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2004年7月14日《中华读书报》

 

宗教:跟上科学的步伐?

钮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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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科学与宗教这个话题,各种著述可谓汗牛充栋,其中不乏名著。今有美国学者伊安·巴伯,1949年芝加哥大学的物理学博士,1955年耶鲁大学的神学硕士,并一直在大学教授物理学和宗教学,具有这样的知识背景,巴伯教授无疑是有资格来谈论科学与宗教这个话题的。所以当我在书店里看见他的近作《当科学遇见宗教》中译本时,便毫不犹豫地买下并认真拜读了一遍。
  “当科学遇见宗教”,这个书名本身就很耐人寻味,听上去“科学”与“宗教”好像是一对陌生人在某个时候突然不期而遇的样子。但按照一些文化人类学家的意见,科学和宗教在它们的起源状态时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来科学与宗教――以希腊科学和基督教为双方的代表――各自形成了稳定而强大的传统之后,双方你来我往,没少牵掣。如果说基督教知识的第一次大融合主要是吸收柏拉图的哲学的话,那么十三世纪发现亚里斯多德后,则把大量希腊科学和托勒密的天文学纳入到了经院哲学框架里。近代科学革命之后,双方相处得似乎就不再那么融洽,约翰·德雷伯的《宗教与科学的冲突史》(1875)和安德鲁·怀特的《基督教国家科学与神学的战争史》(1896)对此都有描述。约翰·布鲁克的《科学与宗教》(1991)虽然少了些剑拔弩张的味道,但把从近代一直到20世纪科学与宗教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写得非常细致入微――它们的关系如此复杂,以致布鲁克放弃了用简单的语言来概括它们。
  但在巴伯眼里,德雷伯和怀特描述的科学与宗教之间的战争是他们精心挑选了史料之后作出的“有偏”描述。其他论著中描述的过去几个世纪里科学与宗教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大部分也只是表面的“伪”关系――好比两个人同处一个城市,就说他们有关系一样。巴伯还抱怨有些科学作家如卡尔·萨根的书中热衷于攻击宗教,但攻击的只是“以通俗的、迷信的形式出现的宗教”,“对有见识的、学院派的神学家们的著作却丝毫未予考虑,而这些人才应该是他所敬仰的科学家在智识上的对手。”
  那么在学院派的神学家眼里,科学与宗教的真正关系是怎样的呢?或者说在什么层面上,科学与宗教真正发了关系呢?巴伯挑选了五个他认为使得科学与宗教深深纠缠在一起的话题在书中加以论述:①天文学与创世(第二章)、②量子物理学(第三章)、③进化与持续创造(第四章)、④遗传学、神经科学与人性(第五章)、⑤上帝与自然(第六章)。对每一个话题,巴伯又用他惯用的“四分法”加以分析,即把针对每一个话题的已有的观点分作冲突、无关、对话、整合四种类别加以阐述,并给出他自己的倾向性观点。在对五个话题展开讨论之前,巴伯还首先对“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四种观点”(第一章)进行了论述。这样全书在纵向分成六章,每章横向分成冲突、无关、对话、整合四个部分,因此全书的结构似乎是一个6×4的矩阵,显示出一种简洁和对称。这简单的篇章结构与所要论述的问题的复杂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

