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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4年10月8日科学时报

 

就让垃圾之花开在泸沽湖畔?

赵画儿

  
 
  泸沽湖地跨四川与云南两省,以其如梦如幻的自然风光以及独特的母系家园文化而闻名于世。就在这神奇秀丽、引得无数游客流连忘返的泸沽湖岸边的咫尺之处,正有一片片“山花”在怒放;在那千百年的古树林之间,正流淌着一条疑似滚滚天上来的三千尺“花河”…… 
  玛——达(摩梭语的感叹词)!如此的“山花”烂漫。
  可那里却渐渐变成垃圾之河!地狱之河! 

编者按: 
  本文作者赵画儿,满族,曾先后从事记者、编辑、摄影、专栏写作、广告公司艺术总监、自由撰稿人等工作。为大陆及港台等地的多家周刊、月刊和报纸提供文字和图片。现居深圳。 
  2002年,她开始在四川与云南交界处的摩梭人聚居区,对其母系家庭形态、本土宗教、教育及医疗等方面进行田野调查。 
  2004年初,在田松博士的鼓动下,开始共同关注泸沽湖的“垃圾”问题。本文是赵画儿供本报专稿,提供了触目惊心的事实。关于现代生活方式与垃圾问题,我们将继续辟专栏探讨,欢迎读者参与。 

  泸沽湖畔的垃圾是以极其粗暴的姿态闯入我的视野的。2004年2月的一天,我从地处云南境内的泸沽湖畔的落水村出发,圜湖到对面的四川左所,再前往四川的木里藏族自治县。一路上湖光山色,美不胜收。但是,当汽车经过里格村的背后时,忽然出现的景象把我惊呆了:在紧临路旁的一大片山凹里,漫山遍野铺满了垃圾,一群牲畜在垃圾堆里拱食,路旁的树上也都挂满了花花绿绿的塑料袋,迎风飘舞……玛——达(摩梭语的感叹词)!在人间瑶池的咫尺之处竟会有如此不堪入目的肮脏所在?!我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心理上也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自此,我与田松博士的跨时空合作,进入了实质性阶段。 
  2004年2月20日,当我完成了木里的采访工作,回到泸沽湖,便急不可待地来到里格村,拍下了一组让我目瞪口呆的照片。


里格村与落水村

  里格村坐落在泸沽湖的里格半岛上。人民公社时期这里只有7户人家,90年代初也只有13户,2000年达到了26户。从2001年到2003年,建造了12座有20间左右客房的二层楼客栈。上百年古老的木楞房,已经被一座座簇新的、越来越大的木瓦房客栈所取代。普通间已经落伍,标准间的档次也在不断飙升。户户开门迎客,家家大兴土木。截至2004年5月止,里格村已有客房床位200多个,在建床位约150个。这个过去只接待零星“散客”的小村落,现在日接待游客的最高纪录已达200多人次。按全年日平均游客人数70人来计算,加上本土居民161人,外来常住人口近30人,每天至少有260人生活在这个村里。那么,这两百几十号人每天所产生的生活污水和垃圾都去向了何处? 
  答案正如我所见到的那样:垃圾飞扬在山间,污水直入泸沽湖。 
  拍完了里格村的垃圾现场,我想到了开发更早、规模更大、游客更多的落水村。我马上请了当地的朋友做向导,去寻找落水村的垃圾场。 
  近两年我一直在木里藏族自治县屋脚乡的一个古老村落里做田野调查和摄影工作。每次进入都是先到丽江,再到泸沽湖,然后骑马翻山前往目的地。落水是我在泸沽湖的中转站,而每当在山里工作一段时间,也常会出来在落水做一下调整。时日一久,对于落水有了很多了解,同时也有了深厚的感情。 
  落水村是泸沽湖云南地域的游客集散地,是泸沽湖畔最热闹、产值最高的村子。整个落水村被一条小马路分成上、下两村,下村依湖边而居,每户人家距离湖水均不到20米。上、下村共有86户人家,本地居民498人,外来常住人口370人。目前旺季时日接待游客高达3000多人次,全年日平均接待游客约500人次。整个落水村现有宾馆、客栈78座,拥有床位约3500个,其中规模最大的宾馆拥有100个床位以上,规模最小的客栈也有近20个床位。正在建设的宾馆、客栈有8座,床位近500个。再加上正在进行扩建的宾馆、客栈,保守的估计,落水村的日接待能力将达到4200人次以上。毫无疑问,落水的垃圾问题要比里格严重得多。 
  在朋友的带领下,我很快找到了落水的垃圾场。它就在宁蒗到落水的公路边上的一个山沟里,距落水村约4公里。由于地势低,路边有茂密的树林遮挡,如果不是特意来找,很难被发现。每次垃圾车来到这里,就是在公路边直接把垃圾翻倒下去。我们艰难地下到沟底,朋友说,村里从没有人下来过。 

