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知识分子的市场转型

吴芸茜

 

  “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现象,是伴随着工业化产生的……”[1]在西欧,至少从文艺复兴以来,市民社会的存在,是文人、艺术家、编辑、记者等所谓知识分子群体得以存活的条件。学校、报馆、剧院、书店等都是在市民社会中存在并起作用的。一般情况下,他们并不受到政治社会的直接左右。生活在市民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相对说来,可以比较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工作职业、生活地点、以及学派和倾向。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一登上历史舞台,就迅速完成了由传统文人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他们开学堂,办报纸,搞出版,是比较有文化创业和文化传播意识的。陈独秀、鲁迅等众多的现代名人都曾经办过刊物,刊物的收入一般都相当可观。如果难以维系,他们就会选择停刊,类似于今天的公司宣布破产。而这种难以维系的刊物并不多,大多是因为言论涉及敏感的时政而被“封杀”。 而刊物的同人们又通常会计划再弄出一本刊物来,一来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尽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二来也可以补贴生计,维持自己相对体面的生活。可以说,现代知识分子一直与市场相濡以沫,同时也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在现代知识分子中,鲁迅是很有今天所谓市场意识的一个。我们通常只关注他伟大的、精英的一面,而忽略掉他日常的一面。其实他也会对于稿费相当在乎,以至于和多年相处的朋友失和。而张爱玲更是如此,对于经济帐非常清楚。即便和苏青成了闺中密友,到达互相唱和的地步,在经济上也几乎是如今AA制的两不相欠。可是,又有谁会觉得他们不够纯粹呢?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知识分子都很困惑,也很失落,在这个大众狂欢的时代,他们产生了几乎前所未有的、强烈的危机感——在这个市场中,知识分子何为?本文意图就本命题展开一些探讨。

 

一、当代,市场并非知识分子的滑铁卢

  有人说过,一切危机,既是危险,也是机会。
  在世界历史上,如英国的新教初期、德国的纳粹时代和中国的文革时代,都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失声”的时代。这种特别历史时期中,市民社会受到政治国家的粗暴干涉,知识分子也被迫牺牲了他们的“自由”,人格受到践踏,有些不得已沦为政治的“传声筒”,愚昧与暴力的“帮凶”。在那万马齐喑的日子里,知识分子没有独立和发展的机会,只有生存和立身的危险。
  进入改革开放,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发生改善,“臭老九”的帽子被摘去了,还一度成为社会文化的中心。可很快,穷字当头,一度的精英光环日趋式微。很多人慨叹知识分子的地位下降了,被商业社会边缘化。其实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在80年代所获得的殊荣并不见得怎么高,而是由于国家曾经亏欠和剥夺了他们太多,政策再度向他们倾斜而已。而随着市民社会的重新繁荣,知识分子不再享受政策的倾斜,就逐渐回归到他们本来的位置上去。 
  在知识分子中,也不乏因为改革开放,我们与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自身价值在全球化进程中被证实而受益的。以科学史家、翻译家戈革先生为例。他在2001年6月5日,接受了丹麦女王马格丽特二世授予的“丹麦国旗勋章”。这是他倾20年之力独自翻译11卷《尼耳斯·玻尔集》所应得的回报,是丹麦对于一位传播本国优秀知识分子思想的外国人的真诚感谢。在此之前,只有翻译家叶君健先生因为翻译安徒生而获得了同样的褒奖。而如果中国仍旧缺乏与外国的交流,戈革的劳动很可能得不到如此名副其实的回报。
  作为一名向国人介绍人类优秀思想的翻译大家,戈革在1999年尚且需要自费出版《史情室文帚》,实可谓无奈。但是后来此书被港台某出版社看中,想出港版的,他就不但要求出版社购买书的版权,还要求该社按照国际惯例逐一购买书中图片的使用权;为此也与出版社有过纠纷。这种强烈的市场意识还另一件事情中表现出来。曾有电视台准备请戈革先生出镜。戈革先生认为:你占用了我的时间,利用了我的智慧,所以应该向我付费。这使得到处被宠的电视台编导大感意外,觉得遇到了外星人。[2]而戈革的这种态度也显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优越姿态:媒体,它再强大,也只是一个媒介,它具有传播文化的职责和义务,在此意义上,它是需要知识分子这一股“人脉”的。而且,也许随着时代的演进,社会会提出小媒体,大知识分子的理念,也未可知。
  倘若以精神食量的层次来判断文化成果,流行文化、通俗文化,快餐文化,更能够满足精神上极度匮乏、饥饿的人,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可是,在基本的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他们通常会有更一步的需求,希望获得品质更好一些的东西。可以说,文化本身在大众这里就需要积累,你们不能指望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去阅读非常高深的东西。他们需要入门,入门之后各自的造化会大相径庭,有的人品味始终停留在某个层面,有的人不断尝试超越自己的阅读品味。
  可以设想,随着文化普及工作的推进,人们对于快餐文化也开始有所厌恶,亲近经典、回归经典的渴望会越来越强烈。通俗读物在改革开放后十多年的风靡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的淡出,这只意味着它们不清高的本质以及通俗的面孔与市场、与大众有天然的亲和力,于是,它们抢占了市场的先机。
  上个世纪90年代的张中行热体现了人们对于精英文化的热情。张中行在20世纪30年代初凭着过硬的古文功底考入北京大学,入主沙滩红楼,先后师从多位名家学者,诸如熊十力、胡适、梁漱溟、刘半农等。北大的求学经历自然使他获益匪浅,他涉猎广泛,打下了深厚的学术功底。解放后,他从事出版和中学语文教材编写工作,先后出版多部专著,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并在佛学和其他方面也卓有建树。但即使像他这样不求闻达,谨言慎行的人,在文革中也未能幸免于十年放逐的命运。他在90年代仿佛一件尘封已久的文物,一下子被发掘出来,熠熠闪光。那时人们谈得最多的话题就是他的“负暄三话”,一时可谓洛阳纸贵。学识、阅历、人生,为张中行先生积累了丰厚的财富,一旦社会环境相对宽松,这种厚积就必然薄发,化作他80年代如泉的文思。
  面对巨大的社会转型,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放眼市场,寻求将自己的储备最大化发挥。市场是需要竞争的,这些比较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领悟到这一点,开始在书斋中了望市场,运筹帷幄,他们相信,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知识积累和市场这条狼“共舞”,市场决不应当是他们的滑铁卢。
  逐渐,知识分子也在出版市场中,占据他们理所应当的一席之地。以余华的《活着》为例,此书是非常纯粹的文学作品。它在某些出版社的销量并不大,可是一旦与南海出版公司合作,书的销售量竟然累计达到40万册,也可谓强强联手;而他的《许三观卖血记》也被该公司销售达20万册。这些都是比较惊人的数字。而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其他相对通俗、流行的书反倒没有这个销量,比如安妮宝贝的书最多的一本《二三事》销售30万册,还低于纯文学作品《活着》。

