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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传媒:走向泛娱乐主义?
——关于传媒的访谈

江晓原

 

传媒接触情况

  陈(“高端人士看传媒“课题组陈泉):江教授您好,我们今天的访谈是关于中国传媒的现状。首先想请问您,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中间,您平时接触比较多的是哪个部分呢?
  江:我平时看十几种报纸,都是报社给我订好的,我比较喜欢看的是《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上海的几家报纸里面,《文汇报》我觉得要好一点。因为不可能都看,也有很多报纸只是翻一翻而已。杂志也看得比较多,像广州的《新周刊》、北京的《三联生活周刊》、《新闻周刊》、上海的《新民周刊》。还有很多和我的专业相关的杂志以及《万象》这类文化性的杂志。还包括科幻杂志,甚至有一种中学生杂志也定期给我寄来。
  陈:我发现您好像没有提到电视。
  江:我很少看电视,我书房里的电视机是专门看影碟用的。厅里的电视也是经常不开的,有的时候我甚至怕它好多天不开是不是会受潮,所以才偶尔打开来。我和太太似乎都没有兴趣看电视,那些连续剧是不看的,现在《新闻联播》也不怎么看,反正有那么多报纸翻一翻,该知道的也都知道了。
  我不喜欢看电视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觉得电视里面没有什么特别好看的内容。当然如果纯粹为了消磨时间,那么多的台找个能够看下去的也是找得到的,但是它还是可看可不看,因为我很忙,所以就会觉得不看也就算了。如果要消磨时间,我比较喜欢看影碟。现在还有一个技术问题,可能很多人忽视了这一点,我对视频的质量非常敏感,当我看惯了DVD以后,电视节目的视频质量我就觉得很难看。
  陈:这是肯定的,绝大部分电视节目传输用的还是模拟信号。
  江:这也促使我更不愿意看电视。
  陈:现在上海正在搞数字电视,像您这样对电视节目图像质量要求很高的人,会愿意购买数字电视服务吗?
  江:图像的问题还只是技术问题,主要还是内容不吸引人。即使高清电视普及了,它的内容还是没有什么看头。事实上,我觉得电视对我的生活来说不是必要的,而且一个更好笑的现象是,最近这些年我自己越来越多的在电视上做节目,但是我自己却变得不看电视。以前我不到电视上做节目的时候,我还看一点电视。
  陈:这是因为您做过节目之后,了解到电视背后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就对它更不感兴趣了吗?
  江:倒也不是我做了节目,就对它不感兴趣了,其实节目怎么做我早就知道了,因为我有很多传媒的朋友,我知道他们怎么做节目。我甚至客串过电视节目主持人,但是我确实不太喜欢看电视,包括很多我自己做的节目,我都没有看过。我也不会专门等好时间去看,有时播的时候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这会儿你又在说啥说啥,告诉我几频道,我就打开来看一看。电视我看得很少。广播现在当然也不听了。
  陈:网络似乎是您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江:网络是很重要的。我自己主持着一个网站。我当然也用网络跟朋友们进行工作,我的所有稿件都是靠这个发出去的。但是我不依赖网络获得新闻,我不大去看新浪网之类的。
  陈:网络对您来说,更多的是一种联络用的工具。
  江:或者是查东西用的。有的时候需要在上面查个什么东西。
  陈:网络刚出现的时候,大家认为它会成为一个平台,综合报纸、电视的内容。
  江:事实上网络不可能起到这个作用。现在网络还不可能完全替代报纸、电视。从网络普及的时候,很多人就认为纸媒要被替代了,就像电视大行其道的时候人们也这样担忧过,事实上有了电视,纸媒没有被替代,有了网络这么多年,纸媒也没有被替代,他们各自都活得挺好。
  陈:您刚刚提到很多报纸、杂志都是赠阅的,如果要买的话,您会买什么呢?
  江:我自己花钱订的报纸现在一份也没有,我自己花钱订的杂志有一份:《DVD导刊》,因为对于淘碟来说,《DVD导刊》是最好的。提供的东西比较专业,而且是一群很喜欢这个的年轻人办的,他们的趣味也完全反映在里面。
  陈:跟你的趣味也比较接近。 
  江:我主要看中的还是它对于淘碟的帮助。像《看电影》之类的,它不提供碟片的信息,而是关于电影本身,我不喜欢看他们的这种影评,基本上他们不能解读电影背后的东西。我自己也写电影专栏,《中华读书报》上有我的专栏叫做《幻影2004》,是专门讲科幻电影的。我不懂电影,也不看电影理论的书,我让自己保持为一个电影的外行,我只有观影经验。我的文章都是谈电影背后的科学文化之类。看电影和看书一样,就是一个文本,我们通过阅读这个文本,来看它背后的东西。


