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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学术月刊》2004年第12期

 

从科学史到科学文化
——江晓原教授访谈

江晓原 谢宝耿(《学术月刊》编辑)

 

1、成就与特点

  江晓原:1955年生于上海。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科学史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性学会理事、发起人之一。
  “科学·历史·文化”网站(http://www.shc2000.com)主持人。
  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后投身于科学史研究,1988年在中国科学院获科学史博士,1994年中国科学院破格晋升为教授。科学史研究之外又涉足性学史研究,是“文革”后国内最早发表房中术研究成果的学者。
  1999年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
  近年在科学史研究之外,颇致力于科学文化和科学传播方面的研究。
已在海内外出版专著、译著、文集等约30种,在美、英、德、台、港等处及大陆著名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还撰写了大量随笔、书评和杂文,并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多家报刊杂志开设有个人专栏。较重要的著作有:
  《天学真原》(专著)
  《天学外史》(专著)
  《中国人的性神秘》(专著)
  《性张力下的中国人》(专著)
  《性感:一种文化解释》(专著)
  《历史上的星占学》(专著)
  《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专著)
  《剑桥插图天文学史》(译著)
  《中华科学文明史》(译著)
  《江晓原自选集》(文集)
  《天文西学东渐集》(文集)
  《东边日出西边雨》(文集)
  《走来走去》(文集)
  《年年岁岁一床书》(书评集)
  《交界上的对话》(文集)
  《紫金山天文台史》(专著)
  《小楼一夜听春雨》(文集)

我的科学史研究或许可以分为五个方面:
  古代中西方天文学交流
  这部分我从一进入科学史研究领域就一直在进行,用力最勤,成果也最多。因为我感到这块田地以前尚未充分开垦,比较容易有所作为。学术论文集《天文西学东渐集》中收入了这方面比较重要的论文。
  运用古代天文学资料解决当代天文学课题
  到了今天的时代,在这方面要想获得真正有意义的成果,基本上是可遇不可求。十几年来,我也仅仅搞出一项成果,即运用中国古代资料解决了困扰国际天体物理学界百余年的“天狼星颜色问题”。拙文《中国古籍中天狼星颜色之记载》1992年在《天文学报》发表,次年即在英国杂志上出现了英译全文。以研究天狼星颜色问题著称的R. C. Ceragioli在权威的《天文学史杂志》上对此发表述评,认为是“迄今为止以英语发表的对中国文献最好的分析”。
  对古代中国天学之性质与功能研究。
  这部分的研究起因于一次“命题作文”,不料一旦涉入竟发生了极大兴趣,遂首次对中国古代天文学与社会、文化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正面的系统研究,这方面的代表性专著《天学真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1995;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新版),成为近10年来在天文学史、科学史和人文学术领域中知名度和引用率都很高的成果。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台湾师大教授洪万生,在淡江大学“中国科技史课程”中,专为《天学真原》开设一讲,题为“推介《天学真原》兼论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与展望”,认为此书“开了天文学史研究的新纪元”──这样的评价我自然愧不敢当。
  利用天文学方法解决历史年代学问题
  我在国家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负责《武王伐纣时的天象研究》和《三代大火星象》两个专题。在我的博士生们的密切配合下,不仅确定了两千年来聚讼不已的武王伐纣年代问题,而且重现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日程表。后来又顺便推算出了孔子诞辰的准确日期。这两项成果公布之后,立刻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反响。这方面的成果集中在《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一书中。
  中国性文化史研究
  我研究中国性文化史,有相当大的偶然性。这个领域和天文学的距离实在是太大了点,以致于有人曾告诉我,“还有一个和你同名同姓的江晓原是研究性的”。确实,从“出身”来说,很难设想我会与性史研究沾边。在大学里读天体物理专业,研究生读科学史,而且一直在天文台工作了十五年。搞性史搞到今天这种地步──成为“第二专业”并且得到性学界同行的接纳,确实有些特别的因缘——下文我将会谈到。
  这方面的重要学术论文收集在我的学术论文集《江晓原自选集》中。而专著《性张力下的中国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新版——更名为《云雨:性张力下的中国人》)是这方面最重要的成果。


