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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4年10月7日《文汇报》

 

我们应当倡导怎样的学术规范

 

  编者按: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最近颁布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日前,本报邀请了上海学术界的部分专家学者,就这一《规范》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诸多问题展开讨论。

  《规范》所制订的只是最低标准,但愿有一定的规范和制约作用

  葛剑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我参加了《规范》的起草和修改工作,并且在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成立后的首次全体会议上代表起草者提交了《规范》草案。《规范》得到社会科学委员会的一致通过,并由教育部发布施行,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只要各单位切实执行,每个人严格遵守,必定能取得积极效果。不过我不赞成有的媒体将《规范》称之为“学术宪章”,或者将它的作用夸大,因为实际上《规范》所制定的只是最低标准,是治标而不是治本,而且只能依靠大家自觉、自律。正因为如此,我也不赞成另一种看法,即认为学术规范不应当由教育部这样的政府部门提出,而应该由民间来倡导实行。在我们国家,绝大部分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师、研究人员和研究生在公立高校,负有主管责任的教育部对他们的学术规范提出必须遵守的最低标准,完全必要。

  陈克艰(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学术规范应该分两个层面来讲。像不抄袭、不一稿多投、引文注出处、引述别人的观点要讲明之类,属于外在的行为规范层面。抄袭实际上是一种偷窃行为,不偷窃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域都是做人的起码道德。引用别人的东西而不讲明则无异于侵犯别人的专利,也是不道德的。但学术规范更重要的层面是内在的。学术研究总是要研究问题(我们这里讲“课题”),怎样发现、形成和表达问题,什么问题是真问题、有价值的问题,什么问题是假问题、伪问题、无意义的问题,解决问题应遵循怎样的方法论规则,对问题的不同解决怎样评价,怎样区分其是非优劣,诸如此类,只有在学术共同体内经历一个过程形成共识,才成为规范;这样的规范,主要不是、甚至根本不是用条文来规定的。

  无论外在层面还是内在层面,关键在于,学术规范不能行政化。学术规范的第一义应该是学术的独立性,学术规范是学术的事。既然讲“守住底线”,那么靠谁来守,守卫者是谁?如果不是靠多数的学术人自己来守,又有谁能任此艰巨任务。如果真有所谓“学术腐败”,真的是有太多的学术人行为不堪,抄袭盛行,曲学图利,曲学阿世,甚至假学术之名胡作非为,那学术界也就不成其为学术界了。靠行政管理、治理根本是无济于事的,对此实在无话可说。所以,要是真有必要写出一纸条文作为提倡的话,最好是由若干有成就有名望的学者以个人的名义来联署提倡。由一个行政部门来制订,总觉不妥。学术规范是学术的事,学术腐败却不是学术的事,根源另有所在。

  葛剑雄:教育部发布这一《规范》,并不排斥其他部门或民间制订同类或更高要求的规范,特别是学术团体和民间,完全可以根据相关群体或人员的具体情况,采取更合适的做法,也可以提倡更严格的自律。至于效果如何,区别并不在于倡导者的官方或民间身份。

  陆谷孙(复旦大学外语学院院长,教授):我认为,有个“规范”总比没有好。至少提醒学人自律。总则里“保障学术自由”也提到了。另外如关于学术成果的形成、发表、评审等的规定,对眼下的一些无序现象,但愿也有一定的规范和制约作用。

  朱学勤(上海大学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文汇报开这样一个座谈会,既有必要,也无必要。所谓必要,是因为腐败,如果侵蚀到教师阶层,则说明社会规范的底线已经失守,后面不堪设想。教育部颁布这个《规范》,恐怕也是不得已?实在是逼到了眼面前,逼到了脚跟下,我们是被逼到社会规范的底线来坐而论道了。

  拜读条文,巨细皆备:不仅规定不可抄袭、不可剽窃,甚至连阿拉伯数字如何使用都有说明。这就使我想起读小学时,老师耳提面命:不可乱穿马路,不可随地吐痰。而我们今天已经是大学教授,都是指导学生写博士论文的人了,还要领受这样的条文,不能说没有必要,但更为强烈的感受只有“可悲”二字能言。

  说没有必要,是因为学术腐败的根结并不在学术,而在行政权力对学术的干预。我个人可以守住规范底线,也可以叮嘱我的学生什么地方是规矩,什么地方不能“闯红灯”。但是面对行政权力干预,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由此引起的制度性学术腐败,教师个人无能为力。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规范》本身所说的都是正确的,也是人所共知且早已在学术界实行的。但《规范》完全没有提到不合理的管理和体制对学术不规范、学术腐败所产生的催化作用。如果不分析这方面的因素,一味强调学者自律,会给人一个错觉,好像学术不规范、学术腐败完全是因为学者自律不够所造成的。在学术界,制度的欠缺和不完善,导致了学者面临不应该有的压力,逼着其中一部分人去犯规、去腐败。