传媒的娱乐化

  陈:其实我们看新闻也是一样。您比较偏向信息量大的,但是现在似乎有一个趋势,就是那种观点非常鲜明的报道会受到读者的欢迎,他们觉得读起来非常过瘾,但是它所提供的信息可能是不完整甚至片面的。
  江:这是因为他们是带着娱乐的动机去读的。新闻有娱乐功能的时候,它才吸引人。因为新闻那么多,我们有什么必要去关心每一条新闻呢?它跟我们又没有关系。比方说布什和克里的辩论,大家就看他们两个斗着玩,觉得很愉快,特别是中国的读者。又不是选中国的总统,跟我们毫无关系。实际上不管谁上台,他也不可能影响我们的生活。对华政策总是连续的,任何一个总统也不可能一上台就变成支持台独。不管他竞选时候说什么,当了总统政策总是连续的。这个新闻基本上就跟我们没有关系。包括我们国内的很多事情、很多新闻,其实它也是有娱乐性质的。
  陈:但是现在的媒体就是有泛娱乐化的倾向,什么东西都可以往娱乐的方向做,包括科学报道,它也可以把它们往娱乐化的方向做。
  江:是这样的,因为科学的内容并不是样样都有趣的,只是一部分有趣,这个有趣的部分人们会比较关心。说到底,现在的各种新闻中,人们要从中找到对他的生活、工作有帮助的是极少的。人们看新闻,并不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工作或者生活。从前政治情结浓厚,说要关心国家大事,一个人是否关心国家大事是你是否进步的指标,但是现在并没有这个指标,你用不着关心国家大事。绝大部分在新闻中间看见的国家大事,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最多说你看到新闻里说油价涨了,对你的生活有影响,但是不管你知不知道,油价总是要涨的,油总是要买的,不会因为你关心了,油价就不涨,或者你抗议了,油价就不涨。这些事情你本来是无能为力的,对你来说你就是承受而已。你可以不必知道。其实油价涨不涨,你就是有车也可以不必知道,事实上,知道了也没有用。我们为什么要看新闻,就是为了图解闷、图娱乐,这就是新闻为什么要泛娱乐化的原因。因为现代社会的生活使得人们越来越不需要关心国家大事。社会新闻更提供娱乐,比如明星又闹绯闻了,街上出了凶杀案。凶杀案为什么要报道,它也是娱乐啊,这和看警匪片、恐怖片不是一样的吗?它讲一个破案的故事给你听,给你看。现在看《案件聚焦》、《今日说法》其实也是娱乐。
  陈:那么您是认为在现在的环境中,新闻的信息功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更突出的,或者说人们迫切需要的还是它的娱乐功能。
  江:我认为是这样。
  陈:那您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表现吗?
  江:我不知道。你们学新闻的人可能有一个自己职业的价值标准,也许你们会觉得这是不好的。
  陈:我其实并不反对娱乐化,但是这种泛娱乐化可能还是存在问题的。我不知道从您的角度看会怎么样。
  江: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我觉得老百姓想要在这个地方寻找娱乐,你不提供给它,别人也会提供,那他就不看你的频道,他换一个频道看。我给你讲一个经历。我参与夏商周断代工程,负责武王伐纣的专题,新华社专门发过全球通稿,属于比较有影响的东西。断代工程办公室负责人是一个老太太,跟我关系很好。有一次她告诉我:“我专门召集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把我们工程中认为很重要的东西告诉媒体,比如某一块甲骨的释读有了突破,这对工程非常关键,我们开这样的新闻发布会,把在京的各大媒体都找来。我跟他们讲完了,他们回去连个豆腐干大的东西都不发。为什么新华社就会给你的武王伐纣发全球通稿,那么多报纸都要转载,你凭什么对媒体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当时我也不能给她满意的答复。我没有开过新闻发布会,新华社的通稿是他们自己听说了以后来找我的。我的许多媒体朋友都是在报道我之后才成为朋友,根本没有背后人情。
  我后来就想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从娱乐这个角度我才想明白。因为工程办公室介绍的东西是没有娱乐价值的,老百姓干嘛要关心一块甲骨上释读的东西有突破?这个东西反正我也不懂,你释读出来告诉我们商代的某个王在位年限,这个有什么重要呢?对读者没有意义。但是武王伐纣他为什么感兴趣呢?因为武王伐纣这个课题有娱乐功能。首先,当年几十集的电视连续剧《封神榜》已经培养好了受众,看过的人都知道武王伐纣这件事情,现在他们听说有人将武王伐纣的准确年份算出来了,他起码觉得这件事情他能懂,起码知道有这件事情。另外,受过一点教育的人也会知道一点武王伐纣的事情,但他不可能知道甲骨文里面的日期之类极其琐碎的事情。前者有娱乐功能,而后者没有。结果媒体就会对此进行筛选,媒体把有娱乐功能的东西放进去。他不会赤裸裸地讲,而是把这个新闻说成更重要,更有影响,群众更会关注等等,用这种正面的语言来表达,而那种无趣的东西,群众不会来关注,把它放在版面上,群众就不会来看了。
  我还可以讲另一个例子,也是娱乐化的。断代工程中另外有一个专题,是别人做的,不是我搞的,科学院院长路甬祥认为挺好,就推荐给Nature杂志,前几年中国人在Nature上发文还是很少的,现在在上面发一篇大家也还是觉得很不得了。以至于有这样一种说法,谁在nature上发了文章,当院士只是时间问题。其实nature只是个科普的东西,发不发本来不说明问题。路甬祥推荐给Nature后,人家给退回来了,做这个的教授心里不服,就写信给nature问为什么不理他的文章。Nature说你的这个成果,公众是不感兴趣的。还不服,又去信跟他理论,说这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年代学问题,在中国历史上非常关键,怎么会没有兴趣。Nature说我们是一个向全世界发行的杂志,即使中国的公众对此感兴趣,世界其他国家的公众也不会有兴趣。 
  从Nature的回信可以看出,它是要选择它认为公众感兴趣的科技新闻或者科技成果,从而登在上面。其实他们心里也是有娱乐化的,只不过嘴上未必说出来。为什么Nature可以在全世界流行,就是因为它聪明地选择了那些成果。并不是有一个成果都要去报道的,有些成果也许很重要,但是不一定报道。


