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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文化土壤
——读《海客述奇》

钮卫星

 

  我们知道有些物产有特定的产地,它们被称作某地的特产。科学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特产,它特产于某种特定的文化。正如吴以义博士在近作《海客述奇——中国人眼中的维多利亚科学》结语中所说:“这个我们现在称作科学的怪物是西洋文化的产物。希腊哲学之于所谓的科学精神,对上帝的追求之于早期天文学的发展,影响深刻久远;中世纪神学对信仰的执着和对理性的诉求,翻译运动所带来的阿拉伯世界在两三个世纪里积累起来的知识,文艺复兴所掀起的对人体和世俗生活的兴趣,汇聚在一起形成了科学革命;而科学革命所造就的探索方法和研究规范,连同科学本身,又和以后的资本主义经济相得益彰,构成了现代生活的主干。科学成长的每一步,无不和西洋哲学、宗教、历史、经济密切相连,就像草木植根土壤,与大地密切相连,不可须臾或分一样。”这里吴博士把科学和它赖以生长起来的文化土壤之间的特定关系作出了精辟的概括。
  但就象一些草木能被移栽到别的土壤中去一样,科学能否移植到另外一种文化中去呢?西方科学的某些个别成果和具体知识从明代末年开始起就陆续由传教士带入中国,那时接触这些知识的只是有限的几个上层人物,那种情形只能说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土壤中辟出了一小块西洋科学的盆景而已。譬如康熙就是一位学习西洋科学的好学生,但他的这种学习纯粹是一种个人行为,他没有想到要把西洋科学有组织、有建制地引进中国。如果康熙能仿照伦敦的皇家学会和巴黎的法兰西科学院,在翰林院之外成立一个科学院,那么也许就能大大有助于提高西方科学移植到中国的速度和规模,那么也许就不会出现一百多年后西方列强叩关,清庭割地赔金以媾和的局面。
  面对洋人的坚船利炮——科学的技术衍生物,晚清政府终于看到了差距,于是兴西学,办洋务,希望改变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与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携带西方科学来中国不同,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开始主动去接触西方科学;与明末清初传入的西方科学也不同,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西方科学与近代科学革命发生之初相比,已经达到了全面鼎盛的时期,其理论之艰深,其体系之庞大,远非康熙所学的西方科学可比。所以即使起康熙于地下,也会和当时的中国士人初遇西方科学一样,会有点彷徨无措,会觉得是匪夷所思。
  《海客述奇》所记述的正是晚清西学东渐过程中的这样一个片断,书中描绘了同治光绪年间(1865-1880)七八位中国读书人在英国伦敦初次接触西方科学观念及其技术应用时的心态和反应。这些人中有首次奉旨游历欧洲的斌椿,有中国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有数次随官员出访的译员张德彝,有因通太平军而避祸西洋的民间学者王韬。这些读书人都有个好习惯,就是把所到之处的所见所闻所感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斌椿有《乘槎笔记》,郭嵩焘有《使西日记》,张德彝有《航海述奇》、《欧美环游记(再述奇)》、《随使法国记(三述奇)》等直至“八述奇”,王韬有《漫游随录》——均见于湖南人民出版社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海客述奇》就是以这些日记中的记载为基础,把这些日记作者们在伦敦的科学见闻融于一册,析为“万兽园”、“天文台”、“皇家学会”、“化学”、“邮电局”、“大英博物馆”五个专题加以论述。
  在传统文化熏陶下的中国读书人走出国门,跑到科学高度发达、科学家云集的伦敦,与西方科学首次近距离接触的情形,确实很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郭嵩焘、张德彝、王韬等人在伦敦所见的科学,是一颗已经生长了两百多年的盘根错节的大树,他们没有能力去理解这棵参天大树是怎样萌芽、生长起来的,他们首先注意到的是枝叶茂盛和奇花异果,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猎奇。天不动地动的观念、致人生病的炭气、光压作用下飞转的云母片、灿烂的光谱线、遥远的恒星等等,都被作为海外奇谭记录下来,这些记录是他们所记科学见闻中的主要部分。但是郭嵩焘们不是去游山玩水的,作为身负国家民族重托的知识精英,他们是要“师夷长技以制夷”,所以他们就特别关注具有实用价值的科学成果以及由此发展出来的技术。化学之于工业制造、电学之于发光照明、千里而日至的火车轮船、万里之外音讯须臾而至的电话电报等等,这些都在他们的日记中得到详细记述。
  然而科学远远不止是一堆新奇的玩意和一些孤立的结论,科学有它独立的体系和系统的结构,它有一整套研究的方法和规范。但关于这些的记载就很难见诸那些游历海外的中国知识精英们的文字中了。郭嵩焘被认为是对西学最少抵触,对新知识最乐意接受的,在他的日记中记述了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对未知元素的预言和镓元素的发现,还记述了英国天文学家亚当斯和法国天文学家勒维耶对海王星的预言和被证实,他甚至还隐约认识到了镓元素和海王星的发现模式的一致性,但也仅此而已,郭嵩焘在日记中坦陈自己对此类学问完全无法知晓。尽管这些早期游历西方的中国知识精英们有机会接触西方第一流的科学家,常被邀请去观看各种最新科学技术成就的实验演示,但他们的整个认知结构和知识体系与西方科学的观念和方法全不相容,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消化吸收这些科学知识已属不可能,更别提深刻领会西方科学的精髓——科学精神了。
  吴以义博士在书中把中国文化面对西方科学及其观念时的反应总结为三个层面:猎取个别成果,接受其系统知识,和理解其文化内涵。距中国读书人首次出洋接触西方科学至今一百多年了,我们对西方科学的接受恐怕还主要停留在前两个层面,把西方科学移植到中国文化的土壤里来的尝试很难说取得了成功。国人常汲汲于获得一个中国的诺贝尔奖,其实一两个诺贝尔奖不说明太大问题,如何在中国培养出一种适合科学精神扎根的文化土壤才是首要之事。近日杨振宁指出《易经》的思维方式阻碍了近代科学在中国萌芽,一时舆论大哗,褒贬不一,但其着眼于文化土壤与科学的关系,是很有见地的,对此很值得认真思考。

 

《海客述奇:中国人眼中的维多利亚科学》,吴以义著,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定价:15元。

 

 

2004年12月26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