2、历程与趋势

  初中时代,我疯狂地搜寻古典文学作品来读。当时有两部书给了我很大帮助,一部是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共有六册;一部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编的《古典文学参考资料》,共四册。后者的程度要高一些。这两部书都是古典文学作品的选本,有注释,但没有近年来泛滥成灾的“白话翻译”——看这种翻译,古文永远不会提高。
  我的古文根底,主要是靠这两部书打下的。我从未读过任何“古汉语教程”之类的书,也从不用《古汉语字典》之类的工具书。这种从“读原著”入手的方法,见效快,理解深,我觉得是更好的方法。
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周围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我一定是考文科,但是我自己却想考理科。原因也许大多数人会感到奇怪——我是因为自己自学文科比较顺利,自学理科则比较困难,所以想让老师教着学理科。另外,我感到六年的工厂生活已经厌倦了,所以我也不想学工科(以为一定还会回到工厂里去)。
  我当时在文科和理科之间举棋不定,就去请教一位刚从“牛鬼蛇神”阵营中释放出来的忘年之交张庆第先生——他如今已归道山。老先生对我说了这样一段话:“学了理科再去搞文科,有很多成功的先例;而学了文科再去搞理科的,我从来没见过。”他的话使我立刻下了考理科的决心,于是不知轻重,“悍然”填报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为第一志愿,居然录取了。
  我因为是还在念本科的时候就准备改行的,所以对改行看得很平淡。改行是很正常的,工作需要、兴趣转移、环境逼迫等等,都可能导致改行。大学不过是提供一个初步的基础训练,今后需要什么知识,还要再继续学习。改行了就要学习新知识(也可能是因为学习了新知识所以改行),而学习是终身的事情。
  至于我研究性学史,则是另有机缘。
先说远因。我自幼对历史有特别的感情,学到数学就会对数学史发生兴趣,学到物理就会对物理学史产生好奇,学到天文自然也就难免对天文学史想入非非──后来天文学史还真成了成了我安身立命的“正行”。
  再说近因。这说来话就稍长。那时我在北京读研究生,研究所院子里住着清一色的男生。师兄之中,有好几位是稍年长已经结婚而妻子仍留守在家乡的──他们中间有人一直“抗战”到八年之久,夫妻才得团聚。未婚的小伙子们,当然也不时有堕入情网的。不久我自己也加入了已婚者的行列,而且也让新婚的太太留守在了上海。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可想而知,“性”是大家研究学问之余谈得最多的话题。年长的师兄们常喜欢讲述自己“文革”落难时在下层社会所见所闻的性风俗和性趣事,有时也会讲讲自己的性经历;师弟们虽非过来之人,却也摆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架势,踊跃参加讨论。性的寂寞,煎熬着这里的每一个年轻人,谈谈“性事”,至少也是一种排遣。
  这时,远因──还是好古成癖,性的历史,归根结底也是历史的一部分,自然也在我感兴趣的范畴之内。和近因就在我身上结合而发生作用了。我不满足于对“性事”的漫谈或闲扯,想要推进到“学术研究”的层次上去。既然好古成癖,方向自然是性的历史。于是利用在硕士论文答辩通过之后的一段空闲时间,“发奋”研究起中国古代的房中术来,结果是写成了一篇论文《中国十世纪以前的科学性初探》,并在《大自然探索》杂志上发表──说来惭愧,这竟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那时性的禁区在国内还远远未被冲破,学者们还只在进行一些谨慎的尝试( 例如吴阶平院士领导翻译了《性医学》一书 ),因此我那篇论文发表之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据说许多大学图书馆中那一期《大自然探索》都被撕坏、甚至失踪了。而《大自然探索》杂志和我的友谊则由此一直持续了很久。
  论文发表之后,我原想“玩票”之事也就到此为止了,就继续安心读我的科学史博士学位。不料又有朋友和出版社来找我写性史的书,只因那时年轻好事,居然又答应下来。于是挤出时间写成了一册小书:《性在古代中国》──说来又很惭愧,这竟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我一直以天文学史作为自己立身的“正行”,谁知问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和第一本书都是“不务正业”的,也可算是趣事。接着又在北京和台北出版了《中国人的性神秘》一书。有此一段因缘,自己也有点认真起来,遂又写了几篇“学院派”的性史论文在《汉学研究》(台湾) 、《中国文化》等刊物上发表。1996年出版的《性张力下的中国人》则是我在这方面的第三本书。书中首次提出“性张力”的概念,用以分析中国性文化史,包括性行为、性心理、娼妓、色情文艺等历史现象。
  就这样,有点身不由己地步入了性学研究领域,朋友们将性史说成是我的“第二专业”,我自己也渐渐默认了。


