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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5年3月4日《文汇读书周报》

 

透明心地 美丽眼睛

麦 田

 

  曾经作过多萝西·霍奇金的学生、后来成为萨莫维尔院长的芭芭拉·查普曼,有一次回忆自己在高桌上见到多萝西的情景,用了这样的句子:“年轻美丽,金黄的头发在阳光照耀下,像彩绘玻璃上中世纪圣徒的光轮一样罩在她头上。她独特的步调轻快而富于弹性。她有一个迷人的孩子气的习惯,对人微微一笑,眨眨眼,好像是你的同谋。”在《为世界而生》的封面上,我看到了多萝西的样子,微微笑着,带着一种很腼腆的宁静表情,目光温柔但却坚定。将这样一个文文弱弱的女子与化学联系在一起会让人有些于心不忍。因为在我看来,化学是一件很枯燥乏味的事,让那些与瓶瓶罐罐打交道的日子占去一个女子最美好的时光,生活未免太残酷了些。但事实却是,多萝西·霍奇金不仅与化学结缘,而且成绩出众。
  世界上有一种情感来自一见钟情的浪漫,多萝西与晶体的缘分就是如此。11岁的时候,多萝西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实验室。读到这儿的时候我追忆了一下我的似水年华,好像我在11岁那年还没学会用筷子,而多萝西在这个年龄已经能用灵巧的手来操控酒精灯试管以及各种瓶子,做实验给她的妹妹们看了。不过,多萝西所受的科学教育开始得更早。10岁时,她在一个小小的私人课堂上第一次接触到了化学。她和她的同学们一起动手制取明矾和硫酸铜溶液,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她们看着溶液慢慢蒸发,逐渐显现的晶体如珠如宝闪耀着光芒。女孩子对美丽似乎总有一种出自天然的敏感与冲动。正是这光芒点亮了小女孩美丽温柔的眼睛,用多萝西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这一生为化学和晶体所俘虏”。
  不过,在多萝西进入牛津萨默维尔学院读化学专业之前,另一番经历显然对她产生了同样重要的影响。在她收到录取通知的那年夏天,多萝西随在杰拉什考古的父母一起踏上了一场探索古代世界之旅。当教堂渐渐展露出千年前的容颜,那些图案优美的嵌花人行道又一次抓住了多萝西的心。“中央广场的花纹是相连的八角形,镶着方形或菱形的嵌板,其间多有装饰用的图形……我开始思考,一个平面里两维顺序构成的约束条件……”她将那些嵌花图案画下来然后带到了牛津,这成为她最重要的绘画之一。芭芭拉有一次曾感叹多萝西“对古文物知道的比得奖学金的学生和两个读古典学的学者还多,这真是让人不知所措”,而这也应该归功于在父母那里所受的熏陶了。
  多萝西就这样以一种感性的冲动而走进了理性的世界,但对这位聪慧细致的女孩子来说,她所拥有的不仅是冲动。一篇发表在1929年3月号《法拉第学会学报》上的文章让她在片刻间体验到了由欢喜而震惊再到启示的复杂心情。那篇文章阐述的是以X射线衍射观察到的晶体结构,而多萝西从中看到的是更深远的研究视野和她所要超越的局限。她无法拒绝美丽晶体的诱惑,并渴望看得更深更远,而现在X射线给了她一双洞悉晶体内部的眼睛。
  我的朋友有一次曾无限感慨地说,一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牛人,她就很恼火,这当然是玩笑。但对于与多萝西一起工作的同事们来说,她的敏锐有时候也的确是令人恼火的。因为“当她看到一张关于某种全新的晶体那还湿着的振动照片时,只消粗略地扫一眼,就能在显然是谨慎地扫一眼后快活地断言那空间群应该是些什么东西,让那刚刚拍出这张照片的年轻人大为惊愕(甚至感到谦卑)”,然后当分析工作在几天后完成之时,人们会发现多萝西的判断是对的。假如有人愿意把这归于一种“女性的直觉”似乎也并无不可,但如果没有那些埋头于模型、仪器和图表的岁月,直觉也许将只是一朵飘忽于未知世界的云。
  用比较正式的语言来描述多萝西的科学工作应该是这样的:她用X射线晶体学的方法,在1949年测定出青霉素的结构,1957年又测定出维生素B12的结构,并因此而在1964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时至今日,她仍然是英国惟一一位获得诺奖的女性。

  但多萝西在实验室里收获的并不仅仅是科学上的声望与诺贝尔奖,还包括爱情。
  1932年,多萝西来到剑桥,在J·D·贝尔纳的结晶学实验室工作。据多萝西自己日后回忆,她在此后开展的那些工作几乎没有一项不是从她与贝尔纳一同研究晶体时便开始的。而贝尔纳在实验室里所努力营造的宽松的气氛不仅使多萝西得到了良好的发展,而且也成为她后来建立自己的实验室时所参照的模式。但贝尔纳不只是多萝西事业上的导师。当爱情发生的时候,贝尔纳正与妻子和两个孩子一起生活。贝尔纳故事的女主角必须相信自由的不受限制的爱,而多萝西的理想则是一种长期的相爱关系,这种分歧最终促使她在与贝尔纳相恋两三年后做出了决定:让他那才智的光辉时常照射到她就足够了。在爱情里没有对错只有错过,但很难说多萝西因此而错过了什么,因为他们在日后一直保持的亲密友谊显然成为多萝西生命中一道美丽的风景。
  多萝西所期望的长期的相爱关系后来在托马斯·霍奇金那里得以实现。这是一位有着理想主义的浪漫热情的青年。虽然他们在婚后时时要忍受长久的分离,但是这段婚姻对多萝西无疑是重要的。所以当托马斯在1981年去世之后,多萝西会疯狂地想念他,甚至在知道她只占托马斯爱情故事的一部分,也没有能减少她的悲伤。多萝西从未对谁说起过她过托马斯婚外恋情的感受,不过在家人看来,托马斯和多萝西都并不认为那是一种背叛。

  在多萝西开始科学生涯的1920年代乃至其后的数十年间,年轻女子所能获得的机会远远谈不上平等。如书中所述,多萝西的实验室是一个“两性平等的避风港”,而她自己曾说她“从未觉得性别或婚姻状态曾妨碍了人们接受她作为科学家的价值”。她的成就令人瞩目,但她却不愿意被当作女性的楷模。当她于1940年代当选皇家学会会员的时候,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当时,托马斯的表兄弟艾伦·霍奇金在给多萝西的贺信中写道:“你能够把照顾家庭与科学研究结合起来,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情,更不用说还在大学里教书。晚上我得洗盘子的时候就会发牢骚。”
  当多萝西知道已婚的女研究生拿的DSIR资助比她们同为学生的丈夫拿的要低时,她大为惊讶,这使得她在1955年曾插手她的学生詹妮弗·坎珀的事,但最终的结果正如DSIR的秘书所言,她赢得了一场战斗,但没有赢得战争。在多萝西的实验室,有许多女性科学家与她并肩工作,与很多同行一样,她们做出贡献却默默无闻。当此书英文版问世的时候,有人曾十分遗憾地指出,这些女性科学家们的名字在索引中是排在她们的丈夫之下。当然这是仅就英文版而言,中文版没有索引,也为我们省掉了一次遗憾的机会。
 

《为世界而生:霍奇金传》,(英)乔治娜·费里著,王艳红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定价: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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