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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书城》2004年第6期

 

一切超过于真实的就显得贫弱了

张 生

 

  1962年10月19日,身处“闲寂”之中的施蛰存在家中照例还是看古书,抄古碑,“阅《海日楼札丛》,抄《金石遗闻》二纸”(见施蛰存,《闲寂日记》,文汇出版社,2002年出版),这两件事忙完后,他又把当天新买的《昌平山水记》和《京东考古录》看了一遍,然后,提起毛笔,用蝇头小楷在日记上记下了这几本书的书名。此时,窗外树影婆娑,但已是夜幕深沉,不时发出响动的公交车也早已停开,只有微风吹动树叶的声音若有若无地传来,在一阵上海的秋天特有的凉意中,五十八岁的施蛰存放下笔,回头看了看在晕黄的灯光下显得凌乱的小屋,摇了摇头,准备结束一天的工作。他当时并不清楚,他还要在这间狭窄的小屋里住上四十一年,他只知道,今天就又这样过去了。
  这时的施蛰存已十分清闲。去年9月,身为右派的他从位于郊区嘉定的社会主义学院“学成”归来后,幸运地被摘去右派帽子,到中文系资料室当差,一年后,中文系又让他给学生上英语课,这让他如释重负,因为,生活最起码在表面上重又恢复了正常。在上课之余,他开始辑录唐宋以来的词籍的序跋,同时,也着手收藏金石碑版方面的资料,进行研究。因而他每天的生活,也主要是围绕着这些事情在展开。如此前的十八日,是“玩”小但所赠的舜庙碑,十七日是阅《隋书》,“玩”国山碑,虽拟作一跋,但却没写出来。十六日,也是阅隋书,抄《金石遗闻》二纸,此后,十九日之后的二十日,也是“玩”碑,阅金石文等老一套节目。似乎,他已深深地沉浸到这个由古代的诗文和金石碑版的残片所构成的“古雅”的世界之中,将过去完全遗忘。
  但是,在十九号这天,他却突然想起了自己的过去。在这天日记的最后一段,他写到,“阅外国参考资料,有一文述美国诗歌现状,谓至今犹以Robert Frost为诗坛领袖,此论甚当,可见三十年来,虽新人辈出,而文字精湛,风格典雅者,仍当让此公一步。予二十年(疑为三十年前之误)前译美国诗亦以为Frost最胜,自谓鉴赏不虚。”其实,他想到应该远不止这些。
  三十年前的一九三二年,他还不到三十岁,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这年5月,在现代书局的邀请下,他出面主编《现代》杂志,以填补因中日“一。二八”战事发生后上海的文艺期刊――包括老牌兼大牌的《小说月报》在内――都纷纷停刊后留下的市场空白。此时的施蛰存并不是无名之辈,否则,这个美差也不会落到他的头上,他早已是个著名的先锋作家,他的那些“应用古事为题材”的小说,如《鸠摩罗什》,《将军底头》,《石秀之恋》等,通过精神分析法将人物的潜意识大胆写出,从而将他们秘密的性幻想赤裸裸地展示了出来,在让人血脉贲张之余,也由此获得了中国的“新感觉派”作家的名头,对这个来自东洋的帽子,他并不喜欢,也不愿意承认,因为他自觉自己还是受西洋,特别是欧美文学的影响要大一些,也深一些。可由他发现并一手栽培起来的还不到二十岁的少年作家穆时英――与现今的少年作家不同,他不为高中生写作,而是专为当时的普罗大众,如面包房的师傅,黑社会的小马仔,工厂的苦力,杀人放火的海盗,还有热衷于抽埃及烟,泡吧,跳狐步舞和开当年最新型的原版别克车的白领们写作――却欣然接受了“新感觉派的圣手”的荣誉称号。当然,同为“新感觉派”的健将的刘呐鸥也不能不提,正是他,富有余力而学文,出资先后创办了《无轨列车》和《新文艺》,才使充任编辑的施蛰存得以在后者上隆重推出了穆时英的短篇小说《咱们的世界》,《黑旋风》等,让穆时英这个曾引领一时风骚的小伙子一举成名。他是个当之无愧的美男作家,施蛰存后来在《现代》上登出他的一张西装领带的标准半身照后,立即有无数美丽的美女“饭斯”(烦死?!)来电来函询问他的通联方法,并埋伏到他常去的舞厅和咖啡馆,企图趁其不备能与他邂逅,以一睹其芳容。
  由此可见《现代》这本杂志在当时的影响之大。而且,这种影响并不仅限于女性读者,对男性读者也一样。远在印度尼西亚的华裔文学青年黑婴就是看到《现代》创刊号上的穆时英的小说《公墓》后,毅然决然的漂洋过海,前来上海拜访穆时英,并经其介绍,加入这一文学团体,成为一名“后新感觉派”作家的。
  这说明《现代》书局的老板看人并未走眼,也与施蛰存在编辑《无轨列车》和《新文艺》时的历练有关,而更与施蛰存本人编辑刊物时的“眼光”有关,这正是他能发现像穆时英这样的作家的原因,也是他能写出那些给人带来“新感觉”的今日看来也依然有些怪里怪气的小说的原因,更是他翻译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作品的原因,而这一切,也是他多年后还能比较自得地回忆起来三十年前的今天的原因。
  这所谓的眼光,概而言之,就是开阔的视野和对世界文学潮流的追踪与感悟。他的那些以怪奇为特色的小说,并非无源之水,就像仿佛没爹没妈的孙悟空一样,同为得天地之精气化育而成。施蛰存早年就读杭州的教会大学之江大学,后又在上海法国人办的震旦大学受教,故英语,法语皆很好,加上三十年代华洋杂处的上海的开放的文化风气,使他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得或看到国外最新出版的文艺杂志和书籍,从而使他对各国文坛的动态了如指掌,并从中建立自己的“文学模型”,这有如经济学中的数学模型,简单点说,就是文学创作,批评,还有编辑的某种标准,实际上,他所建立的标准,正与当时的世界文学潮流的标准相接轨,如他就坦陈自己的那些怪奇小说是模仿之作,“三十年代,西欧文学,正在通行心理分析,内心独白,和三个‘克’:Erotic,Exotic,Grotesque(色情的,异国情调的,怪奇的),我也大受影响,写出了各式仿制品。”(施蛰存,《我有好几个自己》,见《新民晚报。夜光杯。