  科学与宗教面对的是同一个自然,基督教的经典,譬如《创始记》,对一些有关自然的问题已经作出了回答。但是近代科学兴起之后,宗教经典的解答越来越不能满足人们的心智。逻辑和理性的力量对答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科学的解答与宗教的解答必然产生了冲突。譬如关于地球是不是在动的问题,《圣经》的解答与科学的解答产生了冲突,最后冲突聚焦在伽利略身上。但巴伯认为伽利略“在一个连天文学家内部还存在相当多分歧的时代,他夸大了自己所能提供的科学的确定性。”而伽利略的受审是因为质疑了“圣经直解论”――按字面意思解释《圣经》,和违抗了教会的命令。但圣经直解论是巴伯这样的与时俱进的宗教学者所抛弃了的,作为世俗组织的教会的命令则无涉科学与宗教的真正关系,而且伽利略还“夸大”了他的科学的确定性,因此体现在伽利略身上的冲突并不是科学与宗教真正意义上的冲突。通过这样一种重新阐释,巴伯把一个科学史上著名的科学与宗教冲突的案例消解于无形了。
  在巴伯看来,圣经直解论是近现代以来引起科学和宗教之间冲突的根源,所以是他所要极力抛弃的。1981年美国阿肯色州地方法院要求在中学生生物课本和生物课堂上给予“创世科学”和进化论相同的学时。198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为由推翻了阿肯色州的这条法律。一般认为这是一次科学与宗教冲突的典型个案。所谓“创世科学”就是圣经直解论者根据《创始记》改造的一种所谓的科学学说,认为世界是在过去几千年内被创造出来的。巴伯认为“创世科学对宗教自由和科学自由都是威胁”。在巴伯眼里,这些圣经直解论者象是他所在门派中一群学艺不精的败类擅自去挑战江湖高手结果自取其辱还危及门派声誉,所以是要被除名的。通过把圣经直解论革除在基督教之外,那么许多原本被认为是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就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与宗教的冲突了。
  有些学者认为科学与宗教提出不同的问题、使用不同的方法。科学力图解释客观的、可重复的材料,宗教询问世界中存在的秩序和美以及人们内心生活的经验。科学问“怎么样”的问题,宗教问有关目的、意义、起源、归宿等的“为什么”的问题。科学的权威基于逻辑的自恰和充分的实验,宗教的权威在于上帝的启示被人们所理解、在人们的经验中被确认。科学作出可由实验检验的定量预测,宗教必须使用象征性的、类比的语言。基于科学与宗教的这样一些区别,象圣经直解论者那样试图从《圣经》导出科学结论的做法是荒谬的。创世的教义并不是关于自然史的精确陈述,而是断言:世界是善的、有序的,世界依赖于上帝,上帝是至高的、自由的、超越的,有着目的和意志。巴伯把这样一种观点归为科学与宗教的无关论。
  无关论还从语言分析出发,认为科学与宗教使用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功能。逻辑实证主义把科学陈述视作所有认知性命题的典范,而把任何无法由经验验证的陈述当做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拒斥。但语言分析家们认为不同类型的语言担负不同的、不能化约的功能。科学语言主要用于预测和控制。宗教语言在于“推荐一种生活方式,引出一系列态度,鼓励对特定道德准则的忠诚。”把科学与宗教这样隔离开来,固然避免了冲突,但巴伯是不满意的,他认为这样一来科学与宗教“建设性对话和相得益彰的可能性也就被排除掉了”,何况“上帝是我们全部生活之主,是自然之主,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宗教’领域之主”,科学归根结底是要统摄于上帝的权威之下。而且巴伯还有一个雄心,希望“阐述一种关于自然的神学以激励强烈的环境关怀”,为完成这项任务,强调科学与宗教冲突或无关,是于事无补的。因此巴伯希望通过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对话,最后完成科学与宗教的整合。
  巴伯认为科学与宗教的对话刻画了两者之间更富有建设性的关系,这样的对话在两个层面上展开。首先是科学与宗教都有的“预设与极限问题”,近代科学兴起于犹太-基督教的西方,使得很多人认为创世的教义有助于给科学的活动铺设舞台,希腊思想和圣经思想两者都声称世界是有序的、可理解的。现代科学又提出了一些极限问题,也称边界问题,既指时空的边界,也指方法论和概念的边界,这些问题在科学自身内部没有得到回答。一些神学家则认为宗教的问题起源于人类经验的视野尽头或极限处境。其次是科学与宗教的“方法论与概念的相似”,科学理论的构造常采用类比和模型的方法,在宗教语言中,隐喻和模型也起显著的作用。许多论者都论述了科学与宗教在方法论上的相似之处,包括连贯一致以及与经验相符的标准。他们认为“理想的神学应该是一项自我批评的、反省性的事业,可以容纳新的洞见,包括那些起源于科学的洞见。”一些科学概念也被用来理解圣经,譬如信息传递的概念,上帝在世界中的活动被设想成是信息的传递。上帝还被描绘成是一个复杂系统自组织过程的设计者。
  但只有对话还不够,完成科学与宗教之间的整合才是巴伯这样的神学家们最终想要达到的目的。作为一种整合的理论,巴伯强调了一种关于自然的神学。关于自然的神学从以宗教经验和历史启示为基础的宗教传统入手,但主张需要依照当代科学的见解,对某些传统的教义给予重新阐述,科学与宗教被当做相对独立的思想源泉,神学的教义应该和科学的证据保持一致。在这样的整合思路下,神学从宇宙学、量子物理学、非平衡态热力学、生物进化论等现代科学中及时汲取营养。譬如人择原理所依据的天文学观测证据,被用来证明上帝在大爆炸之初的存在,而上帝又是量子层次上不确定性的终极决定者。
  作为整合的思想基础,巴伯特别推崇了一种“过程神学”。过程神学追随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改进了上帝的概念,把上帝看成是一个既参与自然界的过程,又为这一过程所丰富的角色。在过程神学看来,上帝就其某些方面来说并不是已经完美的,也就是说上帝不再是全能的,但这些不完美只能被上帝本人所超越。对于过程神学家来说,上帝是新颖性和秩序的源泉,创造是一个漫长而未完成的过程。上帝不再是古典基督教所说的超越的至高主宰,上帝和世界之间相互作用,上帝影响所有事件,但绝不是任何事件的惟一原因。巴伯最后认为过程神学对于环境伦理学也能做出独特贡献。按照过程神学,人类生命和非人类生命并不是由绝对的界限隔开,如果其他生物也是经验的中心,那么它们也拥有内在的价值,而不只是对人类有用的工具价值。过程神学又由于强调自然界的相互依存、强调神在世界中的内在性,从而激发对自然的更大尊敬。
  就这样,巴伯完成了对五个话题的四分法分析,并给出了自己的观点。我作为一名接触科学和科学史多年但对宗教不甚熟悉的读者,读下来感觉巴伯在书中对有关科学知识的描述是很到位的,他对主张科学与宗教冲突和无关的观点的转述,也令人印象深刻――这或许是巴伯不愿意有的效果。巴伯本意是要努力消除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否定无关论,他希望通过对话来达到科学与宗教的整合。但是给人的感觉是,所谓的对话很大程度上只是宗教在自说自话,说理中大量使用的类比毕竟不能代替论证。所谓的整合的思想以及作为其哲学基础的过程神学,似乎也只是单方面强调了宗教应该与时俱进地跟上科学前进的步伐。


