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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长江文艺》200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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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园Ⅱ

张 生

 

闻说到扬州 吹箫忆旧游 人来多不见 莫是上迷楼

——唐·包何

  电车晃动了一下,车窗外高楼上的霓虹灯广告一闪而过,高架道路下笼罩在雨雾中的一条条流光溢彩的街道也向身后滑去,我不禁松了一口气,低头看了看手表。已经五点多了。这个时间应正值下班高峰,车厢中挤满了手提公文包和打领带穿深色西服的人。路还很长。我用刚学会的日语说了声对不起,从车门处向里面挪了挪,找了个地方站好了身子。
  看来,东京十月份的天气和上海差不多。前天我从上海出发时就在下雨,到了这里还是一样的阴雨连绵。不同的是,因为早一个时区,东京比上海的天黑得还要早一些。我想起刚刚结束的学术会议,觉得毫无意义。这场由韩国一个大学和日本的一个大学共同发起的研讨中日韩,即所谓东北亚文化的会议让人感到不知所云。在会上发言时,每个人都试图把本国的文化和历史与对方挂上钩,我当然不反对这一点,事实上,这也是事实,关键在于,问题仅此而已,或者说,到此为止。至于挂上钩后所产生的影响及意义,却没有人多说。特别是在会议开幕式上,大会主席,一个韩国教授,用幽默的口吻提议与会代表举杯预祝大会圆满成功时说,他不仅要热烈欢迎韩国和日本的会议代表,还要热烈欢迎“既不懂日语,也不懂韩语的来自中国上海交通大学的代表张教授”,而那个张教授就是我。我虽然不是个敏感的人,但我不想掩饰我对这句话的反感。尽管我还搞不清楚我为什么会对他这句话感到不舒服。也许,是自尊心在作怪。他这么一说,好像我无形中变成了局外人。这显然是我不能接受的。因为,如果没有我,这个冠名为中日韩的会议就会只剩日韩两家,所谓的东北亚就更无从谈起了。
  当然,他是用英语说这番话的,否则,我不知道我会有什么反应。今天在会议接近尾声时,一个日本教授向我走了过来,我以为他是要和我谈什么学术问题,谁知他用蹩脚的英语向我打了个招呼后,就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他就是在上海的虹口出生的,很喜欢上海。他向我伸出了一只手,感慨万千地说,那已经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我算了算,他可能是1945年日本战败后离开中国的。看到我若有所思的样子,他马上又说,他父亲不是军人,是个医生,给日本人看病,也给中国人看病。我明白他的意思,主动友好地向他笑了笑,他也很快露出了笑容。接着,他又把他的一个朋友介绍给了我,那个人的年纪和他差不多,背景也一样,不过,他是在大连出生的。
  但因为我还有事,怕耽搁了,所以没能和他们两个深谈。另外,用英语和他们交谈,太吃力了。这倒不是他们的英语有多差,实际上,我在讲英语的时候,也是像他们一样,不停地挥动着双手。如果是外人,看我们说话的样子,一定以为我们是在吵架,而不是为了相互理解对方的话。
  经过五反田站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村上春树的小说《舞!舞!舞!》中的男主人公就叫这个名字,不禁哑然失笑,村上也真是的,怎么能把一个地名当成人的名字呢?我想要是懂日语就好了,也许村上给主人公取这个名字是有深意的,不过,也很有可能是信手拈来的,谁知道呢?比如,同样是这本小说,在中国还有人译成《跳!跳!跳!》的,也就是一念之差而已。当然,我是喜欢《跳!跳!跳!》这个名字的。至于为何喜欢,却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总之,就是喜欢,也没别的意思。
