中文名词对应,但是大多数名词和术语,并非中国人固有,势必另创新词来表达。翻译新学已经让中外译者焦头烂额,如果再要统一专名依次注出,实在难以实现。
  最早注意此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解决方案的,应该算是受雇于江南制造总局的科学传播大师傅兰雅。他提出:“设立新名 若华文果无此名,必须另设新者,则有三法:一、以平常字外加偏旁而为新名,仍读其本音,……二、用数字解释其物,即以此解释为新名,而字数以少为妙,如养气、轻气、火轮船、风雨表等是也。三、用华字写其西名,以官音为主,而西字各音亦代以常用相同之华字,凡前译书人已用惯者袭之,华人可一见而知为西名” ⑧翻译科学名词时,必须首先搜集中文已有的名目,确定没有之后再设立新名,其名称必须在音义上与该物质有一定联系,同时还要注意编辑中西名目字汇。此后,国人高凤谦、梁启超亦奔走呼吁。
  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既得益于后期国人形成的共识与实践,日译西书也功不可没。是日本人把西文首先翻译成日语,中国学者见而可知,也就原样照搬。今天仍然有很多常用的日译词汇活跃在现代汉语中,成为中日文化和学术交流的媒介。
  晚清时期科学名词统一工作虽然没有最后成功,但我们注意到清末所出图书对一些科学和地理名词逐渐有了共同的称谓与规范,这显然是一种变化与进步。晚清探索科学名词翻译的实践,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启示:如何在当代利用日本及港澳台地区已有的翻译成果?如何在汉语文化圈内部统一,减少交流障碍?这一切都是我们仍然要解决的问题。

(3)晚清书籍装帧从“土装本”向“洋装本”的转变
  书籍传播科技,科技反过来也改变书籍。书籍印刷方式和装祯式样的变化充分表现了科学和文化的互动。
  虽然中国很早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然而明清时期的中国图书,通常仍然是以木版雕印单面印刷,向空白侧后折对齐后,在开口的处打孔穿线装订。活字印刷技术在中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和改进,反而在传到西方之后大大促进了西方科学和文化的传播。晚清时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印刷和制造设备的同时,也致力于改进汉字的活字印刷。
  美华书馆的传教士姜别利发明了中文字模的电镀法。他先用黄杨木刻出阳文汉字,然后镀制出紫铜阴文,再镶入黄铜壳子。如此制成大小不等的铅字七套,字型优美,笔锋清晰,俗称“美华”字。同时,他建造出元宝式字架,排字工只需站在中间,就架取字,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为展示书馆的逐步取得的进展,我们可以看看1882年2月4-7日在上海举行的年度会议的报告中列出的数据。前一年(1881年)为大英圣经书公会印刷了14 929 000页;为美国圣经会印了7 234 550页;书馆用自己的资金印制了2 573 000页小册子等”。⑨此后,他又引进了多台印刷机,使美华书馆成为中国最大的教会印刷机构。
  在教会印刷机构的影响下,很多专程出国学习印刷技术的留学生回国创设了自己的印刷企业。首倡此风的是留学英国并把五彩石印法引进国内的卢海灵,这种彩印技术比中国传统的套色印刷要快捷廉价很多,效果却更加美观清晰。商务印刷馆初创时,无论照相落石、五色石印,还是铜版雕刻、黄杨木雕,都有日、美技师专门传授。高凤池在《本馆创业史》中写道:“自从与日人合股后,于印刷技术方面,确得到不少的帮助。关于照相落石、图版雕刻(铜版雕刻、黄杨木雕等)、五色石印,日本都有技师派来传授,从此凡以前本馆所没有的现在都有了。”⑩中国民营企业印刷水平的提高不仅为日后的发展积累了相当的资金,而且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印刷技师,赢得了较高的声誉。
  在这种变革印刷技术的热潮下,中国出版书籍从用纸到装祯都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洋”装代替了“土”装,机器化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图书印刷张数和出版册数大量增加。
  中国古代即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说法,然而道与器须臾不可离,正如影之于形,非即器无以明道。图书装帧形式的变革正是一场思想变革的先导,以后的几十年间,洋装本图书促进了各种思潮的际会离合,引起了社会的动荡转型,引导着中国登上现代化的快车。

