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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5年2月4日《文汇读书周报》

 

科学:走向公众对话

吴 燕

 

  1986年,当一头奇怪的病牛在英国东南部的一个小镇口吐白沫倒地不起之时,也许并没有多少人能想到这场由农场而蔓延到餐桌的风波最终会引发一场严重的信任危机。十年之间,英国境内已发现10例疯牛病患者,其中8人死亡;1996年,英国政府被迫承认疯牛病可由牛体传染给人体。英国社会普遍认为英国政府在早期处理疯牛病问题上有欠妥当,致使疯牛病在英国流行,科学界则谴责政府早期掩盖压制科学家揭露疯牛病真相的做法。英国舆论甚至认为,1997年保守党政府在大选中惨败,与没有处理好疯牛病问题有很大关系。
  1996年疯牛病事件的意义在4年后被揭示。2000年,英国上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在名为《科学与社会》的报告写道:“一系列事件动摇了公众对于政府收到的科学建议的信心,这种信心的动摇在疯牛病一役的惨败中达到顶峰。许多人对包括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在内的科学领域所提供的巨大机会深感不安,……而公众的不安、误解和偶尔的彻底的敌意又反过来在科学工作者当中制造了浓重的忧虑气氛。”
  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因此而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但与此同时,它所遭到的怀疑也正与日俱增。一个关于信任的丧失与重建的问题就这样现实地摆在了人们面前,但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针对科学工作者,还包括全体公众。
  信任不会在一夜之间被摧毁,在这个长期累积渐变的过程中,疯牛病事件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相应地,信任的重建也不会在一夜之间完成。事实上,重建信任要比摧毁它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值得。科学与社会的紧张关系最终将会影响到科学本身的发展,在科学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中,没有一方可以真正置身事外。
  早在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即在题为《公众理解科学》的报告中试图说明下述问题:各个层面的公众为什么都有必要对科学有所理解,以及科学家和其他人为什么有必要采取行动以改进此种理解。如果说《公众理解科学》宣告了科学传播的地位的正式确立,那么时隔15年之后,由英国上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完成的《科学与社会》则将科学传播引向一个更深更广的天地。一个最直观的变化就是两份报告的标题。
  正如报告所揭示的,“公众理解科学”这个名称暗示了一种“屈尊俯就的假设”,即认为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中出现的困难完全是由于公众一方的无知和误解造成的。说老实话,许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刚刚出道的小记者的时候我也这么想。那时候,我和我的很多同行都相信,只要科学一方变着法儿地弄出各种各样的公众理解活动,最好能把公众都划拉到博物馆科学馆科学会堂以及一切可以进行这类活动的场所,就可以使公众获得更多知识,然后一切问题一切困难就都会迎刃而解。但是这种想法被认为是“过时的和潜藏危险的”。相比于“公众理解科学”,“科学与社会”在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以及公众中更受欢迎。究其原因,大概便是因为它暗示了“公众理解科学”一词所没有包含的对话方式。
  从“公众理解科学”到“科学与社会”,一个“与”字给原本单向流动的“理解”活动添加了反向的箭头。这个变化意味着,传播者应当根据回馈的信息对自己的传播行为加以修正,从而使自己的传播更有效。就好像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水一样,聪明的传播者也不会像懒惰的教师一样坚守着几年一贯制的套话不放,而是每一次都给自己和对方一份新鲜与精彩。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科学传播这件事其实可以理解为科学与社会协商或者说讨价还价的过程。基本的思路既已形成,随之而来的是,一种科学与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已呼之欲出,它的具体形式便是科学与公众之间的直接对话,而且这种对话“不再是关于科学的决策的一个随意的附属品,不再是研究团体与学术机构活动的一个随意的附属品,而应当变成这个过程正常的、整体的一部分”。
  在走向对话的科学传播中,科学一方如果要学习做一个聪明的传播者,那么在诸般看家本领中,最需要恶补的当属倾听。“倾听会付出代价,但不愿倾听的代价却可能更高”。从前我以为,做科学传播只有强烈的表达欲、逮谁都能跟谁掏心窝子也就差不多成功了一半,但是现在我发现,这是远远不够的。假如没有学会倾听对方的心窝子话,或者干脆就不让对方发言,这样的交流是成问题的。真诚地听与真诚地说同样重要。
  报告不止一处说到,公众的态度将受到更多的重视。照我看来,这其实是科学传播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也是公民意识和民主化科学成长的标志。走过纯真的童年时代,科学正在越来越多地与社会纠结缠绕,寻求各种应用的机会,而科学家也不断对公共事务发言或应邀发言。尽管“通过科学研究获得的知识本身并不具有道德维度;但寻求它的方式以及它获得的应用,都不可避免地与道德发生联系。科学是由个人来引导的;科学工作者作为个人和作为一项职业,必须具有道德规范和价值标准,并且必须被准许甚至是被期望将之应用于他们的工作及其应用。科学工作者公布支撑其工作的价值标准,并与公众的态度和价值标准相结合,更有希望赢得公众的支持”。
  正如报告所认为的,“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交锋往往是针对风险问题而展开的”。科学并不意味着确定性,关于风险也并没有一个简单的尺度可以加以衡量。事实上,人们最期望从管理者那里得到的是:信息、诚实与公开。这其实也正是走向对话的科学传播的最基本的精神气质。比如疯牛病事件,比如没有明确标注即投放到市场上出售的转基因食品,当面对这些事件的时候,人们所担心的不是事件本身的风险,而是因为不知情无以选择而不得不面对的更大风险。假如科学与社会注定要一同走过一段风雨飘摇的索桥,我相信没有人会愿意懵懵懂懂地被裹挟着前行,每个人的命运必须像索桥上用以抓扶的绳索一样是握在每个人自己手中的。
  
《科学与社会》,(英)上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著,张卜天、张东林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定价:19.00元。

 

2005年1月30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