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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面论证的治疗性理论: 无政府主义认识论的再认识

蒋劲松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 北京:100084)

 

摘 要:人们之所以不断地误解无政府主义认识论, 其主要根源是忽视了它是侧重反面论证的治疗性理论.“怎么都行”不是费耶阿本德对于科学研究方法和准则的描述和提倡。他不过是以一种非常戏剧化的修辞学方式来表达一个朴素的真理:任何规则都有其局限性。无政府主义认识论的修辞学特点:隐喻和反证法的大量使用,也是其理论内容的本质体现。从修辞学策略的角度看,无政府主义认识论不是费耶阿本德心目中的真理,只是他用于治疗目前人类思想疾病的良药。理论除了可以具有正面的建设性功能之外,还可以具有反面消解的治疗性功能。
关键词:无政府主义认识论 怎么都行 后现代主义 费耶阿本德 理论的治疗性功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论者常常把费耶阿本德当作典型的非理性主义者看待[1](P18), 但是他本人却以理性主义者自居。费耶阿本德回忆在《反对方法》即将付印时, 他曾经和辩论的主要对手拉卡托斯仔细讨论各种献词的可能性。他曾经考虑过将这样的献辞: “致伊姆雷·拉卡托斯, 朋友和理性主义的同伴”。他说,“这是讽刺地暗指拉卡托斯经常提出的猜想,即我本质上是一位理性主义者,如果有人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者,我就会吓得退缩(他是对的)。”[2](P 210)这里,费耶阿本德明确供认自己是一位理性主义者。费耶阿本德自我认定和他人定位的巨大差距, 我认为主要来自于人们误将无政府主义认识论当作一种正面阐述立场的建设性理论, 没有认识到它本质上主要是反面论证的治疗性理论。


一、“怎么都行”的修辞学意义:任何规则都有局限

  长期以来有一个流传很广的神话,认为费耶阿本德提倡一种非常荒谬的“怎么都行”(Anything Goes)的观点。例如,1987年在最负声望的科学出版物英国《自然》上,他被称为科学的最坏的敌人。[3](P30)甚至,连费耶阿本德去世后,Wolfgang Saxon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纪念文章还以“保罗·费耶阿本德,70岁,反科学的哲学家”为题,称其为“反对科学”、否定方法,主张“怎么都行”的原理。[4](P19) 费耶阿本德的原话是:“无论考察历史插曲,还是抽象地分析思想和行动之间的关系,都表明了这一点:唯一不禁止进步的原则便是怎么都行。”[5](P1) 看起来费耶阿本德的确是旗帜鲜明地提倡“怎么都行”,大家对他的批评好像确实没有冤枉他。
  但是且慢,让我们看看他是如何为这种荒谬绝伦的观点辩护的。费耶阿本德说,“我们发现,任何一条法则,不管如何有道理,如何在认识论上根据十足,有朝一日都终被违反。显然,这些违反并非偶然事件,也不是知识不足或可以避免的掉以轻心所致。相反,我们发现,它们是进步所不可缺少的。” [5](P1) 所以,一个好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就不能僵化地固守任何普遍原则。他必须要根据科学研究的实际需要,从其研究的具体处境出发,依据个人的直觉洞见及其对形势的判断,灵活选用不同的策略和方法。面对这种情况,那些一心要将复杂多样变化万端的科学研究活动强行纳入到一个固定的普遍原则中的理性主义者们,就会发现自己陷入了非常困难的境地。“怎么都行”正是对这样一种人说的。实际上,费耶阿本德从来也没有在肯定的意义上支持科学研究活动可以“怎么都行”地任意胡为。
  费耶阿本德明确地指出:“‘怎么都行’没有表达我的任何信念,它是我对理性主义者的尴尬处境所进行的诙谐概括:我说,如果你需要普遍的标准,如果没有独立于情况、独立于世界的形式、独立于研究转折点、独立于多变的独特性而成立的原则,你就不能生活,那么我可以给你一个这样的原则,它将是空洞的、无用的、相当可笑的——但它是一个‘原则’。它就是‘怎么都行’的‘原则’。”[6](P214-5)费耶阿本德强调,研究活动的复杂多样性决定了,研究规则的普遍性和具体规定性是不可并存的。因此,所谓“怎么都行”是指绝对普遍适用的方法论原则只能是空洞无物的、没有任何内容的原则。
  实际上,费耶阿本德真正的立场就是揭示和坚持这样一种非常朴素的真理:一切规则都有局限性。他说,“我论证一切规则都有局限性,没有全面的‘合理性’,我没有论证我们应该不要规则和标准地进行研究。”[6](P27)他之所以煞有介事地提出耸人听闻的“反归纳法”,提出“理论增生原则”和“韧性原则”,并非是要正面引进一种新的方法论。他说,“我的意图不是用一组一般法则来取代另一组法则。我的意图倒是让读者相信,一切方法论、甚至最明白不过的方法论都有其局限性。表明这一点的最好方法是证明,有些她或他可能认为是最基本的法则是有局限性的,甚至是非理性的。”[5](P10)从费耶阿本德多次的申明和其论证的思路来看,“怎么都行”这一耸人听闻的口号,只不过是其表达其对固守僵化原则做法批判的修辞技巧而已,真正想传达给大家的仅仅是:一切规则都有局限性。过去许多研究者对于费耶阿本德思想的误解根源就在于, 他们没有认识到无政府主义认识论与其说是正面阐述和论证其立场的建设性理论, 不如说是更加侧重于归谬论证的治疗性理论。


