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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哥本哈根这出戏(连载之二)

戈 革

 

三,波尔其人

  尼耳斯·波尔是上世纪中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于1885年10月6日生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于是1911年得博士学位后到德国进修一年,于1912年8月份回国后和前已定婚的马格丽特·诺伦德结婚。二人一起生活五十年,感情甚好。
  1913年,他分三次在英国《哲学杂志》上发表了长篇论文,引用了普朗克的“量子”概念和卢瑟福“有核原子模型”来试图阐释原子的结构,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功。这篇长文,史称“伟大的三部曲”。
  玻尔持续不断地探索了物质的微观结构问题,特别是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的关系问题。他于1920年前后,确立了许多美国人迄今不理解的“对应原理”,并在此基础上追溯了元素周期表的理论解释。这时他在欧洲的绝大部分学术中心中,已经“被偶像化为一尊科学之神”(哈佛的布里奇曼如是说)。
  1922年夏天,他应邀到德国的格廷根发表了系列演讲,初次认识了泡利和海森伯。那次活动,形成了科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被称为格廷根的“玻尔节”。那年冬天, 获得了该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德国同道们发来的贺信表示,诺贝尔奖虽然重要,但和玻尔的成就相比,却是微不足道的。又说,玻尔在原子结构方面的成就,只有达尔文在生物学中的成就才能与之相提并论。
  1927年,玻尔在意大利的科莫市,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出了他在心中酝酿已久的“互补性”概念,用来作为当时已经基本上成形的新量子力学的哲学诠释。这种诠释“对因果原理”造成了挑战,因而引起了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许多人的怀疑和反对,后来发展成了“史无前例”学术大论战。论战迄今并未结束,但理论和实验的检验表明,玻尔一派的观点至少在现在的认识层次上很可能是对的。
  玻尔为人性情和平而幽默,和别人争论时也从无疾声厉色,总是客客气气,轻声细语。他爱护青年人,容忍他们的过分言行,主动地给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许多事迹传为佳话。在希特勒在德国执政期间,他大力营救和帮助从德意等国逃出的流亡知识分子,以至他的研究所被称为流亡知识分子的“地下转运站”。
  在丹麦被纳粹德国占领期间,他和他的同事们对占领力量采取了坚决的抵制态度。因此才引起了《哥本哈根》一书所演示的1941年的“玻尔——海森伯密谈”。
  1943年,玻尔被迫逃离了被占领的祖国。他辗转从英国去了美国,参与了盟方原子弹的研制。但是他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反对德、意等国的法西斯力量,而且他从一开始就先知先觉地考虑了原子弹即将带来的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等等方面的国际问题。他多次向盟方高层人士进言,包括谒见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他建议在原子弹尚未制成时就将消息通知斯大林,大家开诚布公地共商战后世界和平问题。但是他的意见没有得到接受,反而引起了个别人的误解。二战以后,他积极参加了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运动,于1950发表了致联合国的公开信,建议建立一个“开放的世界”,呼吁实行原子军备的国际监督。在当时的国际气候下,他的建议并没有得到接受,但是对后世的国际和平运动却是发生了不可忽视影响。
  玻尔于1962年11月18日在午睡中因心脏病突发而逝世,年77岁。


四,玻尔的历史地位

  从客观的、公正的、通情达理的历史角度来看,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之一,玻尔的历史地位不在爱因斯坦之下。但是,他在一般群众和浅见的知识分子中的“知名度”却远远低于爱因斯坦的知名度。这是一种奇特的现象,是值得有心人好好地分析、思考和借鉴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我们开始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时,我应邀参加了“物理卷”中各有关物理学史条目的撰写和评议。那时个别人以权威自居,说一不二。推行了“划框框、定调子”的办法,“规定”了各条目的“字数”,按照他那种规定,古今物理学家的传记条目,只有牛顿和爱因斯坦两条可以在万字以上,而包括玻尔在内的所有别人的传记,则必须远远低于一万字。现在想来,那种无知的、傲慢的、专横的态度,实在不能说不是荒谬可笑的!