(4)晚清科学图书发行渠道从线性向复杂转变
  用一句时髦的词说,文化传播是一个系统工程。译书出版、实物流传、兴办学校、留学游历等各方面相叠加渗透,促进文化传播半径不断扩大,文化融合程度不断提高。而译书出版显然是这个系统工程中影响最久,传播最远的重要方式。书籍的策划与选题、引进与翻译、生产和包装、宣传和发行相互制约与影响,而发行则是前面一切活动的归宿和目的。
  晚清以前的译书,品种单一,数量很少,无法形成一定的规模和影响,更没有发行的观念。晚清后期,印刷手段迅速发展、译书数量急剧增加,不同类型的出版机构八仙过海,各出奇招,开创了多种多样的发行模式。
  以广学会为代表的教会机构的图书发行从大量赠书开始。他们向官员和士子大力宣传宗教知识、科学常识和西方文化。甚至“希望在每一个考试中心设立一个代销处,以便出售我们的出版物”○11在内部,他们重视图书质量,重印比例高达40%;在外围,他们重视结交权贵政要以扩大书籍的刊行范围和影响。
  为了“师夷长技”,洋务派积极利用各种手段增加图书的影响范围。江南制造局和傅兰雅的格致书室利用行政系统、教会系统、报纸系统、书店系统、邮递系统,左右逢源,建立了覆盖全国的销售网络,取得了较好的文化传播效果。
  后起之秀民营出版机构代表了新兴的出版力量。以商务印书馆为例,它不仅注重图书的内在质量,而且通过连锁经营,发展分支机构,扩大了图书的发行范围。同时,它利用函购业务,把图书销售的触角延伸到内地和边远地区。
  除了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各种出版机构还积极利用其他宣传载体配合图书出版发行。报纸广告、书目广告使销售不受交易场所的局限,销售人群针对性极强。报纸上的书评、新书连载、样书广告、传单广告、橱窗广告等新鲜手段也起到了很好的推介作用。
  晚清时期“科学出版”犹如一个孩童,其功能逐渐完善,其羽翼也愈渐丰满。图书发行渠道的丰富与发展正是这种成长的一个缩影。


四、结束语

  晚清中国是一个不维新则无法生存,欲维新而眼花缭乱无所适从的社会。晚清科学出版正是在维新中求发展,在守旧中求平衡的一个典型。其走向与结果,远非一人可以决定,更不是一事可成定局。表面上看去,各种力量纠集缠绕,各方势力错综平衡,然而推动其前进的地下暗流,则是非常有待于深入探讨的出版及文化传播规律。

参考文献:

① 胡适:四十年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留下的抗暴力量 见《胡适手稿》第九集,台北胡适纪念馆,P548页。
② 潘建国:清代后期上海地区印刷文化的输入与输出 见《上海近代新文明的形态》,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4年版,P137页。
③ 傅兰雅:江南制造局译书事略 见汪家熔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年版,P552页。
④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P14页。
⑤ 《扫叶山房书目》篇首启文,时间未详,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藏本,转引自潘建国:清代后期上海地区印刷文化的输入与输出 见《上海近代新文明的形态》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4年版,P150页。
⑥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P13页。
⑦ 张百熙:致日本使臣内田康哉氏函,《政艺丛书·皇朝外交政史》第4卷, 上海政艺通报社,1902年, P11页。转引自李明山等著《中国近代版权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版,P79页。
⑧ 傅兰雅:江南制造局译书事略 见汪家熔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年版,P550页。
⑨ G·麦金托什著 方丽译 车茂丰校,美国长老会书馆(美华书馆)纪事,《出版史料》1987年第4期。
⑩ 高风池《本馆创业史》,见汪家熔辑注《中国出版史料》第三卷 湖北教育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P50页。
○11 李提摩太:我们工作的必要和范围 《同文会年报》第四年,见汪家熔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年版,P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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