 

二、厚积薄发,做个快乐文人,不亦快哉?

  知识分子的市场转型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堕落和向市场投降。在强大的市场利益的驱动和诱惑面前,一些知识分子融入市场的姿态近乎急功近利,这也是难免的(说句辛酸点的话就是穷怕了),不是每个知识分子都懂得爱惜羽毛,有所为,有所不为。因此,知识分子在市场中的分流成为大势所趋。由于当下整个社会和市场的浮躁,他们有的沦为文妓、文丐一类的人,有的索性整个转行;但也有一部分人是既保持了知识分子本色,又使自己的声音和文化传播得更远更响亮更纯粹的。这部分人让我联想起20世纪30年代的林语堂。
  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的历次转型对中国知识分子人生观几乎都是有倾覆性,具有一定杀伤力的。不论是五四,还是社会主义的种种运动,还是改革开放,都对知识分子身心构成强烈的冲击。鲜有知识分子是不曾遭遇过种种内外交困的。而林语堂就是一个例外。有论者断言,林语堂一生的思想没有大的发展变化,现代的个人主义思想是林语堂一生坚持的价值观念,他对个体独立、自由、发展的追求始终如一。[3]
  在改革开放前,奢谈知识分子精神和物质的个体独立性是非常难的。改革开放后,市场也给他们提供了“卖文”的机会。他们才有足够的空间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有机会改善生活的质量,他们完全有希望在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获得独立、自由和发展。
  在《自在人生浅淡写作》中,张昌文笔下出现了一个快乐的文人——“苏童热爱生活,他说,他是属于喜欢东张西望一类的人。喜欢一个人逛店,无所目的,满身轻松,像一个国家元首检阅仪仗队,让货架上所有的物品向你敬礼。他爱足球,系铁杆球迷。稿子可以不写,球赛不可不看。壶水开了,壶底可以烧通,比赛必须看完。他说看球是一种享受,做了球迷,宠辱皆忘,无苦恼,无迷惘,还堂而皇之地说,在这个世界越来越纤弱越来越苍白的时候,球赛会给你最后冲撞的力量。一度时间,他曾沉湎于麻将。他老自责自己缺少风度,一输就急,越急越输。有的牌友打趣说:看苏童的洋相,找他打麻将去!”这才是人性状态之下的健康的知识分子的一个侧影。[4]
  鲁迅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我想这些人当中不乏入世意识极为强烈的文人,那么在中国知识分子形态中是否能再多一个“快乐文人”呢?[5]
  也许是由于多年来媒体的片面宣传,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学者的生活就是皓首穷经,就是吃苦奉献,其实也不尽然。学者江晓原在答记者问时曾说,媒体描述的学者形象是有偏差的。学术生涯有枯燥的一面,但那绝非全部。“今天,学者的物质生活条件已经大为改善;而且,评价一个人的生存状态,还要看他的精神生活。年轻人经常问一个问题:什么样的生活是幸福生活?如果仅看物质条件,学者中很少有腰缠万贯的,但如果考虑到精神生活的质量、受尊重的程度、对时间的支配能力、对具体工作的选择能力等因素,我想我是幸福的。一个人做点自己感兴趣的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并且还能以此谋生,如能这样,难道不是幸福?”或许,他的这种幸福就是一个“快乐文人”所体验到的幸福吧。[6]

