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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博览群书》2005年第6期

《12宫与28宿——世界历史上的星占学》新版后记

江晓原

 

    这本初版到现在,转眼之间,已经十年了。
  在写这本书之前,我刚刚完成了一本专门分析研究中国古代星占学的《星占学与传统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在那本小书中,我对中国古代星占学的基本文献作了类型分析,包括天象、占辞、占例等等,并分析了星占学在古代政治运作中的角色和功能。十几年来,倒也未见相同类型的作品问世——谈论中国古代星占学的书当然有,但未见象拙作中那样做的,所以那本小书最近也出了新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新版)。
  谈中国古代星占学的《星占学与传统文化》出版之后不久,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就建议我写一本谈世界各国星占学的书。我那时还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工作压力不大,所以对那个建议也跃跃欲试,就真的动手写起来。
  本书初稿中原来并没有“中国篇”,但是后来出版社希望我增加这一部分,以便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我感到也有道理,就同意了。这样与初版时的书名《历史上的星占学》也是符合的。

  许多人将星占学看成“封建迷信”的方术之类的东西,其实在古代世界,星占学是历史最悠久的精密学科——因为它需要知道某些天体(至少是日、月和五大行星)在任意时刻的准确位置,而这就需要观测、计算,需要天文仪器,需要球面天文学、几何学和若干其它数学工具。所以从功能和性质上来说,星占学当然不是科学;但是从它所使用的工具来说,星占学却是最早就“科学化”了的学问。
  正因为如此,在古代世界,星占学与天文学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的难分难解,如此水乳交融,以至于这部《世界历史上的星占学》几乎可以说就是一部“天文学外史”。事实上,天文学就是喝着星占学的乳汁长大的。
  到近代科学诞生之日,天文学当然与星占学分道扬镳了——开普勒也许可以算作分道扬镳前夜的最后一个标志性人物。今天,星占学已经被认为是一种伪科学。但是,星占学与别的伪科学相比,它在今天却仍然能够得到不少天文学史专家、甚至天文学家的关注,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因为,星占学史料是一笔珍贵的遗产。
  姑以中国古代的情形为例。
  关于中国古代的天学遗产,学者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丰富的天象记录——收录在《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一书中的天象记录,共一万多条。这是天学遗产中最富科学价值的部分。古人虽是出于星占学的目的而记录了这些天象,但是它们在今天却可以为现代天文学所利用。由于现代天文学研究的对象是天体,而天体的演变在时间上通常都是大尺度的,千万年只如一瞬。因此古代的记录,即使科学性、准确性差一点,也仍然弥足珍贵。
  但我们还可以尝试从另一种思路来看待中国天学遗产。办法是将这些遗产为三类:
  第一类:可以用来解决现代天文学问题。这方面的遗产主要就是古代的天象记录,所能获得的成果有:超新星遗迹证认、解决“天狼星颜色问题”等,1 以及利用古代交食、月掩星之类的记录,来研究地球自转的变化问题——不过与上面两个带有可遇不可求色彩的古为今用的案例相比,后面这些工作没有那种可遇不可求的色彩,当然也出不了象《古新星新表》那样精彩的成果。总的来说,这已经成为一个研究方向,即利用古代天象记录为现代天文学服务。
  第二类:可以用来解决历史年代学问题。古人出于星占学目的而在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时刻记录了许多天象,这些天象有可能被用来确定那些历史事件的准确年代和时刻。参见本书导论最后一节。2
  第三类:可以用来了解古代社会。通过对星占学史料的社会学分析,可以让我们知道古人是如何看待他们的世界的。中国古代没有今天意义上的天文学,有的只是“天学”——这不是一种自然科学,不是“身外之物”,而是深深进入古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一次日食、一次金星或木星的特殊位置、更不要说一次彗星出现了,所有这些天象,在古人看来都不是科学问题(他们也没听说过这个字眼),而是一个哲学问题,一个神学问题,或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这个字眼至少古代中国人是听说过的。
  这样的分类,基本上可以将中国天学的遗产一网打尽。

  本书1995年初版后,曾被贝塔斯曼书友社购买版权重印过两次,内容一仍其旧。这次新版,我对文字内容作了一些补充和修订,而插图则从原版的36幅扩大了3倍以上。
  这里我要衷心感谢我的博士研究生吴燕小姐和穆蕴秋小姐,她们以一片兰心蕙质,为本书新版重新配了插图——我的意思是说,在这些图的选择和安排中,反映了她们的灵气和趣味。特别是吴燕小姐,这些插图的说明文字初稿也出自其手。吴燕曾经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编辑(她到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来读研究生,成为她两位前上司的大遗憾事),又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写手,在协助我工作时,她一再证明了这两点。


江晓原
2005年2月11日
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

  《12宫与28宿——世界历史上的星占学》,江晓原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新版。

1 关于超新星遗迹证认工作的巨大意义,请参阅江晓原:《古新星新表》问世始末及其意义,《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年刊》第15号,上海科技出版社,1994。关于“天狼星颜色问题”,请参阅江晓原:中国古籍中天狼星颜色之记载,《天文学报》33卷4期(1992)。
2 更进一步的研究请参阅江晓原、钮卫星:《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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