  这是一条从天而降的垃圾之河!让人触目惊心的垃圾之河! 

  整个一面垂直高度有一百多米的山坡上已经堆满了垃圾,腐臭的味道呛得我们难以呼吸,止不住的呕吐。通过目测,这片垃圾山距离泸沽湖的直线距离已经不到1000米了。不难想象,冲刷垃圾的雨水的必然去向就是泸沽湖。 
  据当年负责清运垃圾的村民阿丁阿汝介绍,从1998年起,落水村的垃圾开始了集中倾倒。平日里每家每户把垃圾存在自家的大筐里,每星期一由村里派一辆1.5吨的农用卡车到各家各户去收集。旺季时,每周收三四车垃圾,多时至五六车;淡季时,每周收两车。保守一点估算,泸沽湖每个月产生的垃圾在15~18吨,每年的垃圾数量在180~200吨,而六年来的垃圾总量已达800~900吨。除去自然降解和被人拾拣及被牲畜捡食的,至少还剩余700吨。 
  从垃圾沟里爬上来,心情沉重极了,回村里的路上我们都没有再说一句话。 
  放眼望去,泸沽湖依然是那么美丽迷人,湖面上波光粼粼,飘荡着几叶木舟,船上的人正在撒网捕鱼,炊烟从湖畔人家的木楞房顶袅袅升起,在落日的余辉里,一切是那么恬静、怡然……多么美的一幅画啊!这一天,恰逢落水村举行每年一度的托拉法事,全村的老老小小、男男女女都聚集在了码头,十几位喇嘛摆开了颂经的道场,村民们在虔诚地烧香磕头,人们是在为新的一年祈福。码头上洋溢着一片祥和、温暖的气氛。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正有一条盘踞在湖畔森林之中的恶龙在吞噬着他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圣湖。我在码头找到了村长,只扔下了一句话:“忙完了过来找我吧,有东西给你看。” 
  当村长和几个村民在我的笔记本电脑上看到了垃圾现场的照片时,完全蒙了,他们不断地问我:这是什么地方啊? 


自净的能力?

  1998年以前,落水村的垃圾集中填埋在村后的一个山坳里,直到填得不能再填。在通报了上级环保部门并再次获得了将尽快修建垃圾处理场的承诺后,临时将垃圾倾倒在了现在我们见到的地方。谁也没有想到,这临时的一倒竟是6年。 
  固态的垃圾隐藏在山林之间,那么液态垃圾——污水呢?每年的5月至10月是泸沽湖的雨季,这两年的雨季恰巧都被我赶上了,我也就不幸地领略了污水管道爆裂造成的污水四溢和刺鼻的恶臭。 
  落水村的老村长腊故鲁汝告诉我,1999年,云南省环保局曾拨款500万元为落水村修建了污水处理系统,2001年开始启用。然而,这套系统用了不到3年,便因为质量问题屡屡爆裂。爆裂处的污水在村民的田里肆意泛滥。更有甚者,还有一些污水直接流到了湖里。 
  2004年5月22日,我在落水村的污水处理厂看到,抽来的污水先后进入三个过滤的池子,然后再进入几个大罐子里。当我打开那几个本应埋在地下,却因为资金短缺一直裸露在地表的大罐子时发现,罐子里所谓处理过的水依然是黑色的。我还了解到,处理厂的工作就是“运用技术”强行让那几个罐子里的黑水渗入土壤。然而,每天如此这般地往地下灌水,早已超出了土壤所能承受的限度,水不停从地表冒出来,在村民的地里横行。 
  让污水渗入土壤,就等于先污染地下水层,然后通过循环再进入湖里,这不可避免的将给湖水造成难以愈合的“内伤”。由于各种原因,泸沽湖的水质正日益恶化,村民早就不敢直接饮用湖里的水了。 