二、无政府主义认识论的修辞学特征:反讽与归谬

  费耶阿本德之所以能在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期引起如此大的轰动,引发了褒贬差异极大的评判,“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费耶阿本德的著作往往极富独创性,充满了机敏的论证、挑衅性的命题和深刻的批判,里面总是加进了文学,这使得科学哲学变得更为繁茂,而文学在此之前在那里不起什么作用。”[3](P30)
  值得注意的是,费耶阿本德在《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中这样为他的修辞风格辩护:“我的书是写给许多人看的,所以包含了许多不同的手段。有使理性主义者感到自在的论证,有取悦于更富戏剧性的读者的各种调子的咏叹调,有吸引浪漫主义者的神话,有为那些喜欢无拘无束的激烈辩论的人用的修辞。”[6] (P204)这种修辞风格决不仅仅是一个表达风格的问题。它实际上牵涉到费耶阿本德更深刻的思考。费耶阿本德认为,正如儿童的教育不是一个论证的过程一样,成人实践的理论部分同样也有大量非论证的成分。在理性论证似乎起作用的场合,其真正的作用也往往是它增加了心理紧张,这种紧张常常是行为改变的起因。所以,论证之所以起作用往往是由于论证的实际重复,而非论证的语义内容。他说,“从对思想和行为间关系的分析,也可看出,在我们知识的增长和科学的增长中,兴趣、影响力、宣传和洗脑技巧所起的作用之大远远超出人们通常的估计。”[5](P3)
  在费耶阿本德看来,理性主义者将表达形式与表达内容截然分开,认为前者是非本质的和偶然的,而后者才是本质的,这种二分法本身就是应该批评的。打破文学和科学、哲学,修辞和论证的本质区别,正是后现代主义精神的体现。正如罗蒂一再强调的那样,隐喻作为改变我们认识基本框架的手段,是我们重新编织信念之网,获得认识的重要手段。[7](P27-29)所以,费耶阿本德认为,要改变人的信念,尤其是要改变认识的基本构架,除了在一个给定的概念框架中,从大家共同接受的前提出发,通过论证之外,常常更要诉诸各种隐喻、宣传等各种方式。因为新理论在刚提出时,缺乏一整套适合自身的概念来描述经验和现象,必须要使用旧理论所使用的概念,而这些概念是适应旧理论体系的,所以“为了适应始料不及的情景,就必须歪曲、误用它们,把它们化为新的进步模式(如果不经常地误用语言,就不可能作出任何发现、任何进步)。”[5](P5)而这种通过概念的歪曲、误用以实现认识框架的转变的做法实质上就是隐喻。
  费耶阿本德在修辞学上的最大特点是经常使用反讽和归谬法。所以对费耶阿本德的修辞风格不熟悉的读者常常会错解他的意思。也许是由于费耶阿本德年轻时做过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助手的缘故,他非常喜欢制造震惊的效果,往往不惜牺牲其思想的可理解性。文字中常常预先悄悄埋下陷阱,专等读书不仔细的批评者中了埋伏后,再澄清自己的思想,以嘲弄上当受骗的批评者。所谓反讽是指将论辩对方的观点和思路引申发挥暴露其荒谬性的手法。归谬法是指从对方认可的前提出发得出明显错误的结论以达到否定对方前提目的的论证手法。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是否定性论证。
  费耶阿本德曾多次不厌其烦的提醒读者和批评者,“论证并不揭示论证者的‘真实信念’。论证不是表白,而是用来使对手改变主意的工具,一本书中存在着某种类型的论证,这可以使读者推出作者认为什么是有效的劝诱,却不能使他推出作者认为什么是真的。”[6](P175)这是因为他常常从对方接受而他自己不接受的前提出发,推出一些非常荒谬或极端的观点。让人误解他自己是推崇这个观点的,其实他的本意不过是要揭露对方观点的荒谬。而大家常常对他产生误解的另一个原因是,大家从来没有想到过对这些前提产生怀疑,所以总是将其归谬论证误为直接论证。
  人们往往认为费耶阿本德是“非理性主义者”、“相对主义者”、“经验主义者”,实际上,费耶阿本德只是想要论证:“通向相对主义的道路还没有被理性所封闭,所以理性主义者不能反对任何人加入相对主义”。[6](P161) “当我把事情说成‘非理性的’、‘武断的’、‘主观的’时,我用的是拉卡托斯自己爱对社会学、量子力学和科学哲学中的对手使用的字眼。我试图表明,按照研究纲领方法论中的现状来看,他必须也把这些字眼用于伟大的科学。”[6](P182) “我不是经验论者,……我的‘假装激进的花言巧语’多数是用经验论的(实证论的)花言巧语来反对经验论”[6](P181)从上述挂一漏万的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不能简单地给费耶阿本德贴上“非理性主义者”、“相对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的标签。更确切地说,他是以这种反讽和归谬的修辞手段,来批判“理性主义者”们动辄以普遍抽象贴标签做法的荒谬性。
  费耶阿本德喜欢利用反证法,如他曾经说过:“虽然我个人赞成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的多元性,但我还没有试图通过论证来支持这一信念。相反,我的论证是一种否定性的论证,它们表明,理性和科学不能排除这种多元性。”[6](P165)这里体现了他一贯的思路,不是正面立论,而是从反面通过对规定和限制的突破来展示以往没有认识到的可能性,以实现其念念不忘的理论对人类的自由解放功能。因为一旦正面立论,则又陷入了他一再批判的固守普遍抽象原则的泥潭了。因此,费耶阿本德无政府主义认识论的修辞特点也是“怎么都行”思想的本质体现。


