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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达尔文去了
——纪念克里克

许苏葵

 

  去年的五月,我作为高级访问学者来到了心仪已久的剑桥。春天的剑桥,微风湿润,绿意浓浓。置身此地尤如生活在世外仙境一般。
  赴英之前,就听说英国为纪念DNA结构发现50周年,将举行一系列的庆祝活动。这一活动将有科学家、学术杂志、新闻媒体、博物馆、生物工业企业等等人员或组织参与,包括发表各种纪念文章、电视台制作特别节目、人物专访、举办相关展览、讲座、讨论会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活动是4月23日晚在伦敦举行的一个大型晚餐会、4月25日在剑桥召开的国际会议,以及DNA发现者之一沃森亲手往“鹰吧” (Eagle Bar)上挂纪念牌的仪式。
  生物学出身的我对待此事十分关心,希望借访问之际,亲身经历庆祝的场面。然而,去年的“非典”影响了赴英的签证,以至我没赶上任何一场DNA 50周年的纪念活动。为此,耿耿于怀。碰巧的是,在我到达剑桥的第二天,同在李约瑟研究所访问的朋友就邀请我去了“鹰吧”,使我一到剑桥就目睹了DNA发现者当年宣布发现DNA结构的地方。
  “鹰吧”位于市中心本特大街(bent street)上,不远处就是老卡文迪许实验室。“鹰吧”很古老,以木质建筑为主,原木大门之上有一个老鹰图案,大门左侧有一标牌,上写1777年(始建时间);右侧标牌上记录了“鹰吧”的历史。“鹰吧”很有名,是二战老兵常去的地方。不过它的著名之处更在于克里克(Francis Crick)和沃森(James Watson)在从事DNA结构研究时,经常光顾,并在此处交流和讨论的地方,这段历史特别在历史记录牌上标明。
  那天,我们到达“鹰吧”,已近黄昏。黄昏时分的阳光透过“鹰吧”木质的窄小门窗照过,洒在屋内略显暗淡。“鹰吧”的内部是由木质结构分成的上下两层组成,低矮狭窄。桌椅也都是由粗厚的木头制成的,看上去古朴而有历史。我和韩择门角的一个桌子坐下,花2.8镑点了两杯普通橙汁。其间,我们一同谈起了克里克和沃森当年在酒巴的情景。不经意间,我环顾四周,发现这里的人已聚集很多,大家一起谈天说地,彼此交流。从人群中,我似乎看到了1953年2月28日的克里克走进酒巴激动地向朋友们高呼:“我们已经发现了生命的秘密!”
  发现DNA结构有两个人,一位是美国人沃森,另一位是英国人克里克。沃森在发现DNA结构之后,长期在哈佛任教,后到长岛的冷泉港,参加人类基因组计划等等,一直活跃在科研第一线。先后出版了《基因的分子生物学》、《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个人经历》、《基因、女郎、伽莫夫:双螺旋之后》,去年,为纪念DNA双螺旋结构发现50周年,沃森又发表了一部新专著《DNA:生命的奥秘》。沃森不仅成为了本世纪的最优秀的科学家,也是一位公众人物,经常出席各种活动。
  与沃森不同,克里克一直都是一个低调的人,不喜欢接受采访,不喜欢在电视上露面,也不愿意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这也许与英国人的性格有关吧。
  克里克在1916年6月8日出生于英格兰北安普敦(Northampton),父亲与伯父共同经营一座祖传的制鞋工厂,中等的家庭环境并没有让克里克特别接受所谓的精英教育。克里克从小就是一个好奇心旺盛的孩子,经常会提出各种问题。为了满足他的求知欲,他的父母特地买给他一套《儿童百科全书》,书中内容五花八门,包括艺术、科学、历史、神话、文学等各方面领域,然而,最能够引起他兴趣的莫过于科学领域,可以说这套书伴随着克里克度过了好奇的童年,并培养了他探索自然界之谜的兴趣。 
  1933年,克里克进入伦敦大学学院深造,主修物理。在这里,他学习到了19世纪到20世纪期间的许多重大科学进展。经过六年的刻苦学习,他如愿取得硕士学位,正打算攻读博士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不得不中断学业。克里克和许多年轻人一样,开始了军旅生涯,他被分到英国海军科研部门制造水雷。战争结束后,他面临了人生的抉择,到底要进行什么样的研究工作呢?