滞后的管理

  泸沽湖畔的旅游开发是在80年代后期由落水村的村民自发搞起来的。人间仙境般的湖光山色,母系氏族的家庭结构和沿袭至今的阿夏走婚制,很快成为了中外游客追踪的热点。于是,家庭客房,小客栈,普通间,初具规模的客栈,标准间,颇具规模的宾馆……越建越大。游客为泸沽湖带来了现金,带来了现代化,同时,也带来了现代化的垃圾:可乐瓶、啤酒罐、胶片盒、卫生巾、塑料袋等等。泸沽湖的环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村民格则多吉说:“我们这里所有的旅游接待和环境保护,政府的管理都是滞后的。他们最有力的管理就是收门票,每位游客41元,每年的门票收入是七百多万。过去我们向政府建议:把门票收入的10%返给我们,我们自己修建和完善基础设施。但是政府不愿意。他们如果给我们10%,垃圾处理场和污水管道我们早就搞好了。” 
  格则多吉还说:“光是这条村庄的规划就已经做过三次了,听说每一次都要花上一两百万,请很多专家来,但规划完了也就完了。我参加过两次规划会,全村每户派一个人参加,县里各部门、旅管委也都参加。但后来那些规划都作废了,因为规划永远跟不上实际的发展。我们这里是先有了游客,县里才成立了旅游局,旅管委也是这一两年才成立的,是我们老百姓自发地先搞起了旅游以后,政府才成立那些部门。政府除了收费以外,我们看不到别的。那么多年收费,从来没为我们做过任何基础设施的建设。每次去找,他们都会说:‘会有人来搞了,马上就要搞了。’但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永远也不知道。” 