三、作为认识论对症良药的无政府主义

  那么费耶阿本德认为无政府主义认识论是真理吗?这个问题看起来是句废话,费耶阿本德是无政府主义认识论的体系的创造者,他明确地宣称:“我抱着这样的信念来写作本书:无政府主义虽然或许不是最吸引人的政治哲学,却无疑是认识论的、科学哲学的灵丹妙药。”[5](P I)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一定支持这种观点。实际上,费耶阿本德只是努力去论证无政府主义认识论的合理性而已。他说,他的理论构建只是因为,“我认为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是一种有趣的观点,我自问它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发展,我发现‘合理性’提不出反对它的论据,科学有许多无政府主义的特征。”[6](P203)但是,他并不认为无政府主义认识论是一种绝对正确的、应该无条件坚持的终极真理。他说,“批评我的人似乎都没有注意到,我是把‘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药,而不是作为一种最终的哲学引进的,而且我还设想了有的时期理性主义更可取。”[6](P212注)
  许多人都将无政府主义认识论的这一特点归结为辩证法性质、互补性质、权变性质。如刘大椿先生认为“反对方法”的实质是号召人们自觉摆脱某种固定方法程式的束缚,他说“实在找不到更好的材料能像‘反对方法’那样强调方法论的互补性思想了。”[8]桂起权就认为费耶阿本德也许是大胆开发了野性思维并广泛使用辩证逻辑,所以才以非理性主义的面目出现。“辩证学者只要愿意学习并且善于学习,就必然能够从他身上学到‘关于科学创造的辩证法’”[9](P42)黄瑞雄认为,费耶阿本德所倡导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具有深刻辩证法思想的“权变思维”[10](P56)张来举认为,费耶阿本德的方法论思想是一种方法论策略,并非方法论规则。“这种策略以倡导认识主体的‘灵活’、以提倡研究中的自由为主要内容,并将这种灵活性具体化为‘随机应变’的方略,即一种辩证的科学方法论思想。”[4](P19)王治河认为,费耶阿本德倡导了一种与传统线性、封闭思维完全不同的全方位的开放性思维。[11](P28)杨汉超认为,费耶阿本德一方面反对原则,一方面自己又提出了原则,虽然看上去自相矛盾,但是这只是一种假相。 “‘怎么都行’的原则是一个元方法论的原则,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原则。所谓元方法论是指以具体的方法论为研究对象,对具体的方法论原则进行哲学反思的哲学理论。……‘怎么都行’所包含的不要原则、方法是在理解、溶解了原则、方法的基础上的对原则和方法的超越,是对教条主义的一剂良药。”[12](P22)
  以上这些看法都有其各自的合理性,但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从修辞学策略的角度看,费耶阿本德的最大贡献是,他提出了一种治疗性的理论观。他说,“我并没有说认识论应该成为无政府主义的,或科学哲学应该成为无政府主义的。我说这两门学科应该把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药予以接受。认识论现在有病,必须予以治疗,而药就是无政府主义。药不是人们一切时候都要吃的东西。人们只是在某一个时期吃药,然后便停止了。”[6]( P139-140)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费耶阿本德看来,无政府主义不是一个永恒有效的理论,而是具有高度时效性的理论。
