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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哥本哈根这出戏(连载之三)

戈 革

 


七,所谓“哥本哈根之谜”

  却说当年纳粹之占领各国,也有文武两手。除了用武力进行空前残暴的大规模逮捕残杀以外,还在各被占领国设立“德意志文化研究所”,由宣传、情报部门领导,向当地人民宣扬德国的“文化”,笼络知识分子。
  哥本哈根的“德意志文化研究所”,设在离玻尔的研究所不太遥远的地方。该所有什么活动,都给玻尔他们发来请柬,但是玻尔他们从来不去参加。有一位理论物理学家C.摩勒先生还专门印了一种回信,每收到那种请柬就寄回一封回信,表示不去参加。这也是一种丹麦式的幽默(Danish humor)吧。
  1941年秋天,海森伯应邀(或奉派)到哥本哈根的“德意志文化研究所”发表演讲,同行的当然就是那位“智囊”C.F.。他选的讲题是天体物理学方面的问题。在演讲中,他对在听众中看不到老朋友玻尔等人表示了遗憾。他对当时的形势不可能全然无知。把这样的敏感问题公开出来,就等于向玻尔等人“叫板”。这是不会使玻尔感到高兴的。玻尔得知以后就传过话去,欢迎他们到玻尔自己的研究所中来。他们来了,在研究所的 “茶室”(类似小卖部)中用了午饭。在交谈中,海森伯又发表了不合时宜的言论。他宣称,德军占领丹麦是一种不幸事件,但他们占领波兰等国则是必要的。不幸的是,当时玻尔的助手斯特藻·罗森塔耳恰恰就是波兰出生的犹太人。海森伯的这种论调在罗森塔耳听来绝对不可能是愉快的!海森伯断言,德国必然会在全世界取胜,而且为时不会太远。他并且说,战争是“生物学上的必要之物”。这一类的说法,对玻尔等人实际上是一种冒犯。
  海森伯表示愿意和玻尔单独谈谈。于是就发生了“玻尔——海森伯的密谈”。会谈很不成功,玻尔激动而气愤,而且他们双方家庭间的情分从那以后就大大地冷淡了。


八,“谜”在何处?