  量化管理、急功近利、热衷规划是制造学术泡沫的三大元凶

  葛剑雄:对当前高校在学术方面和职称晋升、学位学历授予、研究生教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应该加以区分,将学术腐败与学术失范、学风不正明确地区别开来。像依仗权力或财力取得职称、学位、学历、署名、奖励、学术或行政职位、经费、荣誉等行为,主要应该由党纪国法惩处,或者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这类行为早已超出了学术的范围,干这种事的人大多根本不是学术界的,学校也管不了他们,当然不能指望《规范》能对他们起什么作用。但目前存在的大量问题还属于学术失范和学风不正,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不懂得学术规范,他们犯错误往往是不自觉的。近年来高校的规模和招生的规模都扩展得很快,有些教师虽然当了博导或硕导,却不知道该如何正确指导研究生,或者自己也不明白什么是学术规范。例如,任何人都应该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其前提自然是了解这些成果。但现在有的博士论文根本没有对学术史的回顾,完全不提前人成果,指导教师却不发现、不指出,听任这样的论文提交答辩。根据《规范》加强宣传教育,至少可以减少这类错误,有利于恢复和树立良好的学风。又如有的论著并非没有创新内容,但注释和引文不规范,或者故意将间接引用注为直接引文。这类错误不同于剽窃或抄袭,但也不能听之任之,这正是《规范》发挥作用的地方。

  陆谷孙:但我觉得《规范》较多是从技术层面着眼,诸如如何正确引用他人成果,如何加注,如何署名,等等,而眼下我们所目睹的学界各种不良现象,首先是个道德和操守方面的深层次社会问题。譬如一些什么指导、评审委员会的专家,大部分是不怎么熟悉教学和学生实际的,有的甚至可称之为学吏,他们先制定教学大纲,但不对外公布,而是密告亲近的人,由这些人编写教材。还有一些出版教材的机构,为了使自己的教材为各校所用,就请这些学校相关部门的领导开“研讨会”,游山玩水,过去夏天北戴河,冬天天涯海角,现在新马泰也打不住了,都要欧洲游了。被邀者有时拖儿带女,扶老携幼而来。教材成了最赚钱的母牛。

  江晓原:要探讨目前学术不规范和腐败的根源,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一、量化管理对人文和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危害极大。这种只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的管理方式,必然催生学术研究的泡沫。二、一些学术研究和教育部门的领导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不断要求学术研究“超常规发展”、“跨越式发展”,这不符合学术发展的规律,也必然会导致学术泡沫的形成。三、一些学术管理部门热衷于规划,整天要求描绘宏伟蓝图,互相攀比,只要吹牛吹得大,就可以申请到研究资金,满足了某些领导急功近利之心。即使动机是好的,但却违反了学术研究的规律。学术研究并不是规划出来的。现在因盲目规划而形成的学术泡沫正在逐渐显现出来。

  朱学勤:我基本同意江晓原的看法。首先,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是创新、探险。但是现在的学术课题从制定到分配,却是计划编制,由上面定题、发包,如此“计划学术”如何能创新?从根本上就违背学术研究的初衷。上海的社科研究课题经多次呼吁,开始留出百分之二十的空间给自选题,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也只有这一个地区的零星尝试而已,难以改变全局。在“计划学术”下,伪币逐良币,学术生态被破坏,学术评价机制被扭曲,腐败当然成自然现象,见怪不怪。

  其次,是搞所谓的数量化管理。行政权力管理科研、评价学术,只能是数量化标准,唯有这个标准他能掌握,故而最近数年来,报表、表格不知增加了多少倍,逼着校长去争学科基地,教授去争博士点。校长、教授不得不去搞学术攻关,攻关者,公关也,斯文扫地。如此量化管理,只能是“逼良为娼”。

  其三,不顾教育规律,只为推迟就业洪峰,猛烈扩招。结果,是高职称、高学位的通货膨胀,博士生相当于硕士生,硕士生相当于大学生,大学生相当于高中生。出国访问,看中国教授亮出名片,赫然印有“博导”字样,国外同行一脸茫然,我感到羞愧。更有甚者,是凭借行政权力换取高职称、高学位,眼睛一眨,中国的院长、县长、市长都有了“博士”头衔,这种大面积制度性腐败,无声无息,但对民族健康躯体的危害,远远超过那几个已经被揭露的学术抄袭典型案例。

  葛剑雄:学术腐败的形成有其社会原因,学术失范和学风不正也是多方面的,但制度上的缺陷和对缺陷故意利用,无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例如,申报博士生导师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必须完整地指导过至少一届硕士研究生,这是完全必要的。但下一项条件却开了方便之门,即“或者在国内外大学中参加过指导博士生的工作”,使基本条件一下子从刚性变为柔性,因为“指导博士生的工作”完全没有明确的定义,给博士生上过课,谈过话,看过他的论文,哪样不能算?因而有的教师根本没有指导过研究生,直接当了博导。学校为了排名次或争项目的需要,不仅对弄虚作假眼开眼闭,甚至启发或帮助教师升级、注水,以便增加学校的博导人数,扩大研究生规模,抬高学校的地位。而学校与基层单位、教师与研究生缺乏必需的自主权,过分的量化管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等等,无疑也助长了不正之风。