3、批判与继承

  所谓“天文学”,是对西文astronomy的对译,在我们今天通常的语境中,它指的是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今天世界上各个天文台──包括中国的──里的天文学家们所从事的事情。所谓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不仅仅是指现代的天文仪器、现代的计算方法等等,在这个问题上更重要的是它的性质、地位和功能:性质是一种科学活动而不是政治活动,地位是一个科学机构而不是政府部门,功能是探索自然而不是预测国运。
  直截了当地说,在古代中国,有那么一门学问,那么一种活动,从性质上说它是一种政治活动,它的运作机构是政府的一个重要衙门,它的功能是预测国运,有时还被用来教化、规劝君王。这样的学问和活动,你说应该叫什么?数十年来它一直被称为“天文学”,这给广大读者造成了很大的误解。
  因此,我给它起了新的名字──“天学”。自从十年前撰写《天学真原》一书开始,我在书籍和论文中谈到中国古代这中活动和学问时,就大量使用“天学”一词。这当然不是因为喜欢标新立异,而是为了避免概念的混淆。现在这一措辞已经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同行学者所使用。
  我引发科学史与爱国主义关系的话题在前,而提出中国古代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这一观点在后。
  这就要回忆起十年前的往事了。1986年在山东烟台召开的一次全国中青年科学史理论研讨会上,我斗胆发表了题为《爱国主义教育不应成为科技史研究的目的》的大会报告,大意是说,如果“主题先行”,以对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预先设定的目标,就会妨碍科学史研究之求真——我那时还是“真实的历史”的朴素信仰者。报告在会上引起了剧烈争论,致使会议主持人不得不多次吁请与会者不要因为这场争论而妨碍其它议题的讨论。对于我的论点,会上明显分成了两派∶反对或持保留态度的,多半是较为年长的科学史研究者;而青年学者们则热情支持我的论点并勇敢为之辩护。记得当时双方阵营的发言者都说过一些激烈的、夸张的、突显修辞手法的话。如果说我的上述观点当时还显得非常激进的话,那么在18年后的今天,这样的观点对于许多学者来说早已是非常容易接受的了。
  大体上说,我的学术研究没有受到什么非学术的压力,至少我自己没有感觉到有多少这种压力。但我知道,那种压力对许多学者确实是存在的。也许这和我的个性有关。和我周围大多数人相比,我比较喜欢标新立异──既乐意欣赏别人的标新立异,也愿意自己有一点标新立异,而且不太害怕自己被人认为标新立异。
  当然有同行批评我的学术观点,但我并不觉得这种批评会对我构成什么压力,或造成什么伤害。这我可以给你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有一位我很尊敬的同行前辈,曾在背后对我有八个字的考语,说这江晓原是“功力深厚,思想偏激”。这话许多人听了是会不高兴的。但是我听了却暗自高兴──因为如果有一个当得起这八个字考语的人,那我会非常喜欢他的,现在我自己竟被人认为是那样的人,岂不是应该高兴吗?
  第二个例子:有一位前辈,写了一篇批评我书中观点的文章,谁知这篇文章偏偏被送到我手里来审稿。这文章中的批评,我认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然而我的审稿意见是:“我认为文中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但建议发表此文,以促进学术争鸣。”后来这文章真的发表了。我是这样想的:如今信息爆炸,文章速朽,有多少文章一出世就湮灭在浩如烟海的书籍杂志报刊之中,没人注意,而我的书在出版了8年之后还有人来写文章批评,这是很荣幸的事情啊。