  在当时的条件下,密谈不可能留下任何文字的或声影的记录,而且当时知道此事的人也不多,因此,当战争在几年以后结束了时,人们再追溯此事已经不容易。密谈的参加者和几个知情人大家说法不一,差别颇大。于是密谈便成了历史上的一个“谜”。
  首先,密谈的“时间”就不确定。派斯的《玻尔传》中说是在1941年9月。《哥》剧中的海森伯说是在九月,而玻尔夫人则说是在十月。现仍在世的最了解情况的人应该是玻尔的第四子奥格·玻尔。我不知他能否记得是几月。
  其次是密谈的“地点”。有两种可能。如果玻尔还把海森伯当作“朋友”,则密谈最可能是在玻尔家当时的住处,即卡尔斯伯荣誉府中进行的。《哥》剧的作者和另外许多人相信此说。但也有人认为是在玻尔的研究所“办公室”(一称“书房”)中进行的,那是当年他们为了测不准原理激烈辩论了好几个月的地方。如果我没有记错,比奥格更知情的罗森塔耳似乎主张此说,可惜当年他对我谈起此事时已经年逾八旬,现在我本人也是八十多岁的人了,两个人的记忆都不见得十分准确了。这一类具体的事情可以写信去问奥格,但他和我同岁,谁知他记得不记得?如果密谈是在研究所中进行的,则玻尔夫人在场的可能性极小,而《哥》剧就完全不成立了——不过我现在还是倾向于“荣誉府说”。因为当时玻尔对海森伯肯定早有疑虑,但他为人忠厚,肯定也还是把海森伯当作“朋友”的。前几天收到AIP物理学史中心主任Spencer R.Weart的一封信(感谢我寄去《哥》剧中译本),信中说,《哥》剧的作者“把海森伯写得比真人更好一些,把玻尔写得比真人更差一些。”这种看法也颇有趣。照此说来,玻尔当时应该更是还把海森伯看成个老朋友了。
  罗森塔耳还坚决认为当时玻尔不会和海森伯一起出去“散步”。因为当时绝大多数丹麦人把德国人看成侵略者,对德国人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不和他们打招呼或交谈。假如人们看见玻尔和一个德国人一起在街上走,那会破坏玻尔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的。如果密谈是在研究所中进行的,这种说法就比较有意义,因为一出研究所的门就是大街。如果密谈是在荣誉府中进行的,这种说法的参考价值就较小,因为那一带比较偏僻,而且他们还可以只在荣誉府的私人花园中散步,那就不会被别人看见。
  无论如何,我认为“散步”的可能性不大。确实,玻尔是喜欢和人一边散步一边交谈的。然而那一次的会见绝不是一次学术性的讨论,而是双方的心理都很紧张的会面。恐怕双方都未必有那种“散步”的闲情逸致!按照《哥》剧作者的意思,他们出去散步是防止德国特务“窃听”。然而那种目的谁都会一目了然,所以反而更会引起特务的疑心。问题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德国特务会不会已在研究所中或荣誉府中装上了窃听器?我认为那种可能性甚小。因为,正如派斯在《玻尔传》中所指出的那样,纳粹力量对丹麦的占领和他们对波兰乃至对荷兰的占领并不一样。他们起初还假装是丹麦人的“朋友”,所以他们起初还容了许多丹麦原有的秩序,甚至对待丹麦的犹太人也比对待德国本土上的犹太人还要“温和”。这种情况下,在《哥》剧中也有所反映。当海森伯无话想说地说玻尔远可以到德国去访问他时,玻尔说,那就得麻烦马格丽特(玻尔的夫人)在他的衣服上缝一颗黄星,结果把海森伯弄得相当尴尬。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在当时的条件下,德方特务不会公然侵犯玻尔的工作单位,尤其不会公然进入他的私人住处。就算他们用什么鬼蜮手法给装上两个窃听器,作为伟大科学家的玻尔等人也会很快地发现(不象我这样无能),那反而会使玻尔等人抓住把柄,而把特务们弄得相当难堪。事实上,当时玻尔他们在“关起门来”谈话时,似乎还是相当随便的。当时他们和丹麦的底下抵抗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也不曾害怕过什么“窃听”。