  在新旧世纪交替时,很有一些人发了“排座次”的雅兴,用不同的方式(各式各样的群众投票等等)得出“十大名人”、“十大科学家”等等的“排行榜”。在所有的榜中,如果爱因斯坦和玻尔都出现的话,前者的名次都比后者的要高。我见到过英国广播公司搞的一份“十大科学家排行榜”,那公司不能算不著名,但是在我这个对科学史并非多么无知的老头儿看来,那个“榜”实在排得只能说是“很荒唐”!(其具体内容现已忘记。)
  有一位鼎鼎大名的物理学家在电视台上谈论了“科学史”,发表了许多“很有趣”的观点和说法。当提到上世纪的伟大物理学家时,他提到了意大利人E.Fermi,但是却没有提玻尔。我想,在大多数对理论物理学有几分真正兴趣的人看来,这无论如何是有几分奇怪的!
  类似的或更加荒谬的例子还有许多,但提起来徒乱人意,故在此一概从略。
  现在让我们谈谈相反的观点。自1913年玻尔正式出现在微观物理学的舞台上以来,有识之士赞扬他的言论可谓浩如烟海。对于他的科学成就,连爱因斯坦也是赞不绝口的(他们的争论主要是哲学观点的不同)。这些言论,我们在此完全略去。
  我要指出的是一个事实。美国的AIP(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是“美国物理学会”、“美国光学学会”、“美国物理教师协会”等等单位的联合组织,因此也许可以译称“美国物理学联合会”,而不能把Institute理解为“学院”或“研究所”。他们有一个“物理学史中心”和一个很好的图书馆,收藏大量的物理学史方面的珍贵资料(特别是图书资料)。在某种意义上,这一“中心”可以说是全美国的“权威单位”。问题是,这个图书馆是以尼耳斯·玻尔命名的。可见甚至在实用主义相当主导的美国,大多数人也不象某人那样地“极端”,他们并不曾把玻尔视如无物。假如他们认为爱因斯坦(入了美国籍)比玻尔高明得多,他们为什么不用阿耳伯特·爱因斯坦来命名自己的图书馆?这难道是偶然吗?
  其次我将谈到A.派斯。此人常以“物理学史专家”或“爱因斯坦专家”乃至“玻尔专家”自居,其他的非科学史界的学者们也常常如此认识他。他的书在中国颇为流行,而且他也是我的一位老熟人。然而我从来不承认他是一位真正合格的“史学家”,而只认为他是一位有才能的story—teller(讲故事的人,读书人,也可以理解为“说谎者”)。我的这种看法也得到某些朋友(史学家,尤其是哲学家)的同意,并非完全不值一笑的谬论。[5]。作为一位有才能的story-teller,派斯介绍的掌故通常比较引人入胜,但其历史真实性则需要认真核对,至于其历史意义及哲学意义,如果派斯理解得差之毫厘而谬之千里,至少我是不会感到意外的。
  派斯的另一个习惯在于把相同的内容几乎一字不易地写进他的不同著作中,下面介绍的内容至少同样出现在我所译的两本不同的书中。当谈到玻尔的历史地位时,派斯举出了三代物理学家的代人物的论述。在发现有力反证之前,我们姑且认为此种介绍是真实的。
  第一代就是玻尔他们那一代。所选的代表人物是德国犹太物理学家马克斯·玻恩。玻恩比玻尔大三岁,当教授也比玻尔要早。他和爱因斯坦的私人关系也比和玻尔的私人关系更为密切。从所有这些条件来看,他绝不会“偏袒”玻尔。但是,当他在1923年写信给格廷根科学院推荐爱因斯坦和玻尔为外籍院士时,玻恩却指出,玻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物理学和实验物理学的影响比任何别的物理学家的影响都大。”既然同时推荐两个人,最简单的逻辑就表明,他所说的“任何别的物理学家”,也应包括爱因斯坦。