  另外,费耶阿本德并不太关心理论是否正确,是否是“真理”,是否符合“实在”,而只关注理论能够对人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实际上在费耶阿本德看来,即使这个理论是错误的,只要它能帮助人们纠正一下偏差,它也是有意义的。所以这个理论的价值不是所谓揭示了“实在”,而是可以纠正人们思想的偏见,打破对某种思维定势的执着,从而促进人们认识的提高。所以决定理论是否有价值的主要因素不在于理论和“实在”之间的“纵向”关系,而是理论之间的“横向”关系。进一步说,我们所要追求的不是一个绝对正确可靠的理论,而是一个由诸多理论相互对抗和相互补充所构成的“理论生态平衡网”。而理论家所提供的某个理论只是达致这种“生态平衡”的手段而已。
  只是在这种意义上,费耶阿本德认为,过去提倡科学和他今天要反对科学沙文主义,虽然在行迹上截然相反,而两者遵循的精神是一致的。十七世纪、十八世纪支持科学是有意义的,因为,“当时,科学是一种解放力,这并不是因为它发现了真理或正确的方法,(虽然科学的辩护者们假定这就是理由),而是因为它限制了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给了个人以思想的余地。”[6](P77)而相反,在今天科学技术成为了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成了话语霸权的掌控者,成了压制人类思想开放性和多样性的力量来源的时候,他认为应该像当年反对宗教霸权一样反对科学霸权,正如今天国家和宗教分离一样,国家也应该与科学分离。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我们真正所要追求的都是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而无论是当年的科学主义,还是今天的无政府主义都是治疗人类思想疾病的良药,只不过由于不同时期的病症不同,所需的药品也相应要做出调整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费耶阿本德公开表示,他并没有义务遵照其提出的理论来进行生活和实践。费耶阿本德说,“他们不能想象一个作者也许会写出对一种生活的说明,却过着另一种生活,但又属于与第三种生活相联系的团体,并鼓吹与这三种生活都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认为,人就像用干沙塑成的塑像一样:碰其一点就会完全崩溃。”[6](P203)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种言行不一是否本身就证明其理论的谬误和缺陷?不付诸实施的理论的价值何在?
  这看起来显然是费耶阿本德理论的死穴。但是只要我们认真思考就会发现,这种批判的思路仍然是以理论的建设性功能基本假定的。而从理论的治疗性功能角度出发,我们就会发现理论的价值与理论的提出者是否遵照执行是没有必然关系的,甚至即使没有一个人会遵照执行不影响其理论的价值。因为,只要能帮助我们破除思想中僵化的思维定势,理论就已经实现了其治疗性的功能,而不必要求其实现建设性功能。
  但是,这样一来,又产生了另一个更大的问题,费耶阿本德用无政府主义认识论消解了以往一切科学哲学理论的绝对合理性,却没有提供任何绝对可靠的理论来填补空白,岂不是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白吗?这种没有伴随肯定的纯粹否定不是太消极了吗?不是没有尽到哲学家应尽的责任吗?可是,这种责难其实仍然还是一种错误的思维定势。在费耶阿本德看来,成功的实践并不需要任何普遍抽象的原理来指导。所以“怎么都行”所蕴涵的对普遍原则的否定内在地拒斥了这种责难,捍卫了理论提出者言行不一的合法性。 
 