4、经验与感受

  这么多年,我一直有一种奇妙的感觉,我以前只对少数朋友谈到过。你知道,在上海,物质生活通常总是很舒服的,“人人都道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所以在上海我经常会萌发“应该享受生活”、“何必苦苦追求”之类的“腐朽”念头,但一到了北京,就会产生做学问的新冲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当然北京也有不做学问的人,但我所接触的大都是做学问之人。所以我每次去北京,都会受到积极的刺激,回上海就可以发奋工作一段时间,心想自己一定要好好做学问,这也要做那也要做。但过了一段时间,“腐朽”的念头又会悄悄冒上来,所以还得去北京,这样这个念头又能被压下去。
  我从未产生过在国外定居的念头。但这件事,说起来有相当的复杂性。据我的观察,绝大多数三十岁左右出国的中国人,都有很重的“故土情结”,这实际上就是中国文化给人造成的归属感、依恋感,也可以从这里看出中国文化对炎黄子孙的凝聚力。当然我也确实见过少小去国,对故土毫无依恋的中国人。我大学毕业时已经27岁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又浸润较多,而且好古成癖,自然不会产生在国外定居的念头。
  当然,不想定居国外,并不意味着不愿意跨出国门。但和我的许多同龄人相比,我出国的念头一直比较淡。我导师席泽宗院士甚至拿我的情况开导别的年轻人:“你们不必整天想着出国,耽误了学问──你看江晓原,安心做学问,文章一篇篇出来,到时候不是照样有人请他出国吗?”
  关于要不要出国(指读学位、访问学者之类比较长期的),我有几条原则:
  一、看你在国内是否有足够大的发展空间?
  二、看你在国内是否有足够好的生活条件?
  三、看你在国内是否已经上了某种你愿意接受的轨道?
如果这三者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那我觉得就没有多大的必要出国。随着中国、特别是上海地区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出现了大量机会,能对上述三条给出肯定答案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我当年比较幸运,至少18年前上述三条对我来说就是肯定的了,所以我认为我没有必要积极谋求出国。
  上述三条中,关于前两条,有两件事给我印象极深。我念硕士时有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同学,他太太那时在国外学成,打算回国报效,但他太太原先所在的研究所答复说没有住房,他就问他所在的研究所,能不能给他一间房──也就是筒子楼中的一间而已,答复是也没有。于是他太太不回来了,他也很不情愿地出了国,现在夫妇定居在加拿大。另一个朋友,原先也是不热衷于出国的,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也走了,临走向我告别时,很伤感地说:“老江啊,我们都走了,只有你还在这里坚持抗战,我想想真惭愧啊!”我说你不必惭愧,每个人的机遇不一样。但是国外的发展空间,其实也不是无限大的,许多人折腾出国,几年都静不下心来,最后即使出成了,也不过是为出国而出国,专业也丢了,给外国人编编程序,又有什么意思呢?
  关于第三条,我的想法和许多人不一样。说来奇怪,这和我当年的电工生涯大有关系。当电工就要和电动机打交道,电动机这东西,你让它在正常状态下运转,昼夜连续工作都没问题,如果你经常折腾它,让它停机、起动、倒转、超负荷运转等等,它的寿命就会明显缩短。我喜欢在正常状态下平稳地、安心地工作,逐渐实现自己年轻时的一些想法,而出国往往要打乱已有的程序,使自己偏离原先正在正常运行的轨道。
  这些年我实际上也经常出国,不过都是短期的,这基本上不会打乱已有的程序。我现在有很多工作要做,有很多想法要实现,唯一缺乏的就是时间。再说现在工作、生活条件也好了,出国去肯定没有我在家好(这一判断在十几年前基本上是难以置信的,当然如果定居国外又当别论),所以我对出国并不热衷。去年我就谢绝了两次作访问学者的邀请。
  我对于人生的许多事情,是持理想主义态度的。
  “理想主义”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可以给出许多不同的定义。我愿意给出一个比较朴素的定义,那就是──多听从内心召唤,少考虑世俗荣利。
  理想主义是在许多人心目中幻灭了,在另外一些人那里则从来也没有过。但她还是活在更多的人的心里。我不敢说我自己是理想主义者,但在我作出一系列人生重要决定时,我心目中确实都曾出现过她的倩影。1999年我又一次听从了她的召唤。那时上海交通大学希望我能调过去,去筹建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当时我有过很大的犹豫(在此之前,我已经辞谢过三所大学的邀请),主要是舍不得我在上海天文台那种逍遥自在的日子──那才是“江晓原的幸福生活”呢。后来我最好的朋友之一,现在在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工作的吴家睿教授,一句话打动了我。他说:晓原君啊,你才40多岁就想“养老”,不是太早了一点吗?你应该去做更多的事啊!我想当时理想主义女神一定是附在吴教授身上了──不,事实上她一直在吴教授身上,这只是她借吴教授的口向我发出的召唤,于是我就听从了。