十日谈》,1998年6月26日),这并不止是在嘴上说说,比如,当年他曾异常喜欢弗洛伊德的朋友,同为奥地利人的作家显尼志勒(Arthur Schnitzler)的那些以心理分析的方法描写人的潜意识的小说,就先后翻译了显氏的好几部小说,这也是他能写出自己的那批“三个克”式小说的一个很具体的原因。这个眼光,一样在他编辑《现代》时体现了出来,这本杂志的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对当时国外的最新的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的介绍,而且,不仅每期都有这样的栏目,还曾以专号的形式,整期推出对某个国家的文学的翻译和介绍。由于资方现代书局的原因,《现代》在出版了六卷三十四期后于1935年5月停刊,这使施蛰存在《现代》第五卷第六期推出美国文学专号后,原想陆续推出的法国,苏联和英国文学专号的计划也就此流产。而施蛰存在三十年后提到的他所译的弗罗斯特诗就发表在这期美国文学专号上,名为《现代美国诗抄》,一共译了包括弗氏在内的比较活跃的美国诗人三十首诗。而此前,他已在创刊号上发表过他“深切地爱着”的,“在英法两国的象征诗人中占一个最高的宝座而无愧色”(《现代》第5卷第2期,第24页)的夏芝(William Butler Yeats,今译叶芝)的七首诗,其中就有那首述说现代人的“怀乡病”的《茵尼思弗梨之湖洲》,即《茵纳斯弗利岛》。除了叶芝等后期象征主义诗人外,他还很早就在《现代》上介绍过英美流行的意象主义诗歌,如第一卷第三期的《美国三女流诗抄》一文,就介绍和翻译了陶立德尔(Hilda Doolittle),史考德(Evelyn Scott),罗慧儿(Amy Lowell)三个意象派诗人的部分代表作,第四卷第六期徐迟又以《意象派的七个诗人》为名,又介绍了依兹拉。旁(Ezra Pound),茀来切儿(John Gould Fletcher),李却。亚尔亭顿(Richard Aldington),罗兰斯(D.H.Lawrence),茀灵突(F.S.Flint)等人的作品,同时还介绍了意象派的纲领。并且,他自己也以《意象抒情诗》为题写过颇具意象主义风格的五首小诗,发在《现代》的第一卷第二期上。
  然而这只是些时髦的诗人而已。也许用“时髦”这个词略显轻倩,浮泛,但只有用这个词,才能比较传神地显示出施蛰存等一批人在文学上的眼光和趣味,即以这一期为例,就还同时介绍了美国三十年代的一些重要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如德莱塞,辛克莱。刘易士,女作家微拉。凯瑟,福克纳,舍伍德。安德森,海明威,帕索斯等,这只是美国的作家,过去他还在《现代》上介绍过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等欧洲作家。而当时海明威,福克纳等人也还只是美国文坛的新秀,即使在美国,也并未成什么大气候,由此可以看出施蛰存等人的“时髦”之所在。因为,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新时期”,中国的一些作家才通过汉语译本重新“发现”了这批作家,并从中找到灵感和自己的文学偶像。诗歌也是如此。当人们在八十年代手捧艾略特的《荒原》为其深刻地反映这个时代的本质而感概万千时,殊不知,早在五十年前,《现代》杂志也早已介绍过这位诗人的这部作品,只不过,以自己长着一个希腊式的鼻子而自傲的邵洵美把他的这部大著的译名译成了“貌不惊人”的《荒土》而已。
  除了这种世界性的眼光,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施蛰存为这期美国文学专号所撰写的导言中所说的美国文学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不学人的,自由的,创造的精神。”这正是施蛰存想在中国文坛提倡的,更是他自己一直在身体力行的一种文学精神。在他的作品中,有一篇《魔道》的小说,一样是使用心理分析和意识流的手法,却比英国作家伍尔芙所写类似题材的小说《墙上的斑点》要早好几年问世。在回击那些批评《现代》上具有现代色彩的诗歌是“诗意朦胧”的“谜诗”的说法时,施蛰存为其力辩说,“《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纯然是现代的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现代》第4卷第1期,第6页)并且,他认为,这样一种“诗形”不应片面模仿西洋的旧体诗,而应进行新的创造。这其实是对当时中国新诗以徐志摩为代表的刻意模仿十四行诗的格律的坐法的一种直接的批评。从中,也可看出他在《现代》力主译介国外的文学的用意和他的文学理想。
  但他的这个梦不久就被打破了,这倒不是由于1935年5月《现代》停刊,而是1937年爆发的抗日战争,打破了他的这个梦。在此之前,他曾想写一个以南宋为背景的长篇,不仅取了《销金锅》的名字,甚至良友图书公司都发了预告,这篇小说施蛰存拟从南宋建都杭州写起,讲述一个偏僻的小城如何成为繁华的都市的故事,“乃是一个城市的发展故事”(施蛰存,《沙上的脚迹》,第170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可惜他并没有写下去,因为这年的9月,在朱自清的推荐下,他南下昆明,到大后方的云南大学文史系充当了一名教员,开始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从此,一直到他去世的六十六年间,他再也没有写过一篇小说。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翻译的工作时断时续地进行着,同时,他几乎是深深地爱上了他后来喜对人说的,他一生所打开的“四扇窗”中东窗,即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和北窗,即金石碑版的考察中去了。而他赖以成名的那扇窗户――现代文学的创作和编辑,即南窗,却随着他这趟南方之行永远地关上了。