传媒与科学传播

  陈:从您讲的这两个例子中间也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在媒体这样做的时候,科学界其实是很不能理解媒体这样的做法的。
  江:通常我能理解,但是他们不能理解。我的理解是非常坦率的。
  陈:但是在科学界不能理解的时候,就为他们的下一次合作带来了很大的问题。
  江:很多科学家在跟媒体打交道的时候,还抱着党的喉舌这样的观念,它认为媒体为什么要报道我的这个东西,是因为我工作好,要报道我的好人好事,或者是因为我做了重要成果,为国争光。这是一种非常幼稚的想法,其实在今天媒体根本不会因为这个来报道,除非中央指定某某科学家的事情你们要报道一下,这是一个任务。科学家本身如果不能提供有娱乐价值的东西,或者公众感兴趣的东西,媒体不会自己整天盯着报道。今天的媒体虽然仍负有宣传的义务,但是今天它要自己谋生,它就得到市场上去,就得迎合公众。
  我是很早对此看得比较明白的。我认为我对媒体打交道的时候,是一个互相帮助,甚至互相利用的过程。媒体希望在你这里找到资源,更难听一点,他希望在你这里找到一点料,这些料对他的版面来说是需要的,并且是有益的。对我来说,我也不会对媒体的任何要求都来者不拒,我需要的是我的理念能够通过媒体正确地传播出去。作为一个学者的立场来说,这是对的,学者本来有义务让自己的理念传播得更广,如果你只写专业文章,登在专业杂志上,没有几个人看,你的理念就没能广泛传播。另外,你也有义务为公众提供一些,比方说,他们没有注意到的事情,但是你注意到了,你也应该说。
  比方说报纸上登那些彩票如何投注,这绝对是骗人的,根本违背科学常识,我就写过好几次文章,非常明确地指出这是骗人的东西,报纸是不应该刊登的。现在那些严肃的报纸都不登了,有一阵子连比较正规的报纸都开始有了这种内容。后来这些报纸都没有再登这些东西,当然这不能都说成是我的文章的作用,但是起码起过作用,我当时在《南方周末》《文汇报》等京沪的好多媒体上,都明确地讲过这是伪科学的,因为它完全违背了概率论当中的基本原则。
  陈:那您觉得媒体最初为什么会登这些东西呢?就是因为读者要看?
  江:对,这些东西读者要看,但是读者受骗了。
  陈:媒体从业者往往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应该明白这是没有科学道理的,但是他们还是登。
  江:做报纸的人,要他们明白这个科学道理还是有点苛求的。彩票告诉你要如何投注,最基本的理论是根据此前若干次开奖情况的分布,由一个概率专家来推测,在前十几次分布中呈现什么规律,因此投注在什么区域可能性更大。或者这个区已经连续十次没有出现,那它出现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很多人觉得这听起来头头是道,是挺有道理的,但是概率论当中有一个最基本的理论,叫做独立随机事件,第n次事件发生的概率跟此前n-1事件的后果是无关的。对于彩票来说,每一次开奖必须是独立随机事件,否则就是作弊,如果我们相信彩票是不作弊的话,那么它每一次都是独立随机事件,那么这个区哪怕连续开了十次,第十一次开的概率跟它前十次没开的概率是一样大的。因此从理论上来说,预测未来一次区域开奖的概率,这个做法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对彩票最好的做法就是闭着眼睛买一张。
  我为什么对此比较义愤呢?因为很多人在报纸上把彩票说成买股票一样,甚至把它说成投资。买彩票是一种赌博行为,怎么能叫投资?否则现在去参加赌博都可以叫做投资行为了。赌博就是赌博,而且彩票是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彩票是社会上低收入阶层购买的,买了以后钱都到了举办彩票的人手里,,当然也可能在过程中间到了某些不法的人手里。我就从来不买彩票,那些有钱的人当然就更不买了,真正社会的高收入阶层是不会去买彩票的,通常只有打工的人才买。所以媒体如果在这个上面推波助澜的话,实际上是在损不足以奉有余。
  国家发行彩票,说是福利,在理论上是能站得住的,你是抱着捐助的心态去购买彩票,买彩票是向国家捐钱,没有指望买了彩票以后得到什么好处。国家也没有公然号召说让你抱着侥幸成为百万富翁。起码理论上都得说是福利风采或者发展足球事业。实际上不管用什么话说,这个活动总是损不足以奉有余的,所以如果我们不抱着投资的心态,而抱着捐钱的心态,我也不反对别人买彩票。我的文章里说得很清楚,我既不反对举办彩票,也不反对别人买彩票,我反对的是报纸上把它说成是投资行为,说这里面有规律可循。这是一个错误的事情,是在欺骗公众。我想通过这个例子说明,学者在和媒体打交道的时候,也应该尽可能承担应有的义务,这些明显荒谬的东西,很多人如果一时没有明白,明白的人应该出来说话,起码能说得应该说。