  第二代是指玻尔的弟子们那一代。派斯选的代表恰恰就是海森伯本人。我们知道,海森伯是玻尔的弟子中科学成就最大的一个人,但他不是玻尔最宠爱的一个人。在和爱因斯坦的学术争论中,海森伯是坚决站在玻尔一边的(爱因斯坦的攻击最力的,也正是海森伯的测不准原理)。但是在1941年的“秘密会晤”之后,他们二人的关系肯定在实质上已经破裂了(在礼节上并未破裂)。尽管如此,当玻尔逝世以后,海森伯却在1963年的一篇悼念文章中写道:“玻尔对本世纪物理学和物理学家们的影响,比任何别人的影响都大,甚至比阿耳伯特·爱因斯坦的影响也大。”这种论调和他另一位老师马克斯·玻恩的上述论调如出一辙。然而海森伯绝不是那种人云亦云的俗物。他不会象个别的无行记者那样把烂贱不值的东西说成“精品”,或把庸俗低劣、自我标榜的人物捧为“大师”。他知道,随随便便的臧否人物将影响自己的身后声名。因此我们可以推测,他对玻尔的评价并不是信口开河,而是经过一定的深思熟虑的。
  派斯所说的第三代是他自己那一代。派斯生于1918年,比海森伯小了17岁。他被称为“基本粒子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可见他们这一代是以基本粒子和量子场的研究为主要标识了。在这一代中,他选的是“我这一代中最好的和最有名的物理学家之一”。那人问派斯,“玻尔到底干了什么”。派斯对他进行了一番解释,但是那人似乎并为被说服,到底不能理解波尔到底作了什么贡献和为什么那样伟大。
  派斯没有说出这位“最好的和最有名的”物理学家(之一)到底是谁。但是从我们见到的许多旁证材料来看,此人大概非理查德·费曼莫属。如果我们这一推测不错,则他的终于没有解决问题也是并不奇怪的。第一,波尔的盖世声名给费曼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在他的第一本回忆录中,费曼记载了波尔第一次来到原子弹研制基地时的情况。他说,但是洛斯阿拉莫斯有一些“科学巨头”,他们是诺贝尔奖得主、大学校长或高级科学官员。但是,即使在那些人看来,玻尔也是“一尊伟大的神”。关于他自己和玻尔的亲身接触,费曼的描述也是有趣而动人的,但是我们在此从略。第二,费曼是一个坦率而诚实的人;作为一位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他不怕公开承认“不懂”量子理论。他对学生们说(大意):“我将告诉你们怎么干。你们只要按照这种办法去干,就能得出美妙的结果来。但是只要能忍住,你们就千万别问‘为什么’。因为一旦问出‘为什么’,你们就将掉进‘下水道’里去,永世别想再出来了!”他说得真好!虽然绝非史学家,他却“通过举例”来说明了什么是“实用主义”。采用了这种态度,美国人当然可以不再理会玻尔,不必再费劲巴力地去阅读什么“互补哲学”了。(这种态度比第五流以下的大学教授们那种自以为或假装“懂得”量子力学的办法要高明得多。)第三,我的老熟人派斯教授其实也不懂玻尔的哲学思想,他对“互补原理”的理解其实是非常模糊的,因此他当然不可能给费曼解释清楚“玻尔到底干了什么”!
  当《哥本哈根》一书作者去了美国时,有人对他说玻尔对物理学的发展其实并无影响。他把此种意见带回了欧洲,遭到了许多欧洲学者的反对。他把此事写进了本书的“后记”中。此事倒也使老夫有些“恍然”,十分偶然地发觉到那种近来也在咱们“神州大地”上探头探脑的所谓哥本哈根观点在物理学的发展上不曾起过任何作用的奇谈异论,并不仅仅是在黑暗的山洞中泡制出来的土产“鬼话”,而是居然有其made in U.S.A的舶来样板。没想到那位自以为既富“科学研究的理论计算经验”又对“科学前沿的发展情况”如此熟悉的后生晚辈竟然是如此机巧的好买办,真正失敬了!