  这的确是一件让人惋惜的事,因为,文学创作显然是更符合他所说的那种“不学人的,自由的,创造的精神”的一种活动。所以,当多年后有人问他这个问题时,他也感到非常遗憾,认为若是自己当初不为稻粱谋,不去做其他事情,特别是教书,以后又没有遇到像战争,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和一些干扰的话,或许他会在这上面成就更大。但是,他说,历史是不可假设的,这一切也是不可假设的。他只能承认现实。
  事情当然没有他时候解释的那样简单,其实,写小说的想法始终在折磨着他。1945年夏天抗战结束,1946年春天,他由执教的因抗战流落到福建的江苏学院回沪,创作梦再次燃起,但遗憾的是这个梦却比上一次写《销金锅》的梦破灭的更快。“原来我以为回到上海可以继续过去的文艺创作生活,拿起笔来再写,当时我有一个写长篇小说的计划,题目拟为《浮沤》,以记录抗战八年的社会生态。但只写了几段,谁知内战突起,社会秩序大动荡,生活气氛太紧张,绵延五年时间,这些因素都不是安居写作的环境,长篇小说更是无法完成。”(施蛰存,《沙上的脚迹》,第98页)因此,他那久已生疏的笔再次放了下来。而他的写长篇小说的愿望也就此烟消云散了。
  与此同时,他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世界里越走越深,也越走越远。1946年回到上海后,他陆续在暨南大学,大同大学,光华大学,沪江大学上课或兼课,1952年9月,因院系调整,他被调到新成立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1957年8月,因在杂文《才与德》中,建言国家在任用干部时不应以表面化的“德”,即所谓的“组织性,革命性,积极性”为标准,而应唯才是举,被划为右派。以后,施蛰存的经历就简单多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从1957到1977,做了二十年的右派,文章无处发表,书也无法出版,就沉下心来重又回到古典文学研究,词学。同时开始了金石碑版学的研究和收藏,当然这也是我逃避现实之一法也。”(《世纪老人的话――施蛰存卷》,第104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施蛰存的坦诚让人心生同情,但他真的只是仅仅将研究那些金石碑版和古典诗词的工作作为自己“逃避现实”的手段吗?
  1934年4月号的《现代》第五卷第三期上,有年轻气盛的李长之的一篇名为《论研究中国文学者之路》的长文,在文章一开始,他就严厉批评那些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的一些错误的观念,并详细列举了九种代表性的毛病,其中第九种就是,“有人以为研究中国文学是一个学者的必经之路。在厌弃了一切之余,以中国文学的研究为逋逃薮。现代的学者,一到晚年(中国人很早便会到晚年),总有意无意之间,觉得非接续中国传统的路线不可了;觉得非如此,是难以维持永久的地位的。我们也难怪,任何无知的愚人也愿意在坟头竖块谁氏之墓的碑碣,可见谁不愿不朽?都是他这种缘木求鱼的伎俩,却缺少去看出那是将要成为幻影的聪明。”李长之其时正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就读,所依傍的文学批评的价值体系主要来自于西方,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以及克罗齐等人的艺术理论,所做文章也染上不少德意志的特点,如富于思辩色彩,逻辑性强,注意整体性和体系的建构等。而同时,他也在有意无意地透过这副有色眼镜来反观中国,所以,他才会在这篇文章中尖锐地指出中国文人的这个致命伤。
  《现代》上的每篇文章,都是经过施蛰存三校其稿之后才付印的,李长之的这篇文字他自然也应看过不止一次,但其中的观点,特别是李长之所言的中国文人的这个缺点,在他脑海里留下的印象到底有多深,却让人不得而知。如果按照李长之的观点,施蛰存也“很早”,只有三十岁出头,就已进入了自己的“晚年”了。不过,也许他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因为在昆明时,他就和李长之住在一起。而且,他那时也还想写小说。
  时光在飞逝,也在流转,在十九号因看到弗罗斯特的资料而引发对当年的回忆后没几天,在二十二日的晚上,施蛰存翻出雪藏已久的弗罗斯特的诗集,从中觅得一首小诗,因为觉得此诗“实契吾心”,三十年后再作冯妇,立即将其译了出来,“方余年少时,不敢为过激。惟恐老年来,翻成保守者。”其实,自从他开始放弃写小说,开始沉迷于古典文学的研究中时起,就已经成了一个“保守者”。
  施蛰存声称自己是以庄子为养生主的,他的旷达,随遇而安,以及无可无不可的性情,使他能够“随物赋形”,从不勉强自己而“害生”,如其名字一般,以蛰求存。这种思想和性格上的特点,使他不仅能够从现实的苦恼中得到解脱,也逃避了自己,即那个一心想追求“不学人的,自由的,创造的精神”的小说家,这才是问题的本质。尽管他不停地抱怨解放前的战争和建国后的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等使他放弃了创作,这些因素确实不可回避,也完全可以称之为理由,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其实,他并非没有条件和时间来进行创作,无论是颠沛流离的战争时期,还是政治运动频繁的和平年代,如果他真的愿意,他随时都可以捡起笔来,在一样的条件下,就有很多作家照样写出了东西。
  虽说受到种种干扰而不再写小说,但他却并没有因此而虚度光阴,从他的其它几扇打开的窗户中所呈现出的风景,已足可说明一切。就如他在《现代》上所译的弗罗斯特的那首《刈草》一诗所描述的:
 
