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之际历法改革中各作用因素之分析

钮卫星(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 上海 200030)

 

摘要:该文以汉代到唐代的历法争论为中心,分析了引起历法争论和改革的原因,探讨了影响和决定历法争论双方胜负的主要因素。指出历法改革不是一项现代意义上的纯粹的科学活动,而是一项具有古代中国特色的文化和政治活动。
关键词:历法争论 历法改革 作用因素

On the Factors that Caused the Calendarial Debates and Reforms from Han to Tang Dynasty

NIU Weixi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Science,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concentrated on the calendarial debates and reforms from Han to Tang Dynasty, the reasons that caused the calendarial debates and reforms are analyzed first, the determinant factors that caused who won the debate are also discussed furthermore, it is pointed finally that these calendarial reforms are not pure scientific activities of modern sense but cultural and political movement with ancient Chinese features.

Keywords: Calendarial debates, Calendarial reforms, Determinant factors

 

一、引言

  在中国古代,历法因为有其特殊的象征意义,它们的制定和颁布完全有官方操办,被当作一件国家大事对待。而与此相关的一个特殊现象是,几乎每一部新历法问世的前后,都会引发一场争议。历法争论的双方或多方,往往并不简单地是真理与谬误之争。争论之胜方未必正确,败者未必错误;后颁行的历法未必就优于先前的历法;颁行的历法也未必精于未颁行之历法。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阐述,对中国古代影响历法改革的诸多因素作一梳理和分析,考察它们在历法改革中起着怎样的作用。这一研究显然也有助于认识历法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地位和性质。


二、引起历法争论的原因

  从汉代到唐代千余年间,较大规模的历法争论发生了不下十次。发生历争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以下五条是引起历法争论和改革最为常见和重要的原因。

  1. “改正朔、易服色”——历法改革政治层面上的原因
  “改正朔、易服色”是改历最直接、最常见也是最堂而皇之的理由。改朝换代,一切惟新。颁正朔于天下,正是政权确立和获得承认的象征。史书此类文字可谓比比皆是,以下略引五条:

  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史记·历书》)
  汉兴,方纲纪大基,庶事草创,袭秦正朔。……正朔服色,未睹其真。(《汉书》卷二十一律历志上)
  武帝元封七年,诏御史大夫倪宽曰:“与博士共议,今宜何以为正朔?服色何上?”宽与博士议,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汉书》卷二十一律历志上)
  魏文帝黄初中,尚书令陈群奏:“大魏受命,宜改历明时”。(《晋书》卷十七律历志中)
  北魏正始四年,公孙崇表曰:“帝王相踵,必奉初元,改正朔,殊徽号、服色,观于时变,以应天道”。(《魏书》卷一百七律历志上)

这里所谓“改正朔”就是要建立起一套有本朝特色的历法系统。“易服色”则是与邹衍终始五德理论有关的东西。按邹衍五德,周为火德,色尚赤;秦水克周火,秦得水德,色尚黑。张苍以汉为水德,当时学者颇有意见,以为是袭秦正朔。后来有人提出汉应为土德,汉土克秦水。但也有人提出暴秦不能算作一代,汉水是直接承周火的。

  2. “分至乖失,则气闰非正”——历法改革技术层面上的原因
  “分至乖失,则气闰非正”(《宋书》卷十三)是祖冲之进《大明历》所上奏表中所说的一句话,这句话很概括地说明了在古代一部历法为什么要精益求精地编排准确。因为如果历法有偏差,分点、至点定不准,则会引起“气闰非正”,这在古人看来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后汉元和二年(85A.D.)《太初历》误差越来越大,晦朔弦望与实际发生的时间差了一天。汉章帝命治历编昕、李梵等治新历,并下改历诏称:

  闲者以来,政治不得,阴阳不和,灾异不息,疠疫之气,流伤于牛,农本不播。夫庶征休咎,五事之应,咸在朕躬。信有阙矣,将何以补之?《书》曰:“岁二月,东巡狩,至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观东后,叶时月正日”。祖尧岱宗,同律度量,考在玑衡,以正历象,庶乎有益。……先立春一日,则四分术之立春日也。以析狱断大刑,于气已迕;用望平和随时之义,盖亦远矣。今改行《四分历》,……以明予祖之遗功。(《续汉书·律历志中》)