五,海森伯其人

  沃尔纳·卡尔·海森伯于1901年12月5日生于德国的维尔茨堡,父亲是古典语文学家,先任中学教师,后任慕尼黑大学的拜占庭学教授,遂移家慕尼黑。
  海森伯从小生性好胜,力图出人头地。此种性格受到他父亲的鼓励,因此他幼时常常和哥哥拳脚相见,而且终生兄弟并不多么和睦(此点和玻尔也形成鲜明的对照。玻尔和他弟弟友于之情是非常出名的)。
  上中学时,海森伯(为时势所迫),参加了德国的“青年运动”,他参加得很热心。超龄以后还和同伴们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后来有人问起他们那时的活动,他总是说,那不过是出去远足,爬爬山,唱唱歌而已。这种说法并不错,但却掩盖了那些活动的实质。那些“爬山、唱歌”等等绝不是一般少年人的及时行乐,而是旨在锻炼他们的体魄,为“新时代”准备“新人”。此种组织事实上类似于别的国家的“童子军”或“青年团”。他们的刊物叫做《白骑士》。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该组织曾成为德国最主要的兵源,希特勒上台以后,该组织的所有适龄成员几乎全都变成了纳粹的“冲锋队员”(其时海森伯已经超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的混乱,给包括海森伯家庭在内的德国人民带来的沉重的痛苦。作为一个男孩,海森伯曾在夜间冒险通过内战的防线到乡下去为全家寻取食物。他们那些孩子也曾协助内战中的军队,作些站岗放哨、填充弹药、看管俘虏之类的事情。在和一个第二天即将被处决的俘虏的交谈中,海森伯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此事在《哥》剧的台词中曾经提及。
  在此期间,海森伯也曾和同伴们一起到农庄中去参加比较长期的劳动。据说当时他带了一本康德的书,准备到那里去读。但后来因为劳动太紧张,没有读成。
  读中学时,海森伯自学了Hermann Weyl的《空间、时间、物质》。他本来打算到大学中攻读数学,但却受到数学教授的拒绝,从而只好到慕尼黑大学的索末菲教授那里攻读物理学,在那里认识了当时以天才著称的W.泡利(比海森伯大一岁)。
  1922年夏,海森伯随索末菲到格廷根参加了玻尔节,因对演讲内容提出不同意见而受到了玻尔的赏识。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过去。德国成为战败国,自己以为受到了屈辱和亏待。因为德军在战争中干了许多出格的事(在比利时奸淫妇女,破坏文物,在战场上使用毒气),所以在一段时间内德国人在国际上很感孤立,连德国科学家也在一段时间内被排除于国际学术活动之外。因此,在《哥》剧中,海森伯就说,玻尔当时能去格廷根,是对德国人伸出了友谊之手。而玻尔则说当时海森伯狠狠地咬了他的手(因为对他的理论提出了异议)。这当然只是剧作者虚拟的言语。但是对于玻尔的这句台词,我们却可以作出许多推测和分析——在此从略。
  当时海森伯还未大学毕业,因此玻尔就和索末菲商定,等海森伯毕业以后,请他到哥本哈根来进修。
  1924年秋,海森伯如约来到哥本哈根。在那里,他和“大师兄”克喇摩斯一起,在玻尔“对应原理”的思想指导之下进行了光的散射理论的研究,为后来“矩阵力学”的诞生孕育了思想伏线。他刚到丹麦不久,玻尔就带他到西兰岛的北部进行了徒步旅行。此事在历史上颇为有名,在《哥》剧中也得到了反映。可惜此行所到的地方,介绍起来颇费笔墨,在此也只好从略。那时玻尔想必是真象对待一个儿子似地对待海森伯的。
  1925年夏,已经回到德国的海森伯染患“枯草热”(一种花粉过敏的疾病),当在一个海岛上养病时想到了后来发展成“矩阵力学”的主要思想。关于当时的情况,海森伯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描述过一番。这当然是重要的史料。但是,即使是当事人亲自的叙述,后之治史者也必须结合当时的社会条件、思想气候以及本人的个性和素质来加以尽可能客观、深透的分析和评定,而当然不应该象某些对史学原则完全外行的思想呆滞者那样把它看成绝对不容怀疑的“真理”!