  在思索人生方向的时间里,他对各学科的相关书籍进行大量阅读,之后发现自己对“生物与非生物的区别”一类的课题特别感兴趣,于是开始自学生物领域的背景知识。在众多书籍中,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一书对他影响最大。之后,克里克将生命本质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1947年,克里克得到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学的资助,进入剑桥大学的斯坦格威斯研究实验室,在此,克里克算是第一次开始真正的研究工作。凭着出色的悟性和刻苦的钻研,克里克很快成了实验室的领军人物,后又顺利进入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的医学研究理事会,攻读生物学博士。1954年,克里克以《X射线绕射——多肽类和蛋白质》这篇论文,取得博士学位。
  1951年,沃森来到英国剑桥大学,与克里克相遇,他们成为最好的合作伙伴——他们个性鲜明,却同时对DNA有一致的看法,而且双方知识和性格达到互补。经过二年多的努力,他们于1953年2月28日,宣布他和沃森发现了生命的秘密。于4月25日在英国《自然》杂志上沃森和克里克发表一篇仅仅两页有900字的论文,即《核酸的分子结构:DNA的一种可能结构》,提出了DNA的双螺旋结构和自我复制机制,当时,这篇论文并没有引起大众媒体立即的关注。直到后来越来越多的生物学家发现到这个模型的重要性以及其所带来的生物学上无与伦比的重大意义,才渐渐为人所接受。后来,人们才将该论文认为是“生物学的一个标志,开创了新的时代”。
  1957年,克里克更提出了分子生物学中的重要定理——“中心法则”(central dogma),说明了遗传信息传递的途径,是生命信息从基因单方向传递到蛋白质。
  1962年,克里克和沃森因在DNA分子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以及揭开生物遗传信息秘密方面所做的贡献而被授予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双螺旋模型的价值与地位于是正式确立。与他们一道获奖的还有威尔金斯。
  克里克在1962年荣获诺贝尔奖之后,认为分子生物学的框架已经有了,要开创新的领域。60年代末,他将目光转向宇宙中的生命起源问题,在1971年9月,克里克在地外文明通讯会议上说,地球上的生命可能起源于宇宙高级文明,用无人飞船送到地球上的微生物。
  进入80年代,克里克又选择再度转换跑道,当时还有两个领域还处于蒙昧状态,值得去开天辟地,即发育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克里克选择了神经生物学,尤其是关于大脑这个他仍一无所知的领域,他进行有关大脑方面的研究,试图来解释人类意识的本质问题。
  1994年,克里克出版了一本备受推崇的畅销书《惊异的假说》,书中克里克提出思维就是一群脑细胞共同作用的结果的观点,他认为所有的脑功能,包括意识,都是一大群脑细胞相互作用的结果,只是脑细胞的数目太多,他们的相互作用产生了难以解释的功能。脑能对于大量的图象信息进行立即而快速的处理,也许应归功于其完美的生物配置与大量脑细胞的相互作用所致。
  在去年的英国DNA发现5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75岁的沃森参加了;而87岁的克里克因年龄太大没有出席这次活动。谁知时过一年零三个月,就传来克里克在加州圣迭哥的一家医院因直肠癌去世的消息。世界生物学界的科学家纷纷表示遗憾,无不为这颗生物界的巨星和陨落而悲伤。
  这位生物大师去了,但是以他1953年的重大发现为基础的新生命科学领域,如基因改造,DNA鉴定、人类基因组计划等等的研究工作仍在继续。
  克里克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他的几次研究工作的重大转移,都源于他不断思考和质疑的科学态度。他的这种科学态度伴随他一生。在他去世后,赢得了很高的赞誉。伦敦大学学院教授琼斯评价克里克是“20世纪的达尔文”,他说:“20世纪有两大象征符号,一是原子弹的蘑菇云,另一则是DNA双螺旋。某方面来说,双螺旋更强一些,因为它代表希望而非绝望。”

 

2004年9月19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