从汉章帝改历诏可见,改历的原因首先在于政治不得、阴阳不和、灾异不息等(这也是改历的一个常见原因,详见下文讨论)。其次是因为立春已经差了一日。改历诏说明了迫切需要校正立春的原因:《太初历》之立春日已晚《四分历》(被视为正确)之立春日一天,《太初历》立春前一日可以“析狱断大刑”,但据《四分历》这日立春,在这天析狱断大刑于气已迕。秋分以前、立春以后析狱断大刑在古代被视为有伤天地和气的事情,所以冬至立春等节气万万定错不得。
  《资治通鉴》载隋文帝开皇十七年(597A.D.)事:

  帝尝乘怒,欲以六月杖杀人,大理少卿河东赵绡固争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长庶类,不可以此时诛杀”。帝报曰:“六月虽曰生长,此时必有雷霆,我则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杀之。(《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八)

隋文帝很固执地要在六月杖杀一人,受到大理少卿的苦谏,虽然最后还是杀了那人,但文帝也承认六月生长,杀人是不妥当的。但他强调自己是天子,发雷霆之怒是“则天而行”,所以关系不会太大。这个反例还是能证明古人一行一动都要考虑是否合于时宜。隋文帝作为皇帝才敢在在六月杀人,其他人若要仿效,皇帝就要跟他秋后算帐了,具体的时间在秋分以后。
  在唐代的法律中对“析狱断大刑”的时间作了明文规定:

  诸立春以后、秋分以前决死刑者徒一年。疏议曰:依狱官令,以立春至秋分,不得奏决死刑,违者徒一年。其大祭祀及致斋、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气、雨未晴、夜未明、断屠月日及假日,并不得奏决死刑。(《唐律疏议》卷三十)

《唐律疏议》所说的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气等时刻,没有相当精确的历法是无法定准的。比如《太初历》立春晚《四分历》立春一日,所以于《太初历》立春前一日析狱断大刑实际上于气已迕了。
  这种在现代人看来有点不可思议的思想,其实与古人阴阳和谐的大理论是相符的。古人相信如果违反上述规定,就有国家多难、江山不保之虞。而如果某部历法被指控为违天,而且考验结果也如此,这部历法就必须得被取代,因为它已经不能正确地指导人们行事。但改历在古代毕竟是一件大事,所以往往要前后考验,群臣博议,历争也往往就在这种时侯发生。

  3. 预报交食不准——改历的一个重要原因
  预报交食发生的时刻和方位等,是中国古代历法的一项重要任务。如果历法对交食的预报不准,一般就要对它进行修改或甚至用一部新历法取代它。
  西汉围绕《太初历》发生了很多争论,有些争论在今天看来并不是科学层面上的争论。但是围绕月食预报准确与否的争论,却可以纳入今天的科学范畴。《太初历》预报永平五年(62A.D.)七月十六日月食,杨岑上书称“月当十五日食,官历不中”。于是又命杨岑推算七月至十一月的弦望,与官历较验。结果《太初历》全错,杨岑的结果都对。这样就引发了对《太初历》的修改。后来又有张盛、景防、鲍业等以四分法与杨岑较验,一年多下来,张盛等的结果又比杨岑的更好。最后《四分历》取代了《太初历》。
  《四分历》虽比《太初历》精密,但仍不是尽善。早在永元元年(89A.D.),《四分历》行用刚四年,就有月食预报失误的例子。当时有位叫宗绀的对《四分历》的月食法做了修正。本初元年(146A.D.)月食又出现误差,至熹平三年(174A.D.)二十九年中,早于预报时刻的月食共发生了十六次。于是常山长史刘洪作“七曜术”,太史部郎中刘固、舍人冯恂等作“八元术”、“月食术”,与《四分历》参照使用。
  熹平四年(175A.D.)宗绀之孙宗诚上书,称受其祖父法术,历法又当改正,并预言“今年十二月当食,而官历以后年正月”。果然如其所言,于是拜宗诚为舍人,并用他的方法推算月食。
  隋开皇十四年(594A.D.)七月,隋高祖询问日食的情况,杨素等奏称:太史共奏日食二十五次,只有三次发生在朔日,一次在晦日依言而食,但食不得时,又不知食起方位,其余皆无验。张胄玄所推全部应验,刘孝孙所推应验也过半。高祖闻奏,召刘孝孙、张胄玄亲加慰问。但刘孝孙提出先斩刘晖,才可改历。高祖不悦,所以改历之事作罢。
  唐开元九年(721A.D.)因《麟德历》预报日食接连不准,于是命僧一行作新历,因此有《大衍历》问世。
  由上可见,交食在历法改革和历法争论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正如一行在《大衍历议·日蚀议》中指出的,“使日蚀皆不可以常数求,则无以稽历数之疏密。”(《新唐书》卷二十九)交食预报准确与否,被当做是评判一部历法优劣的重要指标。但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视历法预报交食的准确性,主要是因为日月交食具有重大的星占意义。 [1]

