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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5年2月2日《中华读书报》

 

《天学史》新版前言

江晓原

 

  就中国天文学史这一小小领域而言,经过数十年的积累,渐臻完备之境。研究成果中有许多是功力深厚之作,直至今日仍堪为后学楷模。代表人物有席泽宗、薄树人、陈美东、陈久金等。能够比较集中反映这方面主要成果的,有两部同名的《中国天文学史》(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陈遵妫主编)、潘鼐的《中国恒星观测史》、陈久金的论文集《陈久金集》和陈美东的《古历新探》等。
  其中值得特别提到的是1955年席泽宗的《古新星新表》及其续作,全面整理了中国古代对新星和超新星爆发的记载并证认其确切的天区位置,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国际上天体物理学发展的新高潮提供了不可替代的长期历史资料,成为中国天文学工作在国际上知名度最大的成果。此举也为中国天文学史研究创生了新的分支——即整理考证古代天象记录以供现代天文学课题研究之用。中国天文学史研究成果之宏富,使它雄踞于中国科学史研究中的领衔地位数十年,至今犹如是也。
  在科学史研究中,所谓内史(internal history),主要研究某一学科本身发展的过程,包括重要的事件、成就、仪器、方法、著作、人物等等,以及与此相关的年代问题。上面提到的两部《中国天文学史》就是典型的内史著作。所谓外史(external history),则侧重于研究该学科发展过程中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以及该学科在历史上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性质;而这外部环境可以包括政治、经济、军事、风俗、地理、文化等许多方面。
  内史外史问题,又要牵涉到科学史研究的三种方法——实证主义的编年史方法、思想史学派的概念分析方法、社会学的方法。其实传统的编年史方法正是以前作纯内史研究的不二法门,国内以往大量的科学史论著都证明了这一点(然而真正的深湛之作,却也不能不适度引入思想史方法),而成功的外史研究则无论如何不能不借助于社会学的方法。
 
  进入20世纪八十年代,一些国内外因素适逢其会,使中国科学史研究出现了新的趋势。
  一方面,“文革”结束后国内培养出来的新一代研究生进入科学史领域。他们接受专业训练期间的时代风云,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中间某些人的专业兴趣不无影响——他们往往不喜欢远绍乾嘉余绪的风格(这当然绝不能说明这种风格的优劣),又不满足于仅做一些添砖加瓦型的课题,因而创新之心甚切。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使国内科学史界从封闭状态中走出来,了解到在国际界一种新的“外史倾向”已然兴起,即转换视角,更多地注意科学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与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相互影响。举例来说,1990年在英国剑桥召开的“第六届国际中国科学史学术讨论会”上,安排了三组大会报告,而其中第一、第二组的主题分别是:“古代中国天文数学与社会及政治之关系”、“古代中国医学的社会组织”,这无疑是“外史倾向”得到强调和倡导的表现。
  以上因素的交会触发了新的动向。1991年,专论性的天文学史拙作《天学真原》问世,受到国内和海外、同辈和前辈同行的重视与好评,于1992年、1995年、1997年三次重印,并于1995年在台湾出了繁体字版。2004年又出了新版。在国内近年一系列“外史倾向”的科学史论著(包括硕士、博士论文)中,《天学真原》都被列为重要的参考文献。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台湾师范大学的洪万生教授,曾在淡江大学的中国科技史课程中专开了“推介《天学真原》兼论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与展望”一讲,并称誉此书“开创了中国天文学史研究之新纪元”——这样的考语在作者个人自然愧不敢当,不过《天学真原》被广泛接受这一事实,或许表明国内科学史研究重视“外史倾向”的新阶段已经开始。

  从内史到外史,并非研究对象的简单扩展,而是思路和视角的重大转换。就纯粹的内史而言,是将科学史看成科学自身的历史(至少就国内以往的情况看来基本是如此);而外史研究要求将科学史看成整个人类文明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思路的拓展和视角的转换,同一个对象被置于不同的背景之中,它所呈现出来的情状和意义也就大不相同了。
  我们可以简单归纳外史研究的三重动因:一、科学史研究自身深入发展的需要;二、科学史研究者拓展新的研究领域的需要;三、将人类文明视为一个整体,着眼于沟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前两种动因产生与科学史研究者群体之内,第三种动因则可能吸引人文学者加入到科学史研究的队伍中来──事实上这种现象近年在国外已不时可见。随着“外史倾向”的兴起,正日益融入文明史-文化史研究的大背景之中,构成科学·文化交会互动的历史观照。与先前的研究状况相比,如今视野更加广阔,色彩更加丰富。
  当年《天学志》之作,就是试图既体现内史研究的旧成果,又反映外史倾向的新气象。当时乘兴而作,倒也一气呵成。今天审视旧作,自然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当时的创作意图,窃以为基本上还是成功地得到贯彻的。

  此书作于1996~1997年间,那时我和钮卫星都还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供职。钮卫星和我出身于同一个系——南京大学天文系,他只比我晚8届。1990年他大学毕业,考上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的研究生,入我门下攻读天文学史专业,1993年获硕士学位,1996年获博士学位,成绩皆极为优异。作为我的“开门弟子”,他1996年毕业后就在我领导的天文学史研究组工作,成为我的同事,和我关系也就成为前人所谓的“在师友之间”。1999年我调入上海交通大学,筹建科学史系,钮卫星也随同调入,成为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的元老之一。他自己曾对交通大学的同事开玩笑说,他是“江老师的陪嫁丫鬟”。如今他是科学史系重要的学术骨干之一。
  多年以来,我一直以有钮卫星这样的弟子而骄傲;我的同行和朋友们也经常因我有钮卫星这样的弟子而艳羡,甚至嫉妒。因为钮卫星确实是难得的佳弟子。他在天文学史之外,也有很高的悟性,我们还有着许多共同的爱好(比如喜欢金庸的小说)。
  撰写此书时,我们所在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环境还是比较清静的,基本上没有如今烦死人的“量化考核”,我也不缺科研经费;蒙天文台特许,我的天文学史研究组也不必坐班,总的来说可以算逍遥自在。钮卫星长期担任我的学术助手,但是我们并不经常见面,通常只靠电话和网络联系,合作研究及写文章,都是靠网上传来传去。这本《天学志》就是这样合作写成的。这是我和钮卫星合作的五种著作之一。
  
  现在七年前的《天学志》又要出新版了。2004~2005年度似乎是我的“旧作新版年”——我有七种旧作要出新版,其中三种已经问世,本书是第四种,另外三种正在进行中。付梓之际,浮想联翩,颇多感慨。如今我红尘陷溺,俗务缠身,撰写这些旧作时的那种清静心态,常感难以追攀。有时偷得浮生半日闲,好容易依稀找回一小段旧时感觉,却马上就被现实搅散,只能徒唤奈何。
  但是,我似乎也没有办法。


江晓原
二○○五年一月十八日凌晨
于上海双希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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