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回首:我看科学文化书籍之演进

江晓原

 

  在这些年中,我的读书生涯似乎隐隐有一条“伏脉”贯穿其中,这就是所谓的“两种文化”——科学与人文。不过我心目中的“两种文化”场景,其实只是各种观念和价值并呈,各申其说而已,并不是一定要有什么“冲突”。


对科学本身的研究

  大约十年前,美国兴起了一种新的学术思潮,称为“science studies”,在中文里当然只能译成“科学研究”。然而它的意思却是将“科学”本身当作一个被研究的对象,由别的人们来研究。从事这种研究的人,主要是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为了与一般意义上的“科学研究”相区别,人们提出了多种science studies的中文译法,目前有不少学者接受的一个译名是“科学元勘”。“科学元勘”令许多科学家大为恼火:文人本来不懂什么科学,却要来对科学说三道四,这些文人宣称,科学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用通俗的话说,也就是少数人在房间里商量出来的),并非客观真理,这样一来科学也就没有什么至高无上的权威性了。
  看到“科学元勘”之类的玩意大行其道,而且夺得了越来越多的公众话语权,科学家们焉能不拍案而起?拍案而起的人当中,最有名的恐怕要数量子物理学家索卡尔(Alan Sokal)和他的“诈文事件”,1994年底,他向著名的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Social Text)提交一篇题为“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的文章,文章于1996年发表,索卡尔随即向媒体宣布,上文只是一篇“诈文”——里面充满了故意安排的常识性的科学错误。索卡尔借此嘲弄了他认为充斥着各种“时髦的胡说”的所谓“后现代知识界”。
  在美国,爆发“科学大战”已经有十年光景了,几年前,国内学者开始报导这场大战,并逐渐引进一批与此有关的书籍,如《“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科学大战》、《沙滩上的房子——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神话曝光》等。在 “科学大战”中,一方主要是 “科学元勘”学者,他们认为科学本身也可以、而且应该被研究;另一方是主流科学共同体中那些讨厌“科学元勘”的科学家,他们认为对手不懂科学,没有资格来“研究”科学,“科学元勘”只是诬蔑科学的胡说八道而已。
    想想也是有点奇怪,科学怎么就变成了“板着面孔的妇人”,吸引不了人们去亲近她了呢?另一方面,后现代的“科学元勘”,则象那些妖冶骚媚的女子,把公众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去。这正是令索卡尔们痛心疾首的事情。
  然而,有些人士却认为,科学自身也充满着傲慢与偏见。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哈耶克已经对此忧心忡忡了。他的《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初版于1952年,从书名(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Studies on the Abuse of Reason)就可以清楚感觉到他的立场和情绪。“革命”应该是一个正面的词,哈耶克的意思是科学(理性)被滥用了,被用来反革命了。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创新,反对创新,压抑创新,就是“反革命”。哈耶克指出,有两种思想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实际上就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对立。在他看来,计划经济的思想基础就是唯科学主义——相信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世间一切问题。

  谈到西方的科学哲学,有一套已经持续出版了十多年的丛书不可不提,即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中的重要作家几乎都包括在内,如《猜想与反驳》、《客观知识》(波普尔)、《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拉卡托斯)、《反对方法》、《自由社会中的科学》(费耶阿本德)、《进步极其问题》(劳丹)、《理由与求知》(夏佩尔)等十余种。
  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发展的主脉中,费耶阿本德是不可能被绕过的,尽管许多人不赞成他的观点。费耶阿本德学说其实并不否认“科学是好的”,而是强调“别的东西也可以是好的”。他的学说消解了科学的无上权威,但是并不会消解科学的价值。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知道科学并非万能,并非至善,只会更适当地运用科学,这将既有助于人类福祉的增进,对科学本身也有好处。既然如此,费耶阿本德当然也就不是科学的敌人——他甚至也不是科学的批评者,他只是科学的某些“敌人”的辩护者而已。


科学史的特殊角色

  科学史图书的重要性有显著提升,这可以从近两年“科学时报杯”科学普及·科学文化佳作奖的获奖书目中明显看出来。2002年度获奖书目中,只有3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史图书:《科学的历程》、《数学无国界:国际数学联盟的历史》、《数学的故事》;但是在2003年度获奖书目中,迅速增加到7种:《剑桥插图天文学史》、《玻璃的世界》、《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古新星表与科学史探索》、《医学的历史》、《古今数学思想》、《中华科学文明史》。
  另一套值得一提的书是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剑桥科学史丛书》。国内以前在科学史出版方面很是欠缺,能找到的也就那么一两种,比如那本通史性质的《科学史》——直到最近才出现一本值得注意的《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这套丛书则不是通史性质,它有若干个专题,比如科学与宗教、科学与启蒙运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等等,在此之前这类书籍都极少被介绍到国内来。
  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卷帙浩繁,从1954年起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已出数十巨册,至今仍远未出齐,而李氏已归道山。剑桥大学出版社和李氏生前考虑到公众很难去阅读上述巨著,遂又请科林·罗南(Colin A. Ronan)将李氏巨著改编成一种简编本,以便公众阅读。书名《中华科学文明史》(The Shorter Science & civilization in China),篇幅仅李氏原著十几分之一,从1978年起陆续出版,共得五卷。罗氏也已在数年前归于道山。此五卷书由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翻译,现已出齐,成为一般公众了解李氏研究成果的最佳选择。