  以上这些,都是很次要的问题。假如只有这些问题不清楚,密谈是不会被看成什么“谜”的。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他们当时到底谈了些什么,而最重要的争议和最大的问题是海森伯为什么要赶到哥本哈根来对玻尔谈那些话,换句话说,海森伯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关于谈话的内容,有几点是没有争议的。第一,他们谈到了原子核能的军事应用。但是,他们当时是用什么态度(从什么立场)来谈论这个问题的,以及当时谈到什么程度,现在却不清楚。第二,密谈很不成功,等于大决裂,以至玻尔感到激动而气愤,海森伯感到失望而沮丧,不曾参加密谈的C.F.封.外才克尔一定也感到麻烦(他必须给海森伯设计出为自己辩护的“理论”)和懊恼。
  他有充分的“创作”时间。在战争结束之前,他没有任何必要为海森伯辩解。战争还未完全结束,他们就被押送到了英国,住在农庄馆那个“金笼子”中,每天散散步打打网球聊聊天,在图书室看看书报,晚饭象“宴会”一样,由彬彬有礼的校级情报员作陪。在那样的“悠闲”生活中怀着并不“悠闲”的一颗心,聪明伶俐的C.F.当然能编织出许多说词来。其中最“光彩”而又最难取信于人的一种就是说,海森伯在1941年去见玻尔,是为了通过玻尔来和盟方各国的科学家订立一种“攻守同盟”,大家都不为自己的国家制造原子弹。假如此事果然能作到,海森伯便会成为最伟大的和平爱好者。然而,只要没有挺严重的精神扭变,连小孩子都不会相信这种美丽的说法。在战后的六十年中,虽然多方努力,核军备的国际控制问题至今尚未得到比较好的解决。当战争正在激烈进行,而德国人正在以为自己很快就会取胜时,单靠几个行动没有充分自由的科学家,如何能够梦想完成这样的伟业呢?假如当时玻尔和海森伯居然达成了那样的协议,双方任何一个科学家能够相信对方的人们不是口头说不制造而暗中却去加紧制造原子弹吗?事实上,罗森塔耳(在后来)的一句话,就把C.F.顶得干瞪眼。他问C.F.:“如果当时海森伯那样作,希特勒会不会枪毙他?”
  奇怪的是,这样一种“理论”,至今在一般群众中远远还未绝迹,而且甚至还有自以为是的“科学史家”的聪明人至今仍在挖空心思地力图“论证”并宣传此种理论。啊,人之没头脑能够达到多大的程度啊!
  另一种类似开玩笑的说法认为,海森伯来见玻尔,是为了争取玻尔的同情,允许他替希特勒研制原子弹,就像古代各国的君王到罗马去见教皇,请求教皇的赦令一样。事实上,海森伯虽然对玻尔有一定程度的尊重,但他从来不曾把玻尔看成“教皇”,而且他绝不会傻得相信玻尔会同意他给希特勒研制原子弹。
  另一种说法认为海森伯向玻尔刺探盟方的“原子秘密”。这也是对当时的历史情况过于无知的说法。事实上在 1943年 从丹麦逃出以前,玻尔对盟方研制原子弹的情况所知甚少;而且在1941年,盟方也还没有多少值得刺探的“秘密”。
  事实上,我认为,只是由于全世界科学史工作者的队伍素质太低,大家不明白究竟什么是史学工作,许多人不尊重自己,太热心于提出一些无稽之谈,或粗制滥造,或道听途说,或拾人牙慧,或指鹿为马,大家随便乱写“文章”,把一个“玻——海密谈”弄成了云山雾罩的 “哥本哈根之谜”。甚至连很可尊敬的学者,例如我的已去世的好友,前哥本哈根大学校长奥维·纳坦教授,也因为没对这个问题亲自下功夫探索,竟相信了流行的说法,认为问题是无从索解的。奥维是社会活动家,对世界和平很关心;他又是物理学家,本来可以对海森伯的立身行事更加了解的,可惜大家都忙,我竟一直没能和他长谈此事,他比我小几岁,不幸竟于前年先我而逝了!
  到底所谓“哥本哈根之谜”能否有肯定的谜底呢?我以为应该会有,而且应该相当肯定。诚然,密谈的两人不曾留下任何即时的记录,但是如果只承认那样的记录,任何史学工作都将无从搞起。更何况就连那样的记录也未必完全可信呢?当年美国人收集“量子物理学史档案”时,有一次访问了实验物理学家James Franck。在下一次访问(只隔了很短的时间)中,当访问者提到他上一次谈起的某事时,他坚决否认说过那样的话。人家把上次的访问录音放给他听,他仍然很迷惑,弄不清楚上次怎么可能说出那样的话来。这一例子表明个人的记忆可以多么不准确,从而可见直接的记录也不见得是完全合乎事实的。
  史学工作者的任务在于尽可能多地掌握一切存在的史料,对之不断进行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的分辨考较工作,并从而对之进行公正的、认真的、仔细的、深入的分析,才能得出尽可能接近实际的认识和判断来。