沉重的思考

  看到我所拍摄的那组照片,村长和在场村民的震惊不亚于我。6年来,他们周而复始地用翻斗车将垃圾从路边倒下去,谁也没有下去看,也不去想垃圾倒下去以后的情形。游客们坐在大小巴士上,无缘看到隐藏在深沟茂林中的滚滚脏物,也无缘嗅到直冲心肺的股股恶臭。恐怕少有人会想到,在泸沽湖这样的地方,已经出现了这么严重的垃圾问题。 
  与田松博士的相识是在2003年9月的丽江东巴国际艺术节上,我们的相识让彼此都深感庆幸。当时他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博士后,在会上作了一个轰动的发言。垃圾问题是他做科学人类学考察时特别留意的一个对象。得知我将再次前往泸沽湖,他一再要求我找到落水和里格堆放垃圾的地方。于是开始了我们跨时空的合作——我们曾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角度调查过同样的地方。拍摄了第一组照片以后,我在电话里告诉了他我所看到的一切,谈到了我对泸沽湖环境前景的忧虑。田松博士详细地介绍了他的理论,并对下一步的调查提出了建议,特别强调要搞清楚垃圾问题在达巴教这一摩梭本土宗教里是否有什么说法。此后,我又几次对泸沽湖畔及周边的一些村落的垃圾问题现状、村民对垃圾的看法进行了调查。 
  实际上,泸沽湖的普通百姓对这片山水的热爱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有很多传统的风俗和禁忌保证了他们和环境之间和谐的关系。从现代人的宏大叙事角度看,他们的“环保意识”是非常强的。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体会到泸沽湖优美的环境是他们生存的根本。20世纪80年代初,落水村率先开发旅游,村委会严格实行了处理垃圾和污水的各种措施,如:每家的垃圾先在自家院内焚烧,不能烧的再拉到山里集中填埋;每家必须在自家院内挖一个污水渗漏池,全部污水都必须倒入池中。 
  格则多吉无奈地说:“过去我们这里没有标准间,没有厕所,也没有这么多游客,而且我们控制洗衣粉的使用,不能用含磷的洗衣粉。我们每一家都必须在院子里挖一个污水坑,让脏水自然渗漏,那时候也没有多少污水,只是一些生活污水,在自家的院子里就都消化了。垃圾也很少,无非就是一些破衣服、旧鞋子之类的,没有塑料的东西,烧了以后就做肥料了,哪里舍得扔啊!再说破衣服旧鞋子能有多少?都是补了又补的,一穿就是很多年,每家的这种垃圾一年最多会有一两筐。” 
  老村长腊古鲁汝说:“垃圾倒在那个沟里一年以后,我几次到县环保局,催他们建垃圾处理场。我是政协委员,在政协会上我也提了议案,他们给了回复,说准备搞垃圾处理场了,投资几百万,马上就搞了。但是我今年又提了议案,还是没见他们搞。我在提案里说:一要保护泸沽湖的自然环境,二要保护我们的摩梭文化。如果这两样东西不能保护的话,我们这里很快就会没有旅游价值了。” 
  2004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这一天,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共同关注》栏目以《谁在污染泸沽湖》为题,首次报道了泸沽湖的垃圾问题现状,在当地引起了强烈反响。村民格则大龙对我说:“央视曝光是我们泸沽湖在全国引起轰动的最大的一件事了,如果政府不能趁机把泸沽湖的污染问题解决了,那以后也就没有什么希望了,我们只能等着它变成一个臭湖。” 
  应该说,央视曝光后,当地政府确实有所触动:落水村的垃圾河经过整整20天的焚烧和填埋,已不见踪影,听说好心的行政村书记还把部分不能焚烧无处填埋的垃圾拉回到自家后院埋掉了;工作组挨家逐户地检查其排污管道是否畅通;湖边的路上安装了垃圾筒;污水处理厂的电力供应得到了加强……然而,政府到底是否能从根本上解决或改善泸沽湖目前的污染状况?至少就目前的情况看,答案并不能让人乐观。 
  2004年6月24日,宁蒗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王鸿军把我带到了新的“垃圾处理场”。他说:“现在泸沽湖的垃圾都运到这里了,我们会在这里焚烧,然后填埋,填埋后还会在上面种草、种花、种树。”我望着眼前那个长度宽度深度都远远低于我对它的期望值的土坑,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它就是政府的解决方案。 
  6月28日,传来这样一个消息:泸沽湖整治小组在新的垃圾处理场召开现场办公会时,附近的村民前来抗议。他们说:“凭什么你们治理泸沽湖的垃圾,却又来污染我们这里?”当地百姓说,新的垃圾处理场正位于他们附近三个村的水源上方。
  离开泸沽湖前,我又一次来到里格,试图在田松博士当年照片的同一个机位再拍一张。然而,即使我拿着照片对比,我也无法确认他当年的机位。我们曾认真地对比了我们相隔四年的照片,山还在,山的纹理还在,而村子,几乎完全是一个新的了。 
  毫无疑问,泸沽湖垃圾问题的解决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田松博士认为,这涉及到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涉及到我们采取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他甚至认为,泸沽湖的垃圾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政府怎样重视,都是不可能彻底治理的。我赞同田松博士的观点,现代化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可以将一种“更现代”“更文明”的生活方式引入到传统生活之中,却没有意识到,要付出的代价究竟会有多大! 


 

2004年10月24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