  陈:那么报纸把彩票这种赌博行为说成投资,这种明显误导读者的举动,按照您刚刚的解释,您认为主要是从业者的学识修养问题,他们自己认识不到这一点。
  江:我宁愿相信大部分人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为概率论的知识在中国是很不普及的。在国外的中学教育里就包括了概率论,独立随机事件并不是一个很难掌握的概念,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都能掌握。后来有一个数学教授也就此发表意见,认为在中国的教育中,概率论知识是很缺乏的,中等教育中基本没有,要上大学,而且是读数学或者有关专业才会知道。这样本来一个应该在全民中普及的科学常识就缺乏了,这就导致了彩票的误解就会流行。
  陈:在您接触媒体这么多年,也和很多跑科技的记者打过交道,您觉得他们的专业素养够吗?他们的知识背景足以让他们担负起准确报道科学事件的责任吗?
  江:如果科学界不协助他们的话,他们是不行的,(专业知识)是不够的。但是科学界是可以协助他们的。这个很简单。我在和媒体打交道的时候,合作都是很愉快的,从来没有发生过很多科学界的人跟媒体的不愉快。他们的不愉快最主要的是这一条,认为他的东西被媒体歪曲了,最后登出来说某院士说了什么什么。他的同行一看说某院士老糊涂了,怎么荒谬到连这种错误都会犯,他说我不是不白之冤吗?我又没有这样说过。 
  这里面有很细微的差别,不懂这个背景的小编小记们会自说自话的替他改掉,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求你将访谈的文本发给我的原因。我对任何媒体都是这样要求。我的这个要求没有遇到过什么媒体拒绝过,因为对这个记者也有好处。很多记者后来他的稿子发过来,我替他改过,然后他很感谢我,认为我帮他改掉了外行话,这样这篇报道给他的同行来看,他说得头头是道,我的话也不会被歪曲。他引用的江晓原说了什么什么,我自己负责任,因为是我自己改过的。我也不会被同行说你在那里胡说什么的。这样的话,我们的合作就是很顺利的。当然也有个别未经我同意而发表的报导,甚至编造出来的“专访“之类,对于这些未经我认定的文本,我当然不负任何责任。
  陈:那么还是记者和科学家之间缺少好的沟通和协调。
  江:刚才我说的是在一个比较低的层次上。但是要从再高的层次上来说,我们现在跑科技的记者,跟国外同样跑科技的同行比,跟国外所谓的science writer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因为那些science writer都是自己有了科学的学位,比方说得了什么物理学的博士,然后再做媒体,他的科学素养让他能够从事这样的工作。对这样的人来说,可能科学家不配合他问题也不大。但是我说得更高的层次上的问题是这样的:刚才说的只是如实报道,不要犯常识性错误。更高层次的要求是你觉得这个报道的重要性,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科学家,他们每天都有发现,这些发现有多大的意义,是登条小消息呢,还是值得你做它一版,这个科学家不可能来指挥报纸,而需要你自己来判断,这种判断对记者编辑的要求就更高。 
  中国不是没有这样的记者,但是确实很少。我们通常遇见的跑科技的小记们还是比较嫩的。还有一些被认为是资格很老的名记者,实际上思想比较保守,跟时代脉搏已经脱离很远了,他们的报道只是不出纰漏。你们搞新闻的有这样的行业荣誉感,比方说某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你是最先报道的,后来变得非常红了,人家说你是第一个,你在行业里会觉得很有面子。在这种时候,那些很老的,思想陈旧的就抓不住了。我们确实需要一批类似西方的science writer。
  陈:您觉得在中国现在的环境中,会产生这样的science writer吗?念理工科到博士的人未必会愿意到媒体来工作。
  江:我觉得会的,今后会。事实上我们现在正在培养这样的人。我们这里的博士生,就有好几个在做科学传播的方向。其中有的人就是自己已经做了十年记者,再辞职来读书的。他们将来很可能会成为science writer。以前一个自然科学的博士很金贵,做媒体很多人觉得浪费了,今后第一是博士很多,多到找工作都有困难,第二是媒体在未来生活中占据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在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娱乐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温饱不是问题了,所有的人都温饱了,都只需要工作很少的时间,他们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就需要娱乐,这时媒体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媒体将来会分层,包括专为比较高端的人士服务的类型。他们也要娱乐。包括那些电影,有拍给广大公众看的,也有小众的电影,其他人看的昏昏欲睡,看不完就要退场,但是有人看得很有兴味。以后肯定是这样的。