 

三、当代知识分子的多元化立场

  究竟是与市场共舞,还是与书斋相守?当代知识分子似乎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是离市场近一点,还是离书斋近一点,常常构成两难。毕竟只有少数清明的知识分子对自身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不再徘徊在歧路。我想这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他们是否在扪心自问:我是不是一个知识分子?我适合做一个怎样的知识分子?
  对于什么是知识分子,可以参考一下西方的定义。毕竟这个词来自西方。
  照时代周刊( Time )的时代论文所说[7],得到博士学位的人早已不足看作是知识分子。即令是大学教授也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至于科学家,只在有限的条件之下才算是知识分子。该刊在两个假定的条件之下来替知识分子下定义: 
  第一、一个知识分子不止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 他必须为观念而追求观念。 如霍夫斯泰德( Richard Hofstadter )所说,一个知识分子是为追求观念而生活。勒希( Christopher Lasch )说知识分子乃是以思想为生活的人。 
  第二、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批评他所在的社会而且反对现有的价值,乃是苏格拉底式的任务。 
  一个人不对流行的意见,现有的风俗习惯,和大家在无意之间认定的价值发生怀疑并且提出批评,那末,这个人即令读书很多,也不过是一个活书柜而已。一个“人云亦云”的读书人,至少在心灵方面没有活。 
  如果说这个定义过于苛刻,只适合定义知识分子中的精粹,那么海耶克的界定则更接近于通常人们所认可的知识分子[8]。他说,知识分子既不是一个有原创力的思想家,又不是思想之某一特别部门的专家。典型的知识分子不一定必须有专门的知识,也不一定必须特别有聪明才智来传播观念。一个人之所以够资格叫做知识分子,是因他博学多闻,能说能写,而且他对新观念的接受比一班人来得快。
  根据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界定,说明整个社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也在多元化。知识分子对于自身,并不一定就非遵从哪一种界定,而完全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立场把握和要求,一种是如前者所言,走向精英化,争取做一个“象牙塔”知识分子,立言传世,完成对文化自身的延续和积累;一种如海耶克所言,可以传播自己所接受的新观念,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弘扬文化,普及文化,促进整个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而且,这两种立场存在转化的机会和可能,并非截然对立。公共知识分子可以向精英知识分子转化,而精英知识分子也可以向公共知识分子转化。
  因此,在我看来,书斋与市场,这二者并不互相排斥。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没有书斋中的积累,何来市场与社会的效益?没有市场与社会的效益,又如何把书斋中的积累展现出来,让知识的光芒与更多人分享?就好比严肃的学术著作未必要有个严肃的标题,严肃的学者和学问同样也可以被日趋理性的市场所接纳。比如霍金的《时间简史》在出版市场的运作下,竟然也能够成为畅销书。又比如钮卫星博士的纯学术专著在出版时就采用了“西望梵天”这样一个十分抒情的名字,尽管涉及内容相当冷僻,是关于佛经和天文学的,可这个名字化解了让人生畏的严肃,不那么拒绝读者。
  在这样浮躁的时代里,做一个知识分子是难的,完成市场转型,不但有利于改善当代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也有利于增强他们对自身事业的信心,让他们更有激情地投入到书斋中的积累中。

  正如殷海光所言,“时至今日,知识分子自成一个占特殊地位的阶层之情形已经近于过去了。今日的知识分子,固然不限于在孔庙里,也不限于在学校里,而是分布在各部门里。”[9]所以,知识分子无论是走向市场,走向广场;还是“闭门造车”,皓首穷经,并不构成高下之分。关键在于自我的操守,在完成市场转型时要注意自己对于诱惑的抵抗力,保持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即便不急于完成市场转型,希望在书斋中有所作为,则应当完成最近某学者提出的“身体转型”,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保持良好的“战斗力”,真正做到学到老,写到老,活到老。 

注:
[1] 黄平:《知识分子:在漂泊中寻求归宿》,当代文化研究网 www.cul-studies.com
[2] 田松:《现代学者,古式文人——记科学史家、翻译家戈革先生》2004年4月14日
[3] 转引自施萍博士论文:《林语堂:文化转型的人格符号》,序言,第8页。
[4]《中外书摘》1999年第10期。
[5] 同[3],第163页,略有改动。
[6]王洪波:《“漂移”在“交界”上的“生活方式”──中国科学文化人悄然亮相》,《中华读书报》2001年9月26日
[7] ①Time,May 21,1965年.
[8] F.A,Hayek,The Intellectual and Socialism,in The
Inte11ectuals,edited by George B.de Huszar,I11inois,1960,
p.372.
[9] 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第十四章,台北桂冠图书公司,转引自当代文化研究网 www.cul-studies.com

 

 

2004年6月25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