  在此过程中,若杂有一丝一毫的偏私之心或名利之念,则你的研究结果必不能臻于上乘,而且明眼人一看就能知道你的内心用意,此所以我国古人挑选史官首重其人品也。若人品有亏,文章写得再漂亮也不宜谈“史”。
  有的人很用功,外文水平也好,但是他只能重诉诸书作者的观点,罗列史实,自己毫无主见,写出文章来没有确切的结论,摸棱两可,不知所云。这种人过于缺乏“史才”,更无“史识”,实际上是无法谈“史”的。
  且说自从二战结束以后,人们对于1941年的玻——海密谈有过许多讨论,也有人问过玻尔和海森伯,以及和他们关系密切的知情人。玻尔的回答往往是不置可否,只说什么“每个人都有权爱他的祖国”,意思是,海森伯那次的言行虽然惹怒了他,但毕竟还是可以原谅的。海森伯则总是多方为自己辩解,言辞多有C.F.那种“文过饰非”的风格。在玻尔方面的三个重要的知情人中,玻尔夫人常常公开表示她“从来”就不喜欢海森伯。当看到海森伯夫人那部回忆录的稿子时,她请了一位懂德文的朋友(极可能是罗森塔耳的夫人)写了严厉批评的复信。那位朋友劝她言辞可以缓和一些,她同意了,但是到了晚上却打电话说,信中的言辞不能缓和,就是要那么尖锐。我佩服她那种态度,但她因对有关的科学问题不太清楚,所以谈不出什么具体内容。玻尔的第四子奥格,当时也应该是知情的,但他只愿意说,他的印象是,当时德国人对核能的军事应用是很重视的。这句话大可玩味,但我在此不再引申,留给贤能的读者们自己去领会。更加知情的可能是罗森塔耳,他的态度也许有点过激;他十分不满意海森伯的言行,尤其不满意C.F.的一切言行。我听他亲口对我叙述了许多细节。有一次,C.F.在访问了丹麦以后回到德国时说,他的丹麦同道们的观点已经有所改变。等他下一次来时,罗森塔耳就当面问他,“你说的‘丹麦同道’指的是谁?”把C.F.问得很难堪。罗森塔耳告诉我,他和一位德国朋友(名叫因森?)已经签署了一份关于玻——海密谈的文件,等他们死后文件就会公开。现在罗森塔耳已经逝世十几年了(我十分怀念他!),那份文件不知怎样了。
  在德国方面,最知情的当然是那位幕后智囊C.F.封·外才克尔。我国曾有一位先生,收到了C.F.的一封信,便当作“新材料”在一次科学史会议上拿出来夸耀。但是老实讲,我认为那封信的内容实在空洞,没能证明任何问题,只不过进一步加强了C.F.那种“言足以拒谏,貌足以饰非”(史书论隋炀帝杨广之语)的讥诈形象而已。
1991年,有一位大英广播公司(BBC)的节目制作人来到哥本哈根。他要制作一份关于海森伯的节目(电视?),所以访问了当时在尼耳斯·玻尔文献馆工作的每一个人。我在和他的交谈中淡然提到了C.F.。他说他已经亲自访问过C.F.。我问他印象如何。他说,不得要领。他(即C.F.)总是“绕脖子”(to go round about,或译为“绕弯子”,或译“顾左右而言他”)。我觉得“绕脖子”一词,真说尽了C.F.的作风!
  去年(2003年)五月间,丹麦友人欧利·斯特龙根得悉我正翻译《哥》剧,就在来信中告诉了我一件鲜为人知的逸事。欧利的父亲宾特·斯特龙根,年轻时是玻尔的学生,后成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当应邀到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工作时,爱因斯坦刚逝世不久,研究所中有几位学者希望接手使用爱因斯坦留下的办公室。但是所长却表示,那个办公室要留给斯特龙根教授使用。此事传为佳话,有人为此专门写了一本书,叫做《谁使用了爱因斯坦的办公室?》(我见过该书,但未细读)。宾特曾任设在哥本哈根的“北海地区理论原子物理学研究所(NORDITA)的所长(罗森塔耳为副所长),晚年入住卡尔斯伯荣誉府。
  当1941年海森伯和C.F.访问哥本哈根时,有一次C.F.在玻尔的研究所中见到了宾特。他对宾特大谈其战争即将结束,“德国”(纳粹)即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等等。宾特立即说,那真是“坏消息”。C.F.很惊讶地说,怎么?这不是“好消息”吗?这件逸事很鲜明地表现了两个人的立场差异。在宾特看来,德军是侵略者和征服者,他们越得胜,丹麦人只会越倒霉。在C.F.看来,德国和丹麦是“同盟国”,德国人得胜,丹麦人应该高兴才对。不难设想,当玻尔和海森伯会谈时,他二人的思想或立场也会有类似的差异或反差。