  陈:以前我们老觉得应该是科学家来做这样的工作,按照您的设想,将有一批science writer出现,代替科学家来作这样的工作。
  江:不可能指望科学家来做这样的事情。西方也很少。我们的教育就更不行了。理工科教育如果不改变的话,培养出来的经常是有知识没文化的人,怎么做writer?西方有很多科学家自己变成了science writer,比如说美国的萨根、费曼,现在霍金在书商们的包装下也快变成这样了。这些科学明星可以扮演两个角色,他同时也可以是science writer。大部分的人要么做 writer,要么做scientist,这是两个不同的职业。
  陈:那么我们现在跑科技新闻的记者都应该朝着science writer的方向发展吗?记者变成science writer的可能性大吗?
  江:如果他们就是学新闻的话,可能很难发展。
  陈:那么对于现在的记者来说,他们要怎么做呢?
  江:他们需要补一些课。把自己对科学方面的知识,通过一定的课程学习来弥补。我觉得比较理想的science writer的道路,最好是一个学理科的学生,从研究生开始读新闻或者传媒之类的,这样的人也许能够比较好的把自己造就成一个science writer。我们也不排除一个人一直把博士都念完。要成为一个writer,他需要一些文学的天分和修养,天分可遇不可求,后天的素养还是可以通过努力得到的。我觉得这样的年轻记者是有可能让自己成为science writer。现在在我这里念博士的人中间有一个,就是北广毕业的,但是她居然可以写一本天文学的普及书,虽然普及书说起来并不难写,但是要让它没有谬误,起码天文学的常识要弄明白。我觉得她就是一个可造之材,以后肯定会成为一个比较好的science writer。 
  陈:在刚才您举的这些例子中间,有些东西科学界认为是很重要的,但是传媒可能并不这样认为,这些判断从传媒的立场来看可能是有道理的,那么科技报报道似乎就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就是在科学界的认知体系和新闻界的认知体系本身就存在差异,那么在科学家和记者之间似乎就始终会有这样一种无法调和的矛盾。
  江:从你们学新闻的立场上,科技报道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陈:一些对国家、社会或公众生活有重大影响、或者在科研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他们值得被报道出来。
  江:我觉得不一样。其实公众并没有你想象的那样想知道这些新闻。公众想知道的时候你提供给他当然是有意义的,问题是我们并不知道公众想不想知道。而且科学的发现成果有千千万万,不可能都报道,一定是选择其中一部分报道,选择的原则是什么呢?你不知道公众想知道什么。 
  你选择重要性,但是重要性谁来判断,科学界最能判断它的重要性。但是科学界给报社老总打个电话说,快派个记者来吧,我这里有个东西很重要,除非打电话的人跟老总是朋友,否则的话,老总不会理他的,因为每一个科学家都喜欢说自己的东西很重要,因为只有重要才能得到更多的经费,他的日子才好过。因此科学家能不能正确的向媒体表达他们的判断,是有疑问的,利害关系使得他们的表达总是扭曲的。如果你们自己来判断,就要求你们要有高级科学家的素质,一般的科学家还不行,显然也不可能。所以不能根据哪个重要来选择报道什么,那么一定有另外一种原则在起作用,Nature杂志的表达是最准确的,就是公众感兴趣的。你们不知道哪个东西重要,但是你们能知道公众对哪个感兴趣。
  陈:但是如果只提供公众感兴趣的东西,会不会也有问题?媒介是不要要承担一些社会责任,比如说有些东西是公众需要知道的,尽管他们未必自发地觉得自己想要知道这个。
  江:我觉得从长远来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不要把老百姓当作一种很可怜、很愚昧、都需要教育的,媒体不可能这样对待公众。就像你做学生的时候,你爸妈整天唠叨你,你也会觉得很烦。公众并不需要媒体告诉他哪个重要或者他应该关心什么。如果说媒体总是报道公众感兴趣的东西,那么这种被报道的东西就会变得有名,他就更容易得到经费,最后变得就是那些公众感兴趣的方向上科学家投入了更多的资源。这个从普遍的意义上来说没有什么不好,科学总是应该为人民服务的,科学是纳税人的钱供养的,因此你们在纳税人感兴趣的课题上多做工作,没有什么不应该。你们不能偏要做纳税人不感兴趣的事情,你觉得重要,如果供养你的人觉得不重要,你有什么理由偏要去做呢?