  灯光渐渐变得稀疏起来,车上的人也随之少了很多。我找了个座位坐下。如今这个世界似乎真变得一模一样了,高楼林立的东京和上海简直没有差别,但若仔细看,也不是那么回事,上海的建筑之间风格相差很大,有的甚至很丑陋,就像上海的一道名为“一肚鲜”的菜,把冬瓜和笋子和咸肉放在一起烧汤,弄得不伦不类一样。而东京的建筑却很和谐。这说明了什么呢?是不是我们更善于折衷呢?比如,这几天在东京,我几乎很少看到有人用折叠伞,不管男女,用的都是不能收缩的长柄伞,而这种伞却因我们觉得不方便,早已弃置不用,现在,不只是上海,甚至在整个中国,都是折叠伞的天下,这又说明了什么?
  我想,如果让符号学家,比如罗兰巴特来分析这种现象,一定有会很多感触。可此时的我却什么感受也没有。我又看了看手表,感觉时间有些紧,就抬头问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人,还有几站才能到我所要去的地方,但那个人看了看我,耸了耸肩,我这才意识到我刚才说的是汉语,正准备用英语再问一遍,坐在对面的一个年轻姑娘突然用一口标准的京腔对我说,马上就到了,还有三站路。我笑着对她说了声谢谢。
  在来日本前,有一次,一个日本朋友曾对我说,在东京的环城铁路山手线上的电车里,每五个人中就有两个是中国人,我当时还有些不相信,现在才发现是真的。
  我不禁摇了摇头,还是感到这有点难以置信。我用手擦了擦车窗玻璃上的雾汽,夜色已完全降临,高楼也消失了,不时出现大片大片的空地,因为没有路灯,再加上蒙蒙细雨,也不知是不是田野。电车正在减速,在车内明亮的灯光下,我又掏出地址本看了看,确信无误后,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可能是郊区的缘故,这里的车站规模上比东京市内的小了很多,下车的人也很少。所以我还没走到出站口,就看到有人举着一张写有我名字的白纸在接站。我走上前去,向这个人打了个招呼。
  “啊,您就是张生先生吧?”
  他热情地向我伸出了手。听到他的声音,我才意识到,他就是前两天和我通过电话的人。他的汉语说的很好。一头黑发,显得很年轻。但走近了,我才发现,他大概已有五六十岁了。
  “是川口先生吗,真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哪里,我等这一小会不算什么,竹下先生才真的是久等呢。从您说要来日本起,他就每天都盼望您能大驾光临。喏,都已经三天了,您要是再不来,他可能都要亲自到东京去找您了。”
  川口开着一辆小小的马自达,在一条黑色的便道上沙沙沙地行驶着。路上没有什么车辆,但他的车速并不快。
  “哦,老了,不敢开快车了,您可是尊贵的客人,要保证安全呀。”
  川口可能从后视镜里看到我在后座上挪动了两下,赶紧向我解释了一下。
  “哪里,您很年轻,我都看不出您的年龄。”
  “哈,再看看,现在知道我有多大了吧?都老头子了。”
他突然伸手把一头乌亮的黑发取了下来,露出了里面闪光的秃顶。我也忍俊不禁地笑了。
  “您的汉语说的很好,在哪里学的?”我换了个话题。
  “当然是在中国啦,在满洲,哦,不,在大连,我是在大连出生的,在那里读的小学,战争结束后回的日本。”他轻轻地拍着方向盘说。
  “我今天在会上还碰到一个日本的学者,他说他也是在大连出生的。”
  汽车转了一个弯,在一个砌有围墙的院落前停了下来。川口按了按喇叭,门自动向两边打开了。院子似乎很大,到处都是很粗的树木。
  “啊,是的,我们这个年龄的,在大连出生的人有很多,后来做什么的都有。除了像我这样替竹下先生打了一辈子杂的,还有作家和音乐家呢。好了,不说了,我们到了。”
  车子在院子里沿着一条小路绕来绕去又开了几百米,在一幢亮着灯光的日本传统风格的大屋顶建筑前停了下来。川口下了车,帮我拉开车门,我赶紧说了声谢谢,把雨伞撑开。
  “不用了,我这个也是防雨的。”
  他指了指头上的假发,幽默地说。因为要把车停到车库里去,他让我先走。
  我只好转身向那幢房屋走去。走近了我才注意到,在门厅外的走廊上,有一个穿着和服的老人正挺直腰身坐在轮椅上认真地看着我。他的白发也很稀疏,但却纹丝不乱地向后梳着,上唇那一抹同样颜色的短髭也修剪得整整齐齐。他的腿上,蒙了一块绿色的毯子。
  “是张先生吗?我就是竹下省三。”