树林外万籁俱寂,只有一个声音,
那是我的长长的镰刀在对着地面私语。
她私语些什么?我也不很知道;
或许是在诉说太阳的炎热,
或许是在憎怪太没有声音了――
所以它只是私语着而不明说。
这并不是闲懒时候的幻梦,
也不是仙人或侏儒们的安逸的冷淡:
对于这种把草原刈成行列――
并不是没有那些柔弱的结穗的花
(那惨白色的兰花)――而又惊动了光滑的绿蛇的
诚挚的爱心,一切超过于真实的就显得贫弱了。
这是劳作所能领略到的美妙的梦。
我的长长的镰刀私语着而刈着干草。

  对于施蛰存这个饱经风霜的不停地在杂乱的草地上挥舞着自己的镰刀的老人,后来者的指责是不是有些过苛呢?
  也许事情真的就像施蛰存所译的这首弗罗斯特的诗中所说的,“一切超过于真实的就显得贫弱了”。
  2003年11月19日,几乎与世纪同龄的施蛰存终于结束了他在人世间的这场“逍遥游”,撒手西去。这使人不由得想起他在《现代》上翻译的弗罗斯特的另一首诗《树木的声音》的最后一节。
 
我要出发到别地去了,
我要在有一天,当它们
呼啸着震惊着天上的白云的时候,
作这个鲁莽的选择。
我将少说话,
但我将走了。

  如今,施蛰存故居窗外的树木依然在摇曳。只是不知道在老人离去之前,它的声音是否呼啸过,又是否震惊了天上的白云?



2004/3/11春雨声中于南大陶园。

 

2005年1月16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