  陈:按照您的说法,媒介是否承担科普的责任,不是一件很要紧的事情。
  江:科普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在我主持的网站上,刚刚放了一篇文章,是科普研究所的人写的。文章的主要意思是传统科普对于提高国民素质的贡献等于零。论证很巧妙,它说社会上哪些人需要科普,是只受过小学教育及以下的人才需要,一个受过完整中学教育的人,他的基础科学知识已经包含在教育里面。也就是说科普真正能起作用的人是小学及以下。这样的人在中国有上亿,按照我们的人口统计,文盲就有七八千万,还不算小学教育,农村很多人没有受过好的教育。我国的科普工作是由科协来管的,科协的课题组做的调查《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对人群的受教育程度作了分类,通过一个问卷上你能回答多少问题来判断你的科学素养。小学及以下人群的科学素养几乎等于零。所以说明科普没有起到作用,科学素养是随着你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提高的。这个时候靠的不是科普提高的,而是专业教育。科普的作用是很可疑的。
  陈:我想我的表达不太准确。我发现您对于科普的定义是在很低层次上的。那么媒体能不能在更高层次上的科学文化传播上发挥一定作用呢?
  江:按照前面提到的报告,现在从网络上、报刊上知道科学常识的人不多。大部分的知识是靠教育和阅读,比如读书来获得的。当我真正要依赖某一项科学知识的时候,我要处理事情,或者写在文章里面作为依据,我是不能轻易相信电视、报纸、网络的。我一定要去找有关的书来查。
  陈:您觉得不能相信的原因是什么?
  江:因为它经常要犯错误,而且这种传播往往是不完整的。它单独拎出一件事情来讲,这个事情如果你不通过阅读了解它的背景,你不会有正确的理解。所以媒体是很容易误导人的。当你把媒体当作一个知识的来源的时候,它是非常容易误导的。当你把它当作一个娱乐的资源的时候,那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个不存在误导,只要开心就好。这是我对待大众传媒的态度。当我们要把它正经当作资讯源的时候,它是需要考证的,它可以提供一些新的线索,但是你必须去查证,不能随便就信。
  陈:一般来讲,在现在的传播过程当中,媒体应该发挥一个中介的作用,按照您的说法,在这样一个科学知识的传播过程当中,媒介不能承担这样的责任。
  江:或者说只能承担很小的部分。我们不能把主要的责任加在媒体身上。
  陈:那您对于传媒科学报道的未来似乎是一种挺悲观的看法。
  江:我也不悲观。从我个人来说,我对科学报道一般还是会看看的,会根据我的知识来判断这个值不值得我多看。现在的媒体已经很发达了,如果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几乎不会被遗漏,这个媒体漏掉了,其他的媒体也会注意到。
我又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我还在天文台工作的时候,媒体上报道有一颗小行星要撞地球了,很多人特别紧张。我太太有一天晚上回来就问我。我说肯定是胡说八道。过了几天报纸辟谣了。她就问我,你根本没看这个报道你怎么就知道是胡说八道呢?我说这是常识告诉我的。我在天文台工作,如果真有一颗小行星在撞向地球,全世界天文台的望远镜都会对着它的,天文台的每一个办公室里、走廊里都会谈论这件事情。而我在天文台没有听到任何人谈论这件事。就说明天文学界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而且天文界和国际的交流是极其密切的,所以如果上海天文台没有人谈这件事,那么国际天文界也就没有人谈这件事情。那这件事肯定就是胡扯,不用认真对待。一般情况下这样判断是可行。
  陈:传媒上常常会有这样的假新闻出现,特别是这几年,科学报道的比重增加了,这种假新闻也随着越来越多。
  江:这个时候你有常识的话,就知道它根本是不可能的,就不会去看它。
  陈:但是这种假新闻流传的速度还特别快。
  江:因为假新闻是有娱乐功能的。它就会被到处转载。所以我觉得最起码的,我们今天科学报道的记者们,这种错误总是不能犯的。你刚才问我怎么做,我觉得你既然是跑科技新闻的记者,一个很实用的途径,就是在你的报道过程中,多交几个科学界朋友。做一次报道,不要总是公事公办,出示一下介绍信,采访完了,报道发出来,从此就完了。如果在采访中,你觉得哪个人他是愿意表达这些,并且也不是胡说八道或者非常偏执,我觉得如果我是记者,我会留意交几个这样的朋友,当我们遇到疑惑的新闻时,不知道要不要上的时候,我可以跟他们打电话,问问这些事情。