  1926年5月,海森伯应邀到玻尔的研究所中当lektor(讲师,相当于美式大学的副教授)。那时已有德国大学想请他当教授,但是在征求了师友们的意见后他还是来到了丹麦。10月,薛定谔访问丹麦,海森伯参加了他和玻尔之间的学术辩论。那年冬天和次年初春,海森伯孕育了关于“测不准原理”的思想。这时和论文发表以后,他和玻尔进行了长久的、激烈的学术争论。按照他的回忆,争论有时激烈得把他气得“哭了起来”。这种争论会不会在二人的心中造成某种隐蔽的、不显露的感情裂痕,是值得后世史学家小心分析的。
  1927年,海森伯回到德国担任了莱比锡大学的教授。1932年,他提出了原子核的质子—中子模型。此外他在物质的磁性和基本粒子的“统一场论”等方面也进行了开创性的重要工作。
  海森伯的多方面的学术工作,使他成为二十世纪物理学中的一面旗帜。许多人明确地或隐约地认为他是二十世纪中除爱因斯坦和玻尔以外的第三位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但是,他的社会——政治态度却是相当暧昧的。[6]
  希特勒在德国掌权之初,个别实验物理学家(纳粹党徒)提出了“德意志(或‘雅利安’)物理学”和“犹太物理学”之分。他们因为实在弄不懂当时蓬勃发展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便把二者称为“犹太物理学”,认为即都是“犹太人”弄出“阴险谣言”。海森伯在大学中讲授的恰恰是这两门课程,他对那些“雅利安物理学家们”的此种荒谬论调当然不会心悦诚服。他稍稍进行了反击,立即受到了严厉的威胁和陷害。他不是犹太人,但却被阴险地指为“白色犹太”。他受到了特务总部的“传讯”。后来几经周折,他给特务头子希姆莱写了一封信,通过他母亲和希姆莱的母亲转给了希姆莱。又过了一段时间,希姆莱表示解除对他的怀疑。
  这一过程后来被说成海森伯“反纳粹”的事迹。但是我却指出,他的“反纳粹”的路线是“用大纳粹来压小纳粹”。
  当纳粹政权大量“清除”各大学中的犹太教师时,海森伯也进行了一些援助被解雇人员的活动。对此,《海森伯传》的作者进行了着力的描写,甚至一直把海森伯的名字摆在普朗克的名字之前(这是荒唐的)。但是,在这方面,海森伯的态度恐怕颇有可议之处。
  总而言之,在初始阶段,海森伯对纳粹力量还是采取了“躲避”的态度。他创造了一套理论,把这种态度说成“积极的反抗”,而把公开的、正面的冲击说成“消极的反抗”,因为那种冲击只能断送自己。在适当的运用下,这种理论并不是一无是处。但是若把它当作某种怯懦的托词,那就使人觉得它和当年汪精卫等人的“曲线救国”不无异曲同工之处了。
  当海森伯受到纳粹当局的威胁时,美国有几位大学校长曾经传话给他,表示欢迎他移居美国,甚至表示可以满足他的任何要求。但他一概谢绝,表示要留下来“挽救德国的科学”(当然是用他那种“积极的反抗”)。当战争即将爆发时,他访问了美国。朋友们问他为何不离开那险恶的环境,他仍然回答说:“德国需要我。”据说在此次访问中,有一次他和费密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的景色,他们曾经议论那些东西“有可能毁于一旦”。可以设想,那时他们想到了制造原子弹的可能性。因此,“德国需要我”这句话曾经引起了在美科学家的疑虑或误解。
  战争一打响,海森伯立即被召入伍。但他没被派往前线,而是加入了所谓的“铀俱乐部”,比盟方更早地开始了核能军事利用的研究,并立即成了该项工作的最主要理论指导人物。