3

  拉普拉斯完成了他的巨著《天体力学》之后,拿破仑问他:“拉普拉斯先生,他们告诉我,你写了这本关于宇宙体系的大部头著作,却从来没有提到它的创造者。”拉普拉斯作出了他的著名回答:“陛下,我不需要这个假设。”拉格朗日听说这话后感叹道:“可是它同样也是个美妙的假设呢,它解释了多少事情啊!”巴伯把拉普拉斯的观点归为科学与宗教的冲突论――一种他认为最不可取的观点。确实,在解释天体运行这一事上,拉普拉斯让上帝下了岗。
  而拉普拉斯的“假设”一词,却有着更丰富的含义。欧几里德几何学的五条公设、狭义相对论的两条基本前提,这些都是假设,或者说公理。上帝其实也是一条公理。所谓公理,就是一个没有办法被证明的陈述,我们要么接受、要么拒绝,没有中间的态度。假如我们拒绝了欧氏几何的第五公设,就得到了非欧几何。对待上帝这条公理,我们恐怕也只能先验地作出接受与否的决定,而想从宇宙演化史中、从人类进化史中去寻找证据证明上帝存在,就好比用欧几里德几何中的定理去证明公设成立。  
  在巴伯这样的宗教学者看来,上帝是应该首先要被接受的公理。从历史上看,宗教有着一个强大的传统,在大部分时间里甚至比科学的传统更强大。即使在当今,在公众层面上,尤其在西方,上帝也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前提。从尊重人权的原则出发,科学进步的同时还得照顾人们的信仰,这有点象旧城改造的同时还要照顾拆迁户的利益。信仰自由原则的提出,事实上就是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妥协。象拉格朗日感叹的那样,保留上帝这个假设,毕竟可以解释很多事情,尽管不是科学意义上的解释。
  科学不断扩张它的领域,上帝则不断退缩它的辖地。但是科学只占领确切的、有限的领域,上帝总有无限的未知领域可以退守,所以上帝这条公理始终有被接受的余地。当然在负责任的宗教学者如巴伯等人看来,宗教的这种节节败退的历史状况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象圣经直解论这样地死抠《圣经》的字面意思是导致这种败退的主要原因,所以他们主张过程神学,主张上帝自身也在不断完善中,神学也要及时吸纳先进的科学理论。这种与时俱进的做法,固然从逻辑上可以挽救数度陷入尴尬的《圣经》,但是在信徒们的眼里,《圣经》的权威难道丝毫没有被削弱吗?过程神学固然可以把上帝用六天创造宇宙万物的说法与宇宙大爆炸之后的漫长演化史和人类的漫长进化史蜿蜒曲折地联系起来,但如何能保证阅读白纸黑字的《圣经》的信徒们心中没有一丝的疑虑呢?或者只有象巴伯那样获得过物理学博士学位和神学硕士学位的学者才有资格去理解上帝、信仰上帝?事实上巴伯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把公众的通俗的信仰层面上的事情排除在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之外,体现了一种精英学者的优越感。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巴伯在书中主要论述的是基督教与科学的关系,或许巴伯还需要另外撰写一本著作来论证基督教的上帝跟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等各大宗教的主神之间的等价关系。如果连地球上各民族的信仰也都难以统一,那就难以对其他星球上的生命也来假设上帝“以适合于当地存在的生命形态的方式,显示自己作为救赎的力量”,更别奢谈“我们的上帝形象必须与宇宙规模上的创造和救赎相称。”


《当科学遇见宗教》,(美)伊安·巴伯著,苏贤贵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3月第1版,定价:16元。

 

2004年7月17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