  有一天一家书评媒体就给我打电话,说有人建议我们推荐某一本书,我们要不要上,老总要我听听你的意见。这本书实际上是民间科学爱好者搞的那种伪科学的东西,我说这本书我知道,我建议你们不要上,这种伪科学的书,对你们的报纸声誉是有损害的。他说这本书将会很畅销,那我说我仍然建议你们不要做。这本书后来就被科学界被批评了,他们报纸没有做那当然就是干净的。这种事情上,如果有几个科学界的朋友,你就能得到帮助。对他们来说只是举手之劳,只要在电话里讲讲他的判断就可以了,有些判断隔行如隔山,比如刚刚讲的小行星的事情。我太太是政府官员,学文科出身,她无法判断。但是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太简单的事情,就像老鼠药不要吃一样简单。如果那个报纸的编辑打电话给我,我就会跟他说不要转载这个东西,到时候给人笑话。事实上好多报纸都转载了,包括《人民日报》,最后又说是一个假新闻。
  陈:您刚才也提到之所以到处被转载是因为它有娱乐化的功能,所以才会泛滥,还有一些伪科学的东西,也是因为它有娱乐化的功能,所以才会在传媒上大量出现。
  江:科学家在和伪科学的斗争当中经常会居于下风。因为伪科学有娱乐功能,而科学常常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陈:这个时候传媒成了伪科学的帮凶。
  江:传媒容易受伪科学的利用。我也写过一篇文章,为什么科学使人厌倦,而伪科学使人亲近。就说彩票好了,一个告诉他如何投注能发大财,另一个告诉他独立随机事件原则表明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哪个有娱乐功能?肯定是前者。后面的告诉我根本不要去买彩票就很煞风景,把我的发财梦都破坏掉了。有的时候你告诉他真相是没有娱乐功能的,编织一个梦幻是有娱乐功能的。
  伪科学的娱乐功能我一直不反对,我甚至还为这个功能辩护。我的意见是要把这两个分开来。比方说我们的新华书店,凡是自然科学的书架,一定能找到很多伪科学的东西,什么金字塔之谜啊,百慕大啦,水晶头骨、火星是什么的基地等等,这些书都被放在自然科学或者科普的架子上。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图书分类系统里,根本就不存在伪科学或者神秘主义这样的门类。因为我们鸵鸟政策,认为这两种东西是不应该存在的,是不可以有的。
  实际上这个书就是讲神秘主义的,但是它没有地方放,我就主张我们的图书分类里面就应该有伪科学、有神秘主义这一类,书店里面也应该有这样的架子,上面就标着神秘主义。这样一般的公众他就知道,从这里拿的书就是讲着玩的,不能当真。而自然科学的架子上就是比较严肃的,是现在的科学界所承认的东西。如果你区分开来就很好。伪科学确实有娱乐功能,比如说许多科幻电影跟伪科学怎么划得开界限。
  陈:您刚刚讲到有些科学也是具有娱乐功能的,那像discovery这样的频道,它的做法是不是我们很应该借鉴的发展方向?
  江:你的联想非常准确。事实上discovery在西方就是大众娱乐节目,不要把它当成科普。他们是把它当成大众娱乐节目来做的,而在做的过程当中,把科学知识当中有娱乐价值的部分拿出来做,但它还是讲科学知识,而不是讲那些不正确的东西。
  开发科学的娱乐功能,这也是我经常鼓吹的。我的意思是科学中并不是所有的都有娱乐功能,我们只能挑其中的一部分来开发。挑这部分开发的好处是什么呢?开发了科学的娱乐功能之后,你能够唤起人们的兴趣,他对科学有了兴趣,自然会去接触科学的其他部分。不能一开始就给他一个乏味的东西,这样他就没有兴趣了。而且公众又没有什么义务要接受科普,他现在又不需要靠科普知识来指导他的日常生活。有些人老把科普想成科学养猪、科学种田,传统的科普就是这个观念,你们都是愚昧无知的,我来教导你们,怎么养猪猪肥得快。现在都市里面没有人需要这个东西。他们看科普是出于另外的目的,说到底还是娱乐,包括被我们说成高级科普的东西,比方说上海科教出版社出版的《普林斯顿科学文库》,现在的《金羊毛》这些系列的书,它都是比刚才说的科普层次要高,一般来讲,仅仅受过中等程度教育的人也是没有兴趣来看这种书的,或者也不一定看得懂。这些书是给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看的。当然它不是给同行看的,比方说一本讲天文的书,不是给天文学家看的,而是给工程师、政府官员、大学教师这些比较有文化的人看的。这些书在都市有它的读者。这些人读的时候也不是出于工作需要,只是说我愿意看看科学有什么新发展,或者我所知道的科学发展人们对它有些什么思考。这样仍然是带着某种娱乐功能,而不是绝对需要的。还是有消闲的作用。很多从前我们认为严肃的主题实际上是在消闲的动机下被实践的。
  陈:您对传媒的功能也主要是定位在这一块。
  江:是啊,那我还要求什么呢?