  他们的工作在规模、人力等等方面根本无法和盟方的“曼哈顿计划”相比,因此直到战争结束,他们连“原子锅炉”(即“反应堆”)都未造成。他们也讨论过“原子爆炸物”之类的话题,但那一直处于“纸上谈兵”的状态。尽管如此,他们一直坚信德国的科学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他们做不出的东西别人也一定做不出。因此,直到海森伯被俘时,他们还表示愿意用自己取得的研究结果来和敌人讲条件。当盟方不理时,他们还觉得无法理解。
  在战争期间,海森伯逐渐得到了纳粹当局的信任,以至在爆发了刺杀希特勒的事件时,作为“星期三俱乐部”成员的他竟丝毫未受到株连(而本来不曾与闻其事的许多人,包括普朗克的次子在内,却被冤枉地刑讯后处死了)。
在那几年中,海森伯除了参加“铀俱乐部”的工作以外,还成了希特勒政府的无名分的“文化大使”。他多次应邀(实际上是“奉命”)到各个被占领国家和中立国家(例如瑞士)中去进行“学术活动”,宣扬“德意志文化”并拉拢当地的知识分子和占领力量“合作”。1941年对哥本哈根的访问正是其中的一次。
  当战争打到德国本土,希特勒的败亡已成定局时,美国人组织了Alsos派遣部队,和进攻的部队一起突进,专门负责收缴轴心国家的核军备物资和搜捕他们的核科学家。他们逮捕了包括海森伯在内的十位德国科学家,把他们送到英国,在一个叫做“农庄馆”(海森伯喻之为“金笼子”)的地方拘留了将近一年。他们在那里受到优厚的待遇,但是他们的谈论却受到了监听。现在监听记录已经公开出版,形成了有关问题的重要史料和证据。
  二战以后,海森伯在国内和国际上一方面受到了若干怀疑和责难,另一方面也受到了许多赞誉和尊重。在史学界,他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人物。仅仅一次哥本哈根之行,就给后人留下了那么多争论的余地。


六,C.F.封.外才克尔其人

  为了简单,我将用C.F.来代表卡尔.腓特烈.封.外才克尔,并用各人的“小名”来代表他家的人们。
  C.F.并未正式出现在《哥》剧中,但是我认为他的影响可以在海森伯绝大部分的言行中被认出,他是海森伯最亲密最信任的学生、朋友和“智囊”!
  海森伯于1926-27年在哥本哈根认识了青年C.F.。那时C.F.的父亲厄恩斯特是德国驻丹麦的大使。希特勒掌权的初期,厄恩斯特曾任外交部长。C.F.的哥哥海因里什于二战在欧洲爆发(1939年9月日)的次日在前线阵亡,他的另一个弟弟里查德在战后曾任“联邦德国”(西德)的总统。海森伯当了教授以后,曾爱上C.F.的妹妹阿黛耳海德,但因其父不同意而恋爱中断,但他和C.F.的关系却越来越亲密。
  C.F.是一个机巧百出、巧言令色的人。他在物理学上作出了一些成绩,而且最喜欢玩弄“哲学”,人称“量子神学家”。他对玻尔的“互补性”思想进行了独特的阐释,但是,至少在1941年以后,玻尔对那些阐释全部不予认可。
  当他们在英国被拘留时,德国科学家们听到了原子弹在日本爆炸的消息。他们起初不相信,认为那是虚假的宣传,因为他们仍然相信美国人造不出德国人都没造出来的东西,后来当证明那真是原子弹时,他们大为惊讶,并且纷纷议论,讨论了他们为什么没有造出。后来C.F.提出一种“解释 ”说,他们没有造出原子弹,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制造那种大规模杀人的武器。换句话说,他们都是道德高尚的人,故意不给希特勒制造原子弹。这种“怠工论”很合乎德国人的口味,一直流传甚广,甚至连在中国,也有个别头脑昏昏然的“史学家”当了他们的代言人。当“农庄馆”监听记录尚未公开时,有人说“一位年纪较轻的人”提出了这种“怠工论”。我那时还对C.F.了解得很少,但我立即猜到这很可能是他的“杰作”。我在一篇文章中不指名地提到了此事,受到了一位老前辈的指摘,说我诬指了他的德国“朋友”。但是现在材料已经公开,证明我的猜测是完全对的,根本不是诬赖!