  他的声音虽然有些低沉,但很浑厚,一点不像个坐在轮椅上的人。
我赶紧低下头,握住了他伸过来的手,冰凉的雨水顺着雨伞的伞骨滴到了我的额头上。我感到他的手微微有些发烫。
  “竹下先生,是的,是我。对不起,让您老人家久等了。”
  不知为什么,在这位老人面前,我忽然有些紧张,本已想好的称呼也一下子闷在了肚子里。这也许和我在来之前没想到竹下先生会是这个样子有关。
  “没有,该说对不起的是我,让你这么远赶过来。请进来坐吧。”
  他微笑了一下,用手把轮椅缓缓调了个头。看得出,为了调这个头,他花了不少力气,所以,转好后,他稍稍地喘了一口气。尽管对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八十多岁的老人来说,身体不可能好到哪里去,可他如此虚弱,还是让我有些惊讶,我很想伸手帮他推一下轮椅,但又怕不合适,就轻轻地跟在他后面沿着走廊向屋门走去。
  客厅的陈设更是让我吃了一惊,即使不是在日本,我想我一样还会有这种感觉,里面宛如一个中国旧式的厅堂,家具都是露出木质原色的紫檀,茶几,座椅,花架,条几等等,大都是明式的,一律雕刻精美,陈列有序,甚至,还在正厅的墙上挂着一幅中国的墨竹图,两边还有木制的楹联,长长的条几上摆放着喻示“平静”的一只鼓肚的花瓶和一面红木框的小方镜。这样的布置,即使在中国,似乎也只有在一些用于展览的古老的园林里才有。而今天却出其不意地这样一个地方看到这些惟妙惟肖的东西,我难免有些困惑。
  “这些是我托朋友从中国购置的,都是江南的旧物。”
  也许是看出了我的惊讶,竹下指着一个做工细致的圆桌对我说。这张桌子的踏脚是冰裂纹的木格,像是清代的旧物。桌子上已经很整齐地摆放了一些杯盘。他示意我在一边的茶几边坐下。这时,川口也走了进来。竹下用日语和他说了几句话。川口将假发取下,顺手挂在了椅背上。然后给我们斟上了两杯茶。我喝了一口,居然是龙井的味道。
  “张先生,竹下先生说您长得很像您祖父年轻的时候。”
  “是吗?”我看了一眼竹下先生,他向我点了点头。
  老实讲,我曾看过竹下先生寄给我的祖父三十年代初在东京帝大留学时的照片,照片上,祖父穿着一件深色的日本和服,显得眉清目秀,文质彬彬,而我,怎么说呢,我尽管也算相貌堂堂,可却远没有祖父那种沉静的气质。倒是照片上坐在祖父一旁同样装束的竹下先生,变化虽大,却还是原来的模样。六十多年的岁月似乎并没有改变他什么。甚至连他的神情也还和过去一样,严肃,镇静,目光清澈。我想,如果祖父能活到今天,大概也会像竹下一样,一如那张发黄的黑白照片上的情景,保持着年轻时的精神和气质。但这些都只是推测,祖父早在1942年就因病去世,而那时,我的父亲还没有出生。至于我自己,更是无从谈起。所以现在我对祖父的所有认识,都只是一些可怜的想像。
  川口对我说了声抱歉,离开了客厅,但很快,他就像变戏法一样,从外面端来了一大堆杯盘碗碟,把桌子摆得满满的,然后招呼我们用餐。竹下先生也抬手向我示意了一下,慢慢转动轮椅坐在了桌子前。
  我本以为这些杯盘碗碟里盛的又是各种各样的寿司,但仔细一看,却都是中国的家常菜肴。我的心里这才松了一口气。这几天在日本吃寿司已经把我吃怕了,淡而无味不说,还什么都要放酱油,实在有些吃不消。
  “来,尝尝我的手艺。这可是地道的中国菜,淮扬菜。”
  川口又拿出一瓶温好的清酒,给我和竹下先生每人倒了一杯。竹下先生首先端起酒杯,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我也赶紧端起酒杯,向他表示了谢意。然后和川口一起喝掉了这杯酒。
  这顿饭吃得并不好,川口炒的每一个菜颜色都很好,味道却完全两样,或者说,和寿司的味道没什么两样。但为了不使川口难堪,我每个菜都吃了不少。倒是热过的清酒很好喝,再加上川口一边滔滔不绝地谈他幼时在中国的经历一边殷勤地劝酒,我忍不住多喝了几杯。不,确切点说,是我有些贪杯了,我喝了很多。
  不知从何时起,我发现竹下先生开始带着微笑看我,我这才想起竹下先生除了开始喝了一杯酒外,几乎没有动筷子,更没有说什么话。意识到这一点后,我有些不好意思,赶紧放下了酒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