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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01日《文汇读书周报》

 

死亡的历史扣人心弦
——读《死亡文化史》

孔庆典

 

  钱穆先生说过,亲朋的死亡,不是他的死亡,而是“我”的死亡,因为亲朋的意趣形象仍活在“我”的心中,而“我”在他心中的意趣形象却消失了,等若世上少了一个“我”。暑假里回到老家奔丧,便亲身经历了一次这样的死亡。亲戚们告诉我,爷爷在停止进食后仍然坚持了一个月,然后在疲惫的亲人们的不经意间悄然离开。听到这些话时我正坐在爷爷的那张小床边,以一种触摸的姿态重温那段让人感觉复杂的日子。我承认自己无法挖掘出更多更深的影像,我小心翼翼地抚摸着一丝丝散乱的其实已不存在的幻影,惊讶于这些缤纷的影子依然还可以以一种真实的姿态牢牢地存活于我的记忆,而自己竟不能以一种单纯的目光直视。我明白,在我对死亡的恐惧中其实夹杂着我对时间流逝的无助和悲伤。
  是的,时间能够改变一切,包括死亡。死亡令人畏惧,而死亡的历史却因此扣人心弦。打开法国人米歇尔·沃维尔的《死亡文化史》,便能经历一次1300年以来西方死亡历史的时光旅行。

  中世纪的人是如何死亡的?蒙塔犹村史中的记载具体而微。在胃出血、肠胃中毒、癫痫、狂犬病、溃疡、脓肿以及皮肤病和麻风病面前,缺乏卫生知识的人们无助地暴卒。大量殉教者的形象则让死亡显得愈加暴烈。阿拉伯医生阿维森纳写道:32岁成人,以后如同做梦,40岁时进入壮年,然后便是老年。在英国,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大约为35岁,在别的国家更是低至30岁。死亡吞噬了儿童和青年中的大部分,人到40岁时就已经老了。
  随后是各种瘟疫的肆虐。从著名的《十日谈》开篇,到一些缺乏才气但却更为准确的纪事著作中,记载了当年各个阶段的情况:活人的恐惧、家庭的破裂、堆积如山来不及掩埋的尸体,最有效的救助方法仍然是逃亡。更可怕的是瘟疫不断地卷土重来。人们从那时起制定了最早的防御规则,学会了设立检疫站和检疫隔离区。
  到了14、15世纪,死亡在文学和图画中取得了胜利。直到1350年,人们还不懂得如何表现死,因为死神还不存在,但随后死开始人格化,身披黑衣手执镰刀的死神形象开始面目清晰地进入人们的梦魇:他有翅膀,有一把镰刀可以斩断一切;他是盲目的,对于年龄、身份、品质和地位不加区分;他没有眼睛,不听祈祷,也不听抱怨……
  宗教将人的临终时刻戏剧化,魔鬼和天使之间为了争夺死者的灵魂展开搏斗。此时越来越多的个人关心死和死后的安排,遗嘱和出丧炫耀成为时代特征。炼狱的“发明”减轻了地狱的苦难。人们形成了一种集体的感知:通过对后世的投资使自己成为命运的主人。
  在随后的巴罗克时代,人们心中的焦虑开始更多地出于个人的原因而不是集体的恐惧。它反映了对生命的热爱,对文艺复兴的眷恋。概括这个新姿态的用词是“虚荣”,它是从文学到艺术的动力。
  为宗教所谴责的自杀此时悄然为人们所接受。它是保住昔日荣耀的方法,是赎买可怕罪行的手段,是让他人永远遗憾的间接报复,还能够结束不幸爱情、让相爱的人最后结合。这种主张先是在戏剧中大量出现,随后更是出现了运用自然、理性甚至神学为自杀正名的手稿。
  再随后是死亡托身鼠疫与战争再次肆虐大地,人们开始强调集体纪律和强制要求。在1650年的高潮后,世界开除了一切不合格的人:乞丐、穷人、病人和疯子,将他们封闭在收容所和医院中。死还不是禁忌,但得到了控制,安排的仪式将拯救命运置于每个人思虑的中心。
  随后一种思想开始出现,要对死亡和后世进行理性的解读。最大胆的想法来自斯宾诺莎,他有着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直捷,认为从人文主义哲学出发,对死后的假设不但多余,而且有害:“自由人并不回避死亡,他的智慧在于对生命而不是对死的思考。”笛卡儿呼吁人们不要害怕死亡,梦想着延长人类生命的方法。莱布尼茨则将死亡放入整个自然体系中考量,任何生物因此都不会完全死亡。在迪埃波罗创作的一幅威尼斯天顶画上,时间老人被凯旋的维纳斯推开,这几乎成了17世纪启蒙时代的一种隐喻。
  在18世纪,社会精英们关于死的话语几乎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大规模的瘟疫结束,新的自然史观形成了。死经过重新论证,摆脱了神秘,不再是惩罚,而成了一个事件,一种自然现象。
  大型的公墓建立起来了,人们获得了此前很少表现的哭泣权,甚至还有着迹近病态的活埋臆想。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为战争、饥荒辩护,认为它们是将人口拉回正常水平的需要,这无疑是对此前“生命和生命无穷能力”的乐观论的沉重一击。
  进入19世纪,科学有了巨大的进步。对于死亡,人们开始表示缄默或是逃避。在印象派的绘画里找不到死亡的题材。19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火化,意外地没有遭到反对。在科学和理性之光的照耀下,昔日的死亡图景籍着招魂术和骷髅舞回光返照,但以雨果和瓦格纳为代表的死亡神秘主义一去不复返了。
  最近的二十世纪里出现了对死亡的禁忌,人们已经少谈甚至不谈死了。弗洛伊德写道:我们不能再保留旧的对死的态度,但我们还没有找到新的。过去的种种都投射其上,死亡,在人们的思想中更加地光怪陆离着。
 
  当漫长的时光旅程结束时,《死亡文化史》没有结论。作者说,对于死亡,每个人都应当进行自己的思考。我想,对死的关注与投入不是对生命期望的延伸,而是对幸福的期待。
  张爱玲在《金锁记》中写道:“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当我们透过千年的时光回望,死亡竟然褪去了暴烈而有了动人的力量。作者说死是一个社会的反映,它位于人生的末梢,不失为最敏感的触角。赘述这样一个骨骼般的历程其实有简化本书的嫌疑。这是一个疾病、战争、饥荒、风俗、宗教、艺术、文学乃至集体意识的变化历史,丰富的统计数据与旁征博引让它血肉丰满,而活泼的文字在追寻历史的同时构成了“历史”和“现实”的关联,这样的阅读常常带有考证与拷问的趣味。
  想起《活着》里一个接一个死去的人们,饿死的撑死的病死的分娩死的被墙压死的,都是来得那么意外,前一分钟还在看皮影戏吃大食堂,后一分钟就已经入土为安了。福贵说,活着是死者对他的惩罚。是的,“想想那些已经死去的人,活着,该多么好;想想那些失去爱的人,爱着,该多么好。”


《死亡文化史》,(法)米歇尔·沃维尔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定价:60.00元。

 

 

2004年10月2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