致谢:本文曾在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的”非典型学术沙龙”上宣读讨论, 并得到了参加者尤其是王巍博士的批评指正, 受益良多, 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1]张之沧. 与理性告别——费耶阿本德对理性的再一次进攻[J]. 自然辩证法通讯. 1994(3).
[2]保罗·法伊尔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M].兰征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
[3]P·H·洪纳.保罗.K.费耶阿本德[J].世界哲学.1998(1).
[4]张来举.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的哲学家?[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1).
[5]保罗·法伊尔阿本德.反对方法[M].周昌忠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6] 保罗·法伊尔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M].兰征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
[7] 参见: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8]刘大椿. 科学哲学[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9] 桂起权. 创造:野性思维和理性思维的辩证法[J]. 学术探索. 2000(4)
[10]黄瑞雄. 费耶阿本德与权变思维[J].青海社会科学.1998(1)
[11]王治河. 反对方法——费耶阿本德的多元性方法论[J].社会科学家.1994(1)
[12]杨汉超. 怎么都行:科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补充[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0(8).
Therapeutic Theory Appealing to Reduction to Absurdity: Review on Anarchistic Epistemology
JIANG Jinsong
(Institute of Science , Technology and Society , Tsinghua University ,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 ‘Anything goes’ is not P. H. Feyerabend’s description and appeal of science research method and rule. He just tells in a very dramatic rhetoric way the plain truth: every rule has limitation. Anarchistic Epistemology dose not only include restrict arguments, but also often make use of metaphors. The negative expression of Reduction to Absurdity embodies suspicion of universal principle. From the viewpoint of rhetoric strategy, Anarchistic Epistemology is not final truth, but just as medicine to cure human being’s intellectual diseases. Theories have not only positive constructive functions, but also negative deconstructive Therapeutic functions. 
Key words: Anarchistic Epistemology,Anything goes, Postmodernism, P. H. Feyerabend Therapeutic Functions of Theory

 

2004年10月24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