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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4年10月15日《科学时报》

 

传统科普提高了国民科学素质吗?

朱效民

 

  近年来科学普及、科学素质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耳熟能详的词汇。在科普活动中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等等也日益成为社会的共识。随着我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的颁布实施,全国科普工作会议的连续召开,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首次将科学普及列入其中以及“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2049计划)的启动,可以肯定我国科普工作在新世纪的开端又将呈现出一个可喜的局面。
  科学普及能提高国民科学素质吗?对于这个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今天的科普工作把提高国民的科学素质视作基本目标已被普遍认同。但是,科学普及能否提高国民的科学素质,或者说科学普及对国民科学素质的提高到底有多大的贡献?应该说,这是一个至今尚无定论、仍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和讨论的问题。毕竟,科学普及的目标本身与它能否达到自身所定的目标应当属于两个不同的问题,而具体分析起来恐怕还并不简单。
  首先,为避免可能的歧义,我们还是要大概界定一下什么是本文所要讨论的“科学普及”。虽然对科学普及下一个普适、 明确的定义很困难,但一般说来,科学普及是指学校正规科学教育以外的、主要通过大众传媒以及各类宣传、展教等方式传播科学知识,提高国民科学素质的社会教育活动。总之,科学普及与(学校)科学教育之间虽有联系甚至交叉,但两者在方法、对象、性质等方面的确存在着诸多根本性的差异,这一点在业内还是有较高的共识的。
  关于科学教育与科学普及的关系,常见的一种说法是:学校教育是科学普及的基础,科学普及是学校教育的补充和延续。可见二者关系密切。由于国民普遍都既接受了一定年限的学校科学教育,也多少在工作、生活中接触到了科学普及,因而其科学素质水平的高低是科学教育与科学普及共同作用的结果。有没有什么方法来判断和区分一下科学普及和科学教育各自在提高国民科学素质中的不同角色和作用呢?
  在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中,有一种常用的方法叫做“对照实验”。简单地说,就是假如A和B两个因素在一起导致了结果C的产生,为了判断因素A所起的作用,就需要去除或者控制因素B,并和对照组(control group)加以比较,看一看A在没有因素B影响的情况下对结果C的作用,从而比较精确地判定因素A所扮演的角色,反之亦然。现在,我们就不妨借用对照实验的方法对科学普及能否提高国民的科学素质这一问题做一种尝试性的讨论。
  多年来我国实行的是9年义务制教育,以目前的中国成年公众(18岁以上)为例,公民接受比较系统的科学教育基本上是从初中开始的,从初一到初三才陆续学习代数、几何、物理、化学、植物、动物、地理(天文)等自然科学的各门分支学科,从而初步建立起科学的知识系统。小学及以下对科学知识的学习了解应该说是零星半点而可以大致忽略的。由此我们是否可以基本判定,只接受过小学及以下教育的我国成年公众的科学素质主要是由科学普及的效果来决定的。有关统计显示,2000年我国15岁及以上的文盲人口仍有8700万,超过德国全国的总人口,可想而知在我国只接受过小学及以下教育的公众当数以亿计。那么,这些主要通过科学普及来认识了解科学的公众,其科学素质水平如何呢?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科协针对18岁至69岁的成年公众相继进行了5次科学素养的专门调查,但正式出版调查报告的只有两次,分别是2001年和2003年。这两次的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结果均显示:公众受教育程度越高,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也相应越高,而在任何一个年龄段,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几乎为零。如下表所示:

年份/文化程度

小学以下

小学

初中

高中或中专

大专

大学及以上

2001

0.1

0.0

0.3

1.6

7.0

11.5

2003

0.0

0.0

1.5

6.2

10.7

13.5

数据来源:1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课题组编,《2001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02年,第60页;2 同上,《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2004年,第20页。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颇令人感到意外的结论:如果排除了科学教育的作用,科学普及对提高国民科学素质的贡献基本为零!至少对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公众而言,科学普及提高不了他们的科学素质。显然,这个结论的确有点让人难以接受。也许科学普及对国民科学素质的贡献同样随着公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提高——有较高教育水平的人对科技信息通常利用的机会较多也更加关注。但这种现实而无情的统计结果无疑还是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认真的思考。
  首先,提高全体国民科学素质的根本措施在于加强和完善学校的正规教育。国内外的相关统计一再显示,一个国家国民的科学素质水平与其受正规科学教育的年限有着高度的正相关性,尤其学校的基础科学教育是提高普通公众科学素质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手段。保障和完善全体国民的义务教育制度、改革和加强学校的科学教育、逐步延长国民接受正规教育的时间对于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素质水平显然带有根本性的意义。然而,我国的学校教育至今连9年义务教育尚未普及,联合国《2002年人类发展报告》的统计数据显示,1998年中国公民的中学净入学率仅为50%(美、英、法三国相应的数据分别为90%、94%和94%),这表明我国相当一部分公民对于中学课程中所涉及的基础科学知识是完全陌生的。因而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恐怕是尽一切可能保障所有国民接受义务教育,最大限度地减少义务教育阶段的失学者和辍学者。这才是真正“亡羊补牢”的措施,而期待缺乏约束力的科学普及以后再对这些失学者进行科学素质方面的“补充”和“延续”,实际上是一种“亡羊找羊”的做法,而且这“羊”恐怕也会越找越多,并永远也找不完。
  其次,当代科学普及把提高国民科学素质作为唯一目标可能过于狭窄了。科学普及从单向的普及科学到今天双向的公众理解科学,以及公众理解科学从缺失模型到民主模型、再到反省模型,我们不难看出今天的科学普及已不仅仅是要求公众单方面提高其科学素质的问题,而更多的是如何建立科学与公众之间的交流沟通机制,以更好、更方便地满足公众从日常生活,到精神文化,到民主参政等不同层次的需求,协调科技与社会的发展进步,促进形成科技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以确保科学技术造福于人类。今天的科普事业也因此日益成为一项需要从政府到全社会共同参与和协调的系统工程,若把提高国民的科学素质作为当代科学普及的唯一目标将会越来越难以满足时代发展的多样化的需求,而且在具体实践中也必然存在着操作及评价方面的可行性问题。
  再次,科学普及与科学教育相互之间十分有必要进行合作与借鉴。就提高全体国民的科学素质而言,主阵地无疑在于学校的正规教育,但科学普及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讲,都将仍是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和必要的延伸。加强两者之间的衔接,增进两者之间的相互合作对于提高国民科学素质,促进公众理解科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比如,在今天的学校科学教育领域,如何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如何从分门别类的分科教学到全面整体的科学教育(即从学科到科学)进行改革转变也需要社会多方面的关注和探讨,这其中当前公众理解科学的许多实践经验以及理论研究都显然可以提供很多具体的、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

 

 

2004年10月18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