九,可能的“谜底”

  1941年的玻尔——海森伯密谈,真是“万世不解之谜”吗?我认为绝非如此。只要人们多方面收集材料,细心地、公正地、头脑清楚地对全部材料进行真正的“去粗取精、去错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鉴别和领会,则虽然没有即时的会谈记录,也还是应该能够得出相当肯定、相当可信的解释的。
  首先看看两个人的性格。玻尔性情和平,与人为善,极少对人疾声厉色;谈话中有时幽默地开点小玩笑,但绝不是那种尖刻的、刺激的、伤害别人自尊心的玩笑。他关心全人类的持久和平,赞成民主,反对粗暴的独裁;他从一开始就反对德、意等国的法西斯势力,并不仅仅因为他自己是“半个犹太人”(母亲为犹太人)。他两度访问苏联,虽然不赞成暴力,却对那里的建设——科学成就大为赞赏(曾因此而引起本国传媒的误解)——他的内侄(夫人的侄子)易卜·诺伦德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所整理的丹麦共产党员名单中列第四(后与玻尔失和,其错不在玻尔)。海森伯自幼好胜,喜欢出人头地,受不了失败的挫折;他性喜冒险,曾在强风中单足立在一个塔尖上,使旁观的狄喇克为之惊讶不已。他对纳粹没有象玻尔那样的清楚的、坚定的认识(直到战后还说要让希特勒“执政五十年”),常常把“德国”和纳粹混为一谈;他对当时的苏联畏惧而反感,认为比希特勒还坏。
  其次再看二人当时的心理状态。当时玻尔的祖国正处在纳粹的强力占领之下,他本人的自家性命和学术事业随时有毁于一旦的危险;他的心绪是不可能十分平静的。正在这时,来了一位(实是两位)旧日的学生或朋友,兴高采烈地向他宣布“德国”必然会在全世界取胜,而且为时不会太远;他的脾气再好也不会随之起舞的!另一方面,在海森伯想来,希特勒若在全世界取胜,“德国”必将大为得意,他在第一此世界大战以后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也将加倍地得到补偿(至于若干百万犹太人和共产党员等等人的性命,他却觉得那是“必要的代价”)。有人说:“海森伯不是一个坏人。”这话也看怎么理解。很可能,他并不是成心想把玻尔整垮,但是他显然给玻尔设计了一条向纳粹力量低头、和纳粹力量“合作”的道路(我颇认为,这条道路的最原始设计师不是海森伯而是C.F.——他,你也可以说“不是坏人”),但是他却不想想,这样的“道路”是玻尔绝对无法接受的。这一点,在《哥》剧中曾经有所反映,可以说,这就是问题的精髓。
  在外文中,当谈到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时,“合作者”一词就如同中文中的“汉奸”,那是骂人的话。海森伯的(或C.F.)给玻尔设计的,就是这样的道路。当时玻尔一直和丹麦的地下抵抗力量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怎么可能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合作者”呢?这样的建议不是骂他吗?他怎能不生气?
  玻尔的生气使许多人感到以外,而海森伯尤其想不通。从那时起,他和他的同情者们异口同声地宣称玻尔“误解”了海森伯的好心。这种论调时起时伏,一直不曾绝响。究其实,此事不知到底是“误解”了谁。让我们假设(纯粹的假设,即pure supposition也),玻尔当年竟然接受了他们的劝降,真正象清朝初年的洪承畴那样和纳粹占领者进行了很好的“合作”,而希特勒也果真在世界取得了统治权,那时玻尔和他的全家能吃到任何“好果子”吗?那肯定是不可能的。玻尔对之必定也知之甚悉。如此说来,所有“误解”的不是别人,而正是海森伯那些先生们!
  也许有什么更加聪明的先生会骂曰:你这全是凭空想象,没有任何“过硬的”的史实根据,故不值一“嗤”。然而不然。关于他们双方的性情、立场、心气儿的分析,其实是有许多事实根据的。海森伯等人不知说了多少言语,很委屈地说明玻尔“误解”了他们的“好意”。至于玻尔,一般他不愿多谈此事。但是就我所知,也有一次“例外”。
  那是在玻尔于1962年逝世以后,美国的《物理今日》和苏联的《物理科学的成就》都出了纪念专刊。苏联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塔姆在为专刊写的《前言》中,举出了玻尔1961年访问苏联时对他讲过的一段话。其大意是,在1941年,有一位杰出的德国物理学家来到了丹麦。他对玻尔说,希特勒在全世界取胜已成定局,因此全世界的物理学家们都应该有所表现,证明自己对将来的新体制有用,以便在新体制中为自己取得一个容身之地,云云。当读到这段报道时,我自己还处于“封闭”状态中,我还根本不知道那位“杰出的德国物理学家”究竟是谁。那时我自己还不知深浅地想从事那神圣的“理论研究计算”,对海森伯还是敬若神明的。因此当后来知道了那人竟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沃尔纳·卡尔·海森伯时,我心中的惊讶、惋惜和失望,确实是一言难尽的!古语云,“他人有心,余忖度之。”按照自己的体会,推测当时海森伯的举动多么深刻地伤了玻尔的心,我觉得自己对所谓“哥本哈根之谜”,得到了十分深刻的理解!
  我以为,玻尔那段话虽然经过塔姆的转述,但不太可能处于塔姆的“误解”或“臆造”。证之以海森伯等人在当时的大量言行,这应该和当年玻尔的原话相当接近。如果那样,这就是一份相当珍贵的史料;可惜它是用俄文写出的,所以世界上知道它的人实在很少——我不曾见到有别人引用过它。
  我相信玻尔这段话(由塔姆转述)相当真实地代表了当时的形势。我所得出并且确信的“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就是建筑在所有这些史料的考察上的。