  现代科学兴起已经数百年了,科学所取得的无数激动人心的伟大进展,都激起后人的景仰之情。但是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主流的看法仍是将科学视为一个不断进步──或者说是渐进──的过程。
  变化的标志出现在1962年,这年库恩出版了《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从那以后,尽管对于“科学革命”的定义、描述和论证都言人人殊,但在关于科学发展历史的理论研究方面,“革命说”成为主流,成为时髦。在这个潮流中,哥白尼、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等科学伟人的学说和业绩,就成为科学革命理论中最引人注目的个案。理论大家通常先选择某个人物进行深入研究,然后以这些研究作为重要支柱,来构建他们关于科学革命的理论体系。库恩在发表他的科学革命学说之前就先出版了《哥白尼革命》,科恩也在发表《科学中的革命》之前出版了好几本关于牛顿的书,最后的一本就叫《牛顿革命》,从书名上看,简直就象对库恩亦步亦趋。


从科普到科学文化传播

  十年前,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第一推动丛书》第一辑出版,十分引人注目,颇开风气之先。稍后有江西教育出版社的《三思文库》,内容更为丰富,既包括一系列科学哲学著作,也包括了大量和国内传统的“科普”不同的著作——不妨称之为“科学文化著作”(老一辈科普作家有时称之为“高级科普”)。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哲人石丛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新视角书系》,都成为“科学文化著作”中的佼佼者,以致书业报纸上将上海称为中国科普出版的重镇。
  在2002年度的“科学时报杯”获奖图书中,这种意义上的“科学文化”书籍就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例如《天遇:混沌与稳定性的起源》、《漫游:卞毓麟的科学文化之旅》、《人生舞台:阿西莫夫自传》、《新人文主义的桥梁》、《英国地质调查局的创建与德拉贝奇学派》等。但是也仍然有若干传统的“科普”图书,而在2003年度的获奖书目中,后一类图书几乎已经消失了。这一现象,即使不能直接解读为市场对图书的选择,至少也反映了众评委的评价标准和选择原则——事实上这些标准和原则也不可能完全无视市场的选择。
  而市场的选择,说到底就是读者的选择。传统“科普”的退潮,实际上是因为广大读者对于老一套的“科普”已经厌倦。和几十年前《十万个为什么》广受欢迎的年代相比,中国广大公众的受教育水平已经大大提高,他们接受科学技术知识的渠道已经大大拓展,他们的眼光当然也就不可能一直停留在几十年前的水准上。
  最后,新版《爱因斯坦全集》的问世,是中国科学文化传播事业中的一件大事。目前已出五卷,所收文献覆盖的年代是1879~1914年——正好到广义相对论问世的前夜。此时爱因斯坦已经因为狭义相对论等贡献而成为著名科学家。这五大卷约3000页(16开)的文献,勾勒出爱因斯坦从一个普通少年到世界一流科学家的成长之路,确实是不可多得的科学史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此书,洵为科学文化传播之大功德也。


科学的娱乐功能

  对于大众来说,科学确实具有娱乐的功能,甚至对于科学家们自己,也同样如此。开发这种功能,应该是科学文化传播的重要内容。近年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魔镜——埃舍尔的不可能世界》一书。此外,诉诸“博物情怀”的几种图书,如《塞耳彭自然史》、《植物的欲望——植物眼中的世界》等,也可以视为开发科学的娱乐功能的成功之作。下面是几种给我印象特别深的书籍:
  在无数为埃及艳后克丽奥帕特拉着迷的后人中,有一位法国人弗兰克·戈迪欧。他和他的考察队,利用核磁共振、声纳、全球卫星GPS定位系统等等现代科技手段,绘制成了水下亚历山大古城王宫区的地图,并在这一区域的海底发现了大量克丽奥帕特拉时代的珍贵埃及文物。《海底王宫——寻找尼罗河岸边的真正女王》一书图文并茂,记录了戈迪欧的探险故事,书中的图片主要可分为三类:一是传世埃及文物的照片,二是近现代西方艺术家创作的克丽奥帕特拉时代埃及题材的作品,三是在水下拍摄的亚历山大古城文物的照片。
  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对于历史上重要发明的选择会大不相同。比如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编的那本《人类1000年》中入选的事件,就和《解放日报》“千年百事”专栏入选的事件大相径庭。我在《万象》的文章中也选过23个我认为以往1000年中最重要的发明。但是这些做法,供个人风格发挥的余地还是太小,而约翰·布罗克曼既省力又讨好的办法就高明多了──他在互联网上提出“什么是过去2000年最伟大的发明”的讨论,各界人士踊跃回答,答案自然争奇斗艳,五花八门,他挑出一百份来集结成书——《过去2000年最伟大的发明》,确实是既好读又有价值。
  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家怀尔斯(Andrew Wiles),“隐居”七年,在完全对外界保密的情况下,猛攻数学史上最著名的难题之一,最后成功地证明了费马大定理。这故事本身确实颇有吸引力,因为在现代学术界已经极少有人这么干了。从表面上看,这本《费马大定理:一个困惑了世间智者358年的谜》似乎只是数学方面的科普著作。但作者在结构安排上,颇具巧思,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写成了一本数学史的入门读物。作者从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定理说起,娓娓道来。每一个重要的概念、每一个阶段性成果,都成为作者讲述数学知识的契机。书中两条线索相互交织,一条是怀尔斯的成长和工作进程,一条是与费马大定理有联系的各种数学知识。作者很能把握读者心理,讲数学知识时总能“见好就收”,不使读者出现厌倦之感。与此同时,各种用来吸引读者的花絮则层出不穷。
  开发科学的娱乐功能,这个想法虽然在国内尚未深入人心,但引进的很多书籍实际上已经在这样做了。

 

作者附记:
  本文中提到的书,只是我个人曾经注意到的。这些书都是这10年来在国内出版的。遗憾的是,它们几乎全部是中译本——都是从国外引进的。







2004年7月17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