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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大坝的霸权

王纪潮

 

  《中华读书报》2003年11月26日第16版《科技视野》刊载了徐刚的文章“高坝大库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中国江河大坝的思考”,有意思的是次日的《南方周末》(第1033期)在头版也刊发了“三门峡工程——一项公共工程的决策逻辑,半个世纪成败得失”一文。两报几乎同时关注大坝题材,基本观点也相近,两文可以参照对读。在社会主流意见是修高坝利大于弊的语境下,徐刚的文章及《南方周末》的报道选择实践证明已经是失败的三门峡高坝工程为切入点,反思公共决策的问题及后果,令人深思。
  中国华夏文明按照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的说法是一个治水文明,治水属于公共工程因此也需要强有力的领导,这是专制社会形成的外部条件。有许多学者不同意魏氏的观点,但是有一点是不能不承认的,河清海晏一直是历代政府追求的民生目标,这种专制在当时的条件下有它的合理性。但是从大禹治水到康、乾时期靳辅、陈潢治理河,政府治水公共工程的基本思路是一个“疏”字。例如陈潢就立主潘季驯“束水刷沙”的方法,“尤以减水坝为要务”(《清史稿》卷279)。现代科学传入中国之后,传统的疏导治水方式变成了以修坝为主,高坝也成了防洪、灌溉、发电、运输的同义语。可以想见,在科学救国的理想下,大坝这个现代化的符号必然会导致治水霸权。徐刚给出的数字是世界现有45000座大坝,我国有22000座,占了45%,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坝上的中国,这也足以说明水利(?)公共工程在现代中国社会的重要地位。问题是修水坝能不能彻底解决民生问题呢?从三门峡高坝的例子看,这种尝试是失败的。
  由三门峡高坝对环境的破坏问题我们不能不想另一个比三门峡还要大的三峡高坝问题,我想这项工程的决策过程应该是与三门峡工程一样,也进行过“科学论证”,而且也是有专家保证它是如何如何的利大于弊。可是从三门峡的案例来看,专家们的意见有几分可信呢?库恩说过,科学的发展不是线性的而是范式(paradigm)的转换。可以说,持有“高坝救国论”的科学家们并不了解“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论,“高坝理论”与“可持续理论”完全是不可通约的二个范式。因此,历史评判两者之间孰优孰劣,就不是靠政府和权威的评判而是靠时间和实践的检验。苏联专家预期三门峡的寿命是50-70年,可是它修建不到10年就需要改建,所付出的生态环境方面的代价恐怕是修建费用的n倍!
  二十世纪后半叶,国内外思想界有一个非常好的反思人类科技发展的利弊趋势,出现以混沌学为代表的非线性的科学发展思路。贵报同期的《科技视野》发表田松的“古道尔的选择”也就谈这种科学观的问题,我很同意。人类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应该超越国家、民族、种族乃至物种,这样才可能有整个地球生态的和谐与共存共荣,也才能够说得上有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在水利公共工程的建设上,高坝已经被证明只是对某个行业有利而并不利于整个民族的生存和地球环境的保护。现在已经有这么多的人能够站出来批评三门峡高坝工程的问题,这本身说明我们的社会在进步,我们的科学观念在进步。但是令人疑惑的是,既然我们已有了三门峡的前车之鉴,为什么近年来还有那么多的大型高坝工程还能够不断的上马?是我们社会的批评监督机制出了问题还是大坝的“科学霸权”不容挑战?另外,还有一个与三峡大坝近似的、即将开始的南水北调水利工程,这也是对中国南北环境改变有深远影响的公共工程,我们这一代人是否已经准确预测到了千百年后它对中国环境影响的蝴蝶效应呢?我认为目前这还做不到,如果有人做肯定的回答,我想他与江湖方士就没有什么区别。可怕的是如果决策者也只为某个地区或者这一代人的生存着想,而不讲“代际公正”,中国的未来环境就非常的令人可怕和担忧。在环境面前,我们的国家付不起时间检验的代价!
  今年6月1 日,三峡大坝截流蓄水的那天我正好离开三峡工地,从车外看去,喧闹的人们、猎猎的旌旗,与当年三门峡工程的竣工恐怕没有什么两样。在庆祝人定胜天的氛围中,缓慢上涨的江水仍是不舍昼夜悄然东逝,朝见黄牛、暮见黄牛的高峡也是一闪而过,它们在想什么我们恐怕不会知道,但是见证人类愚蠢代价的将一定是它们。在商业化和消费主义当道的时代,对这场为所人类陶醉的胜天壮举和被淹没的文化走廊我们又能怎样呢?一路上我在伤感无奈之中只能祈祷,但愿三门峡死库的生态灾难不要在三峡大坝重演!

 

 

 

2004年12月26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