今天的新闻与明天的历史

  陈:还想问一个问题,您是研究科学史的,我对于科学史的研究方法并不了解,但是一般我们说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那今天传媒上的科技报道,它们明天会成为科学史的一个重要研究线索吗?
  江:不会,绝大部分都不会。因为很多特别重要的东西,在刚开始的时候人们不一定非常重视。而充斥我们媒体的绝大部分关于科学的报道,最终都是没有历史价值的。这肯定都是速朽的。在那么多的报道里,有个别将来可能对科学史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现在不可能知道,我们能知道的是绝大部分都是速朽的。
  陈:传媒现在经常建构一些科学英雄的形象,他们在科学史上也许并没有一个与之相称的地位。
  江:这个不能这么简单的来说,因为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传媒塑造科学英雄,西方有这样的传统,他们造的第一个是爱因斯坦。今天谁也不能否认爱因斯坦在科学上的伟大地位,这个地位首先是由他的科学成就所支撑的,但是你也不能否认他被媒体造成科学英雄之后,也加强了他在科学史上的地位。我们怎么判断一个人在科学史上的地位,其中一条是他的影响是不是很大。既然媒体选中他做英雄,他的影响必然很大,这就是要得分的。现在英国人又造第二个,霍金,美国人也有,比如说费曼,但是没有到霍金这个量级。像费曼、萨根这些人,他们的科学成就肯定不能跟爱因斯坦相比,媒体造势也不如霍金。而霍金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他的病。如果他不是生病又顽强地搞科学的话,英国这样的科学家还是能够找出几个来的。但是谁也没有生他那样的病,而且他又能坚持科研,尽管很多人认为霍金搞的玩意越来越像伪科学(这是有点开玩笑的说法),但是没有关系,因为他已经被造成了一个科学英雄。
  我相信将来在科学史上霍金会有地位,没有爱因斯坦那样伟大,因为他毕竟没有相对论那样伟大的成就,但是他必然有他的地位,这个地位跟传媒包装他是有关系的。这种包装会让他得分,使他的地位更高一些。科学家和传媒之间绝对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传媒也不是没有尝试过包装别的科学家,其实他们随时都在尝试包装明星、科学家。有苗子、有成效的就会进一步投入,然后再往前推,那些第一次试下来不行的就被筛掉了,然后再来。港台那些明星也都是一样的。不是说包装一个就成功一个。那些没有成功的就消失了。我们只注意到那些被包装成功的人,他们被送到你的面前来。(完)

 

访谈时间:2004年10月21日

 

 

2004年11月14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