  这里还可以谈谈我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工作和感受。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我负责工程中的两个专题:一是《武王伐纣时的天象研究》,二是《三代大火星象》,这些专题都是运用现代天文学的方法去处理历史文献中的天象记录,以求解决历史年代学问题。因为太阳、月亮、行星等天体的周期运动,不论是过去的还是未来的,如今都可以借助天体力学的方法精确地回推出来。基本的思路其实也很简单:如果某个重大历史事件发生时,古人记录了当时的天象,而今天的历史学家已经无法知道该事件发生在何时,那么只要当时的天象记录保留下来了,并且有足够的信息在内,就可以用现代天体力学的方法去回推那天象,看那天象是发生在哪一年的,这样就可以知道该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
  以往的结论,在我和我的助手们开始这项研究之前,已经出现了44种,我们曾列出了一个一览表。
  武王伐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详细记载的改朝换代,所以留下了大量直接或间接的有关史料(但是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年代的确切史料——否则就不会有年代学问题了),仅天象记录就有16条。如果没有科学的处理原则和电脑时代的处理手段,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结果的。
  我们对我们所用的方法和所得到的结果确实有充分的自信。当然不意味着我们的结论“已经没有了被修正的余地”──世界上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我们的自信是在这样的限度之内:即在目前已有的证据范围之内,我们的结论是最优的。
我们得到的结果确实非常理想,其理想程度甚至超出了我们的预料和期望。但这不是“老天爷照顾”,而是古人对我们的“照顾”——他们真实地记载了那些经得起我们用现代天文学方法检验的天象,我们才能够获得完全自洽的理想结果。通俗地说,在武王伐纣时确实出现过那几种天象,当时留下的记载又是真实而准确的,那么三千年之后我们正确地重现当时的日程,就没有什么奇怪了。
  如果计算得不到理想的结果——要是古人没有留下真实、准确的记载,就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我认为我们的专题同样可以、同样应该顺利结题。因为如果我们证明了用天文学方法已经无法解决武王伐纣的年代问题,这也是对这一问题的推进。当然,这样的话,这一成果就不能象现在这样被评为“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优秀科技成果”了。
  自然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合作时,往往在某些价值标准上产生分歧。比如,考古学家通常坚信,出土青铜器上的铭文绝对可靠,传世史籍中对天象的记载则是靠不大住的;天文学家却很自然地认为,古籍中的天象记载只要经得起现代天文学方法的验算就可以信赖,而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完全有可能当时就写错了。又如,科学家很自然地认为,通过独立信息源获得的结论,通常总是比通过相关信息源获得的结论更有价值──特别是当这两种结论可以相互吻合时,这本来正是文理交叉合作研究所带来的益处之一;而文科学者往往不这样看,他们通常总是更相信自己熟悉的信息源给出的结论。要在自然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之间建立起对某些方法论的共同信任,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关于此事,2001年2月8日的《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上刊出了一篇题为“在历史的银河边掬水──《回天》对谈”的访谈录,其中记者有一段非常有力的评论:
  毫无疑问,我们一直认为宽容和多元的观念,是学术得以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我们不能设想,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其结论之后,全国学者就不能再发表与工程结论不同的成果了。如果是这样,这岂不成为新世纪最骇人听闻的学术禁锢,必将腾笑于中外。许多学者——包括参与了断代工程的专家——都曾发表过与“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公布的结论不同的成果,今后也必然会继续如此。这才是正常的情况。


