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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哥本哈根这出戏[1](连载之一)

戈 革

 

  有机会在这样一个场合下发言,我很荣幸,也很惶恐!刚才老同学何祚庥院士和我打招呼,说他也来听我“吹牛”,这就使我分外地自惭形秽,因为我乃一个无名之辈,所吹之牛当然比他吹的牛小了许多个数量级!
  自我从于1994年9月间最后一次从丹麦回国以后,至今将近十年,还从来不曾在大庭广众之中放过任何“厥辞”,今天乃是破题儿第一次。我当了一辈子“人之患”,从来都是立着讲课,并立着被人监督。美国总统和丹麦女王,在群众讲话时一般也是立着的。唯有咱们中国,连最小的官员如“村长”之类才永远是坐着讲话的。我今天因为年老,公然坐着讲话,真像忽然当上了“村长”一样,实甚惭愧!
  闲话少叙,现在开始“吹牛”。

 

一,简介科学历史剧《哥本哈根》

  1988年,有一位英国作家Michal Frayn写了一个剧本,试着重现了1941年丹麦科学家尼耳斯·玻尔和德国物理学家沃尔纳·海森伯的一次秘密会晤。全剧两幕,只有三个角色,除上述二人以外,还有玻尔的夫人马格丽特·玻尔。地点在哥本哈根,故剧名亦如之。
  纳粹德国本来引丹麦为“盟国”,订有互不侵犯条约。二战开始以后,希特勒却于1940年突然派兵占领了丹麦;他们自称是丹麦人“请”来,和丹麦人是”朋友“,但是丹麦人当然把他们看成侵略者和占领者,而且几乎立即组织了地下抗敌力量。其领导者中有玻尔的中学同学,玻尔和他们保持了密切的联系。
  因为德国人冒充丹麦的“朋友”,所以在起初他们对丹麦人还比较“客气”,而玻尔也因此得宜留在哥本哈根,继续支持着他的研究所。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发生了玻尔和海森伯1946年在哥本哈根的秘密会晤。从那时起关于哪次秘谈的动机和内容等等,人们一直就有许多猜测,甚至有人称之为“哥本哈根之谜”,而Frayn的剧本,就是他试图提出的某种谜底。感谢丹麦的友人们,剧本一出版,我就收到了他们寄来的书和陆续报道的关于该剧在欧、美各地演出的情况。因此我常说,我也许是最早得知有此剧本的一个中国人。因为我一直对剧本所处理的“玻—海秘谈”很注意,所以我立即进行了出版该书汉译本的努力。但是版权的洽谈拖延了很久。到了最后,对方要求“审阅”我的译稿。根据经验,我知道这会引起许多毫无意义的麻烦。因此我对国内出版社的编辑说:“那就不用稿了,世界上任何人都不配“审阅”。后来对方让了步,不再要求“审阅”。于是我就于2003年5月间用正好30天的时间完成了译稿。但是没有想到,在出版过程中,这份稿子却受到了完全没有道理的乱改,造成了一些莫名其妙的错误和笑话。这可以说是我国出版界的一种“怪事”![2]
  今按Frayn是一个可敬的作家。他在创作之前认真阅读了相当数量的科学史著作,因此《哥》剧是一种很严肃的作品,绝不胡编乱造,事事都有根据。剧中的每一段台词,都隐含着玻尔他们生活中的某些掌故和“本事”。因此,不熟悉玻尔等人的传记,你是读不懂这个剧本的。
  正因如此,此剧在伦敦、哥本哈根、纽约、伯尔尼等地上演时,都争取了许多物理学家和物理学史家的指导和协助,并因此而引起了某些值得注意的学术后果。在哥本哈根,玻尔的后代提前公开了本来要到2012年(玻尔逝世五十年)才公开的几封信。在美国,亲自参加了曼哈顿计划的几位关键人物提出了所谓“海森伯草图”的问题[3]。甚至在我看来,为了协助此剧的演出,过饱和“尼耳斯·玻尔文献馆”(NBA)的现任馆长Dr.Finn Aaseud 付出了太多的精力和时间。他跟着人家去了纽约,几乎用掉了半年的时间。这当然就在可观的程度上延误了《尼耳斯·玻尔集》第十一卷的编选工作。至少我个人认为这是不不欠妥的。
  且说咱们中国人不仅仅在演讲姿态方面和外国人有或坐或立之“本质的不同”,在演戏方面也大大地不同。近来《哥本哈根》这出戏也在北京上演,有两位奇特的记者先后吹嘘之为“引爆心灵的原子弹”和“戏剧精品”。我因年老,心脏不够坚固,虽然受到有关方面的盛情邀请,却没敢前去瞻仰那样的“精品”。但是,仅仅从侧面得到了了解,也几乎把我的“心灵”用另一种方式“引爆”。很明显咱们中国的导演者流自以为比洋鬼子高明万倍,他们可以把一窍不通的事情弄成“精品”。于是,演出照片就告诉我,他们长了一个“戴着眼镜,留着胡子”的“艺术形象”就算是鼎鼎大名的玻尔!听目睹者说,他们的演出报道(海报?)中,玻尔和海森伯的照片,姓名是注颠倒了的。当他们推出一“精品”时,我的译本尚未出版,据说他们所用的演出脚本是一位留学生翻译的。我想那位留学生不太可能有几十年的科学史功底,他对原书台词所涉及和蕴藏的那些科学史掌故未必能够了解得如数家珍,然则他的译本到底如何作到“信、达、”[4]也很难想象。这样的货色也算“原子弹”?也算“精品”?我倒认为那些叫卖者很难算得上合格的记者,他们似乎是在叫卖“假金佛”!