  4. 灾异、祥瑞和重大祭祀活动等也引发改历
  《太初历》行用之后,反对之声不绝。汉昭帝元凤三年(78B.C.)太史令张寿王上书称:“历者天地之大纪,上帝所为,传黄帝调律历,汉元以来用之.今阴阳不调,宜更历之过也”(《汉书》卷二十一上)。张寿王所指的“阴阳不调”也见于《资治通鉴》卷二十三所载汉昭帝元凤三年事:

  春正月,泰山有石自立起。上林有柳树枯僵自起生,有虫食其叶成文,曰:“公孙病已立”。符节令鲁国眭弘上书,言:“大石自立,僵柳复起,当有匹庶为天子者。枯树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乎?汉家承尧之后,有传国之运,当求贤人禅帝位,退自封百里,以顺天命。”弘坐设妖言惑众,伏诛。

眭弘为符节令,他的上书是在其位而言其事,但太过书生气了。哪家帝王自愿“求贤人禅帝位,退自封百里”呢?宜其伏诛也。不过泰山石自起立、枯柳复生之类,在古人眼里确实是阴阳不调的象征,因此太史令张寿王将之归咎为改历之过。经过一番考核之后,证明张寿王的历法比《太初历》疏阔。结果治了张寿王“非汉历,逆天道,非所宜言,大不敬”之罪。
  实际上前引元和二年(85A.D.)汉章帝改历诏中论述改革《太初历》的原因时便首称政治不得、阴阳不和、灾异不息等等,所不同的是,汉章帝是自己主动向天下坦白,而张寿王则是非所宜言了。
  汉安帝延光二年(123A.D.),中谒者亶诵上言当用《甲寅元历》;河南梁丰言当复用《太初历》;尚书郎张衡、周兴皆通历数,以为“九道法”最密。于是议论蜂起,参与争论者分为几派,多达百余人。最后尚书令陈忠奏称:假如“四分有谬,不可施行”,那么“元和凤鸟不当应历而翔集”,并指斥他议皆属“漏见曲论,未可为是”。(《续汉书》律历志中) 于是这次历争暂时平息。有了“凤鸟应历而翔集”这一祥瑞,《四分历》终于占了上风,而张衡等精通历数的天文学家们的议论,倒成了“漏见曲论”。
  汉灵帝熹平四年(175A.D.),五官郎冯光、沛相上计掾陈晃言:

  历元不正,故妖民叛寇益州,盗贼相续为害。历当用甲寅为元而用庚申,图纬无以庚申为元者,近秦所用代周之元也。(《续汉书》律历志中)

于是议论又起。议郎蔡邕议曰:“三光之行,迟速进退,不必若一。术家以算追而求之,取合于当时而已。”从《四分历》推算,“上至获鳞,岁在庚申,上极开辟,则元在庚申”,所以以庚申为元,“谶虽无文,其数见存”,也就是说,《四分历》用庚申元是大有讲究的。至于国有妖民、盗贼,蔡邕解释说:“昔尧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舜叶时月正日;汤武革命,治历明时,可谓正矣,且犹遇水遭旱,戒以‘蛮夷猾夏,寇贼奸宄’。而光、晃以为阴阳不和,奸臣盗贼,皆元之咎,诚非其理。”