5、今后工作的一些设想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是我在1999年创建的,我当然要为该系的发展壮大继续努力。现在我们科学史系已经有一个博士点(科学技术史),两个硕士点(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哲学),在读博士、硕士研究生数十人,并且集中了一批国内高水平的学者,而且优秀人才还在源源不断向这里汇集。  
  2003年起我又出任人文学院院长,重任在肩,勉为其难,幸好我的同事们和我精诚团结,同舟共济,使我还能有点时间从事学术活动。
  我领衔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译佛经中的中西天文学交流与比较研究》正在积极进行中,这种中外科学交流的历史研究,是我们这里的特色项目,我和我的主要助手早在上海天文台时期就已经进行多年。
  近期我将主编两部比较重要的著作:一是《科学史系研究方法论》,将精选国内科学史研究方面的十多个典型专题,逐一进行详细分析和评注,为未来的科学史研究者提供一本高级的方法论教材。二是《香园:世界古典性学五种》,这是古希腊、罗马、印度、阿拉伯和波斯五种古代性学经典的汇集,译本是全新的,前面有我撰写的导读。
  此外,2004年似乎是我的著作的“新版年”,今年我竟有5中著作将出新版或修订版,它们是:《天学真原》、《星占学与传统文化》、《性张力下的中国人》、《历史上的星占学》、《简明科学技术史》。这样一来,修订工作也颇繁重,有些已经搞完交出版社,有些还有待完成。
  我近期对“科学文化”方面的工作投入较多。
  最近几年,我和一些学者经常在思考“科学文化”究竟是什么、科学史又能在其中起什么作用之类的问题。科学史无疑将在新世纪中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但这个位置很可能将定位于科学文化的大背景之中。
  所谓“科学文化”,原是一个相当开放的概念,可以有多种理解:比如将科学视为文化的一部分、将科学本身视为一种文化、或是理解为科学与文化的结合。
  我们应该赋予科学以一个新的形象。科学不是神圣的,也不是神秘的,科学应该是可亲近的、可信赖的,因为它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凭自己的经验检验的。在发达国家,科学的形象在20世纪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是由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以及科学家共同努力所促成的。我想,改变科学在公众中的形象,应该是科学文化的一大任务。
  仅仅把科学文化理解为科学中具有人文功能的那一部分,我感到太狭窄,不利于发展。可以将这种理解和我上面谈到的三种理解加在一起。老实说,今天恐怕谁也无法给“科学文化”作理想化的、一言九鼎的定义,既然如此,又何必划地为牢、作茧自缚呢?我们需要进行探索,或者说摸索。也许这最终是由社会和公众决定的——社会需要什么?公众对什么感兴趣?
  那种各学科老死不相往来,相互划地为牢的做法,将不能适合新时代的社会需求。现在,需要有一部分人来专职做“会通”的工作。
  在贫困的社会中,追寻精神家园是一种安慰;当社会开始脱贫致富的过程时,许多人会直奔钱眼,精神家园会受到冷落。而随着社会富裕程度的提高,人们追寻精神家园的热情会重新焕发。因此,未来的科学文化,除了诉诸传统的致用性以求生存外,还将有可能通过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甚至诉诸观赏性、装饰性、娱乐性而得到发展。这对于科学文化来说,并非坏事,而是好事。发达国家的已经走过的路程,可以佐证这一点。
2002年,我们举办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会后发表了《对科学文化的若干认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学术宣言》(2002年12月25日《中华读书报》),在各方引起了巨大反响,当然也引起了不少争论,成为“科学文化”正式登场(其实早就有了)的标志性事件,对于科学文化在中国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前些时候,上海交通大学正式成立了“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中心”,我们已经汇集了一批在科学文化方面颇有成就的学者,准备在这方面进一步展开工作。

 

2005年1月9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