  陆谷孙:学术腐败恐怕首先与吏治腐败有关,又与社会上物物至上、拜金主义等粘连一起。

  我以为也还需要搞个针对教育管理部门的规范。决策失误怎么办?官僚主义、文牍主义、扩招失控、事事量化、排名成癖……这些对教育事业有无危害?是否助长学术衙门化?尤其是上梁不正下梁歪,譬如有被评为全国名师的,教育部的一个刊物非要刊登一张照片,但要求此人所属学校拿出六千元钱。连教育部的刊物都这样了,下面各学报的“向钱看”也就可想而知了。

  《规范》对学术界的门阀观念也应触及,别以为“文人相轻”古已有之,要看到于今为烈的苗头。学派迭出是好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甚至殃及研究生,那会毒化学术空气。

  陈克艰:你们几位所讨论的学术成果的考核、评价等等,自然属于学术规范的内在层面。也代表了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学术评价的数量化是造成学术界不正之风的重要原因。即使口头上说看质量不看数量,但将质量归结于发表论文的刊物“档次”,其实还是将质量“数量化”了;只不过论本数、篇数和字数是“基数化”,而论刊物的档次则是“序数化”。这种看法还可以深进一步,数量化是用行政管理方式从事学术评价必然会发生的现象。要改变这种状况,也只有强调学术的独立性,学术评价不受行政管理的干预。

  把内在层面的学术规范讲得最好、最周全、最到位的,我以为是T.库恩的“范式说”。库恩提到过一种情况,在有成熟范式的学术领域里,曾经大有创获的专家,如果因为年老等原因,创造力衰退,转而去写教材或通俗读物,他的公众知名度或许会提高,但他在学术共同体内的评价肯定是降低了。学术评价(特别是一些高难度研究成果的评价)甚至也不能搞一人一票的民主制。196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阿尔瓦雷茨这样说:“在物理学上没有民主。我们不能说某些第二流的人物与费米有同样的发言权。”如果一篇学术文章只有少数人能知、能懂,这少数人就是权威,评价就只能听他们的。二十世纪的哲学大师伽达默尔认为听从权威是“理性的行为”,“理性知觉到自身的局限性,因而承认他人有更好的见解,权威的这种被正确理解的意义与盲目服从命令毫无关系”,“权威的真正基础是一种自由和理性的行动”。

  根治学术腐败,最根本的是必须划清行政权力与学术独立的界限

  陈克艰:内在层面的学术规范不能与外在的行为约束混淆了。不妨把外在层面的学术规范比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么内在层面的学术规范就可比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思想。恪守纪律,不一定就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反之,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就是三十大纪律八百项注意,也能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万一拿了贫下中农的针头线脑忘记付钱,也只能说是犯规,改正就是了。

  葛剑雄:有人担心《规范》会成为一张废纸,媒体上也提出,如果人家就是不遵守怎么办?没有他律何来自律?这些担心是有道理的,但不能因此就放弃努力。自律与他律并不矛盾,提倡自律不等于放弃他律。我认为,各校应该在《规范》的基础上制订更具体的执行细则,并根据《教师法》和相关制度,订出对违规行为的惩处条例。对学术腐败涉及诈骗、行贿受贿、侵权等犯罪行为,应该提交法办。作为高校教师,当然不能满足于达到这些最低标准,至少要守住自己的学术和道德底线。

  陆谷孙:我也不指望弄出一个《规范》便能还我朗朗乾坤,除非有保障《规范》执行的强有力措施和仲裁机构,除非与媒体联手曝光几个有悖规范和学术道德的“大案”。曝光时希望不要有行政干涉,不要打招呼。学界也要拨乱反正,这中间舆论大有可为。

  守住底线云云,我以为是要有最起码的是非、好恶、妍媸判断,最起码的廉耻感。

  江晓原:目前的情况下,我们不应过多强调学者的自律,而应该要求每个学者尽自己所能,根据自己的条件和环境,去抵制管理和体制上的弊端。同时各级学术管理者尤其应该积极抵制,更不能变本加厉。如果每个学者、每个管理者都能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我相信一定会对改善学术研究的环境产生积极的影响。

  朱学勤:要根治学术腐败,必须划清行政权力与学术独立的界限,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规范》的总则里也提到了,关键是如何落实、怎样保证。让学术独立,让学术恢复自然生态,恢复其优胜劣败的自然机制,非如此,规范再多、再具体,也是舍本逐末,学术无希望,教育亦无希望。

 

 

2004年10月10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