  海森伯夫人曾经写了一本回忆录,其中许多议论带有很明显的C.F.作风。我曾经评论过这一点。因无可靠根据,并不曾明确提到C.F.的大名。结果又受到那位先生的攻击,说我指的是他的“朋友”。后来此事也得到德国知情人的认证,认定那份稿子确实经过C.F.的“修改”。
  由于外才克尔家族在德国的外交界有相当的影响,海森伯之得任纳粹政府的无名义的“文化大使”,包括1941年的访问丹麦和会晤玻尔,几乎肯定和C.F.的活动有关——我认为这很可能根本就是C.F.出的主意。换句话说,海森伯的这一类活动,很可能是在C.F.的提议和安排下的奉派出访,而不是由海森伯灵机一动而自己“申请”的(填填“申请表”之类当然难免)。因此我认为,《哥》剧中海森伯提到自己卑躬屈节去请求有关部门允许他出国那一类的台词,可能根本就不符合史实。
  我常以为,分析海森伯的言行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史学研究课题。可以把他的言论分成几类,分别研究其所包含的C.F.思想成分。海森伯的非科学性的(即政治的、道义的、文化的等等)言论,其实可以按所受C.F.的不同影响大体地分成几类。我们将发现,在那几类言论中存在着许多矛盾。在同一类言论中,首先就存在内在的矛盾,就是说,那种言论初看起来似乎有理,仔细分析起来却是说不通的。这样的“诡辩性的”言论所受的C.F.影响特别明显。例如他说,“德国需要我。”说自己的祖国“需要”自己,表示要为祖国尽力。当然没什么不对,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所说的“德国”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是指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而他所说的“需要”绝不是去认真地反抗纳粹的暴政。另一种说法是所谓“必要的代价”;就是说,在反动统治下,有时你不得不逆来顺受。这种思想,也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例如若把犹太人所受的迫害也简单地看成“必要的”代价,那就太过分了。马克斯·玻恩说他“没有心肝”;丽丝·迈特纳在一封信中认为应该强迫海森伯去参观残杀犹太人的集中营;想必他们一定是有根据的。海森伯的这一类言论,也常常使人觉得他是代C.F.之言。另一类言论是“同情”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德国老百姓”,描述他们在战争中遭受的痛苦和损失。笼统地说“老百姓”,人们会油然而生同情之心。但是从史学角度来看,德国的“老百姓”中,包含着许多劣行严重的纳粹党徒;日本的“老百姓”中,包含着许多疯狂的军国主义分子;中国的“老百姓”中,在某一时期也包含着许多灭绝人性的“红卫兵”分子;而且在任何一组随机取出的“老百姓”中,也总会包含一定成分的奸、盗、邪、淫的罪犯和人格龌龊的小人。因此,笼统地谈论“老百姓”是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当海森伯等人谈论德国“老百姓”,或他们自己在二战中所受的“苦难”时,他们应该时刻想到更多的犹太人和被征服国家的“老百姓”所受到的更加残酷得多的苦难,而后一种苦难正是海森伯所为之服务的“德国”强加在别人
头上的。
  我对海森伯的言论了解得不够全面,不曾直接地或间接地得悉他在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的场合下由衷地、严厉地批评过纳粹政权的滔天罪恶。这一点也和C.F.如出一辙。也许按照他们的逻辑,否定纳粹正确就类似于背叛“德国”?
另一方面,海森伯的言论也偶然会有“走火儿”的时候。我认为那是他自做主张地脱离了C.F.对他的“照管”或“控制”,可称“失控言论”。例如,当希特勒的垮台已成为不可挽回之势时,海森伯海在出访中立国家瑞士时当众感叹说:“如果我们能够取胜,那多好啊!”在这里,“我们 ”,当然 以希特勒为主。他们“取胜”,意味着全世界多数人的大灾大难,那有什么“好”!大科学家海森伯发出这样的呼声,不知道到底是表达什么!尤其荒唐的是,二战结束不久,海森伯曾访问英国,有一位从纳粹德国逃出的化学家宴请他。在席上海森伯竟然出人意料地表示,应该让希特勒执政五十年,那样他们就会更有理性起来。好家伙,希特勒实际上只执政了不到十五年,他们一伙就几乎完成了杀尽天下犹太人的“大业”。假如执政五十年,谁能想象他们能干出多么非理性的事来。在一位流亡犹太人家里做客而说出这样的话来,这难道能算“理性”吗?我认为,海森伯的这一类“狂言”,不能算在C.F.的账上。C.F.算一位机巧的人,算外交家的儿子,他虽然也有得意忘形的言行,但毕竟会比较“含蓄”一些。



[5]关于我对派斯的评论,见拙文《谈谈派斯这个人》,载于拙集《史情室文帚》,pp.578=587,2001(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版。
[6]关于他三人的比较和评论,请见拙译《海森伯传》的“译者引言”,2002年,pp.i-x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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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之一  
之二  
连载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