十,几点补充说明

  1,《哥本哈根》一剧写得很见功力,所有的内容都有“根据”,大有“无一字无来历”的架势。它的几乎每一段台词,都隐含着玻尔等人生活经历中的一段掌故或史实。它也提到丹麦的哥本哈根市内一些地名;对于一般中国观众来说,这一切都需要相当的说明。因此我心中有一份概略,认为应该写一本大约30万字的带有许多插图的书,来把这些事物大致地讲清楚。否则象现在这样,剧本被一些无知妄作、莫名其妙的人们糊弄成所谓的“精品”,而看戏的人们也摸不清头脑,人云亦云,糊里糊涂。这真是中国文化界的一大耻辱!有人说:“谁会读你那本书?”这倒是另一个“谜”,使我为之气沮!
  2.除了直接涉及的那些有关玻尔等人的掌故以外,《哥》剧还牵动了二十世纪五十年间的全部量子物理学史,特别是关于海森伯的整个评价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史学界的争论也是很多的,而我国文化界则几乎没有什么人有资格谈论它。可笑而又可悲的是,个别人对此事全然无知,但却曾一度霸气十足,只因他的一个“朋友”曾是海森伯的学生,便妄图一手遮天,不许别人在中国谈论海森伯的人品缺点。在他主编的丛书中,有一篇他授意写成的“海森伯传”,那里边关于海森伯和纳粹“铀俱乐部”的关系问题,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毫无实际意义的闲话。此人在大庭广众中也曾大谈“科学史”(后来退出),而他的行事竟然完全违背了他所大声疾呼的“学术民主”之类,而泡制出那种大丢中国人之脸的文章来,真正荒天下之大谬也!
  3.当年马克斯·玻恩在格廷根聚集了一批特别年轻的学生,被人们戏称为“玻恩幼儿园”(Born's Kindergarten),那些“孩子”后来大多有不凡的成就。事实上,在新量子力学的创立中表现特别突出的一些人,除薛定谔和玻恩年纪稍大外,许多人都还是小青年儿。当1925年海森伯发表第一篇这方面的论文时,他24岁,沃耳夫冈·泡利25岁,英国的保罗A.M.狄喇克22岁;德国的帕斯夸耳·约尔丹22岁;如此等等。因此当时的德国人把量子力学戏称为“男孩儿物理学”(Knabenphysik)。这些事很有趣,但在中国知道的人很少!
  4.且说海森伯在1925年7月发表的新量子力学方面的第一篇论文并不太长,文中只是初步地提出了量子力学的想法和算法,那时他还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矩阵”,而只是“在无意中”用了矩阵的算法。只有到了该年的11月间,德国出现了“三人论文”,才比较有系统地发展了“矩阵力学”。这篇论文的作者是海森伯、玻恩和约尔丹。在我读大学时(1945-1949),大概所有物理系的学生都知道这件事,因为量子力学的书上和老师的讲课中都会提到这种情况。现在中国各大学物理系的学生是否还听得到此事,我却不得而知了。!
  5.现在让我谈谈约尔丹。他的德文名字是 Pascual Jordan,按照德文发音,J,应读作“约”,绝无读 “交”或“乔”者。此人体态较胖,会各种“杂技”动作。他说话口吃,玻尔曾经筹款给他医治此种毛病。当我国编辑“大百科全书”时,物理学家名单中独独遗漏了他(可见拟定名单的人是何等地外行)。当我提出家拟议要把他补上时,起初却无人理睬。当我再次提出时,竟遭到一位同辈的人(自以为“不”外行)的厉声责问说:“你怎么还提此事!”但是不知怎的,书出版时还是补上了这个条目。
  几十年过后,就到了《哥》书出版的时候了。出版社的一位“二审”编辑对我的译稿进行了奇形怪状的乱改,把人名的译法改得相当紊乱,特别是他竟莫名其妙地将“约尔丹”,改成了“乔丹”。在别人看来,这或许是小事一段,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在研读了一辈子量子物理学史和搞了一辈子翻译的老夫看来,这却是一件不能容忍的胡作非为!当我为此而向出版社提出意见时,他们竟连一股臭气也不放。这真是太有“中国特色”了,在任何稍微正派的外国出版界是不可能发生的!
  6.其余需要补充处尚多,全部从略。

 

2004年7月8日脱稿于京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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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之一   
连载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