 

二,略论“戏”与“史”

  刚才李大姐介绍说我喜欢刻印,这是我的“劣迹”之一。我本来学是理论物理,但因象《红楼梦》中的薛宝钗形容贾宝玉的那样,喜欢“镇日价旁学杂收”,以致在物理学上毫无成就,常常自吹自擂书自己可以在三个方面带研究生,那就是量子物理学史、篆刻学和金庸小说研究。此外我还非常爱好中国的传统诗词和书画,而且也很喜欢京剧。然而我却不承认自己是“金迷”或“戏迷”。什么是“迷”?对于一件事物或一位人物,喜欢其优点也喜欢其缺点,那才叫“迷”,对于金庸小说和京戏,我还能意识到它们的实质性的不足之处,故还没达到“迷”的境界。
  前些日子中央电视台举行了“京剧戏迷票友大赛”,连播六晚,相当精彩。他们安排了两个现场,一个现场演示票友们的演唱和专家们的评判,另一现场则请了一些导演、编剧之类的名家发表主要是赞扬性 的意见。这后一批人物应该说是京剧的“理论高层”。但是他们的一些高见我却绝对地不敢苟同!
  例如,由于实在或假装不知道到底什么是“文化”,他们实际上总是宣称京剧是中国文化的顶峰或基础。这实在太荒唐了。假如中国文化果真可以用京剧来代表,则“徽班进京”以前岂不是没有中国文化了吗?那将置中国几千年的诗词书画于何地?这是多大的笑话啊?
  尤其荒唐的是,他们绝非开玩笑地认真相信,通过京剧,人们可以获得“历史知识”!说也可怜,多少年来,我国广大群众那一点点关于过去的理解(误解),主要是通过小说、戏剧之类的通俗文学得来的。那其实不能算是什么“历史知识”。尤其是京剧(地方剧更不必说),它的情节、语言、服装等等,全都和它所反映的“历史事实”(假如它真有历史蓝本而不是完全的任意捏造的话)相去极远。假如你相信古代的社会就象京剧中反映的那样,你就是受到了极严重的“误导”。例如,“落难公子中状元”,是一切剧种中的最典型的情节之一。一个穷“秀才”,在“表妹”的资助下“进京赶考”,一下子就得中了“头名状元”。这在任何时代都是绝对不可能的梦话。而且任何一位“状元”,也不可能一下子变成“修摈”(即皇帝的备用秘书)。这一类的荒谬例子俯仰皆是,它们全都压根儿不是”历史“!
  据说有一位古希腊学者曾经指出:”历史就是通过举例来教导人的一种哲学。”也就是说,历史其实是一种哲学,不过它的教导人的方式不是通过一些原理命题而是通过一些确实曾经在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例(史实)。但是,时至今日,能够具有这种清醒头脑的人似乎已经不多。
  我国古时对史学工作向来是很重视的。统治者总是选择最有才能和道德特别高尚的人来充任史官,而且古人不但留下许多具体的历史名著,而且也留下了一些史学的理论。古人治史,讲究“才、学、识”,而尤重“史识”,即关于历史的观点和见解,即对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的见识和判断。此种优良传统,后来似乎渐渐衰弱了,丧失了。现在似乎什么都可以治史。一些史学工作者不知自重,醉心于走“近路”,急功近利,杂抄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巧妙地”或胡乱地编凑一番便写成“论文”。所发的“史论”或拾人牙慧,或立异标新,连自己都无把握。此种现象也严重地存在于科学史领域中。大家对事实并不清楚,便来乱哄哄地发表议论,甚至意气用事,掀起一些毫无意义的争论,若再加上少数不懂装懂、盛气凌人的学阀式人物从中乱决定、瞎子、指挥,更会使得有关问题在很长的时间内不得真解。所谓“哥本哈根之谜”也受此病!



[1]2004年6月11日,我应“中关村老年互助服务中心”李佩女士之邀,在“中科专家俱乐部”发表了演讲,介绍了所谓“哥本哈根之谜”的问题。听众多科学院退休人员,但对这些问题并不熟悉,故我的介绍也十分浅近;且受时间限制,所谈实挂一漏万,甚憾!现将所讲补充整理,以成此文。因无处可以发表,故不受篇幅之限,亦一“幸事”也,噫!
[2]简单情况见拙文《旧书新忆》,原载《科学时报》,2004年5月20日“读书”版。
[3]Hans Bethe等人自称记得玻尔到美国时带了一份海森伯原子弹草图。但是后来人们分析,当时是不可能有那种草图的。此事讨论起来太复杂,在此从略。
[4]关于玻尔的“艺术形象”,请参阅拙文《玻尔的胡子》,见《科学时报》2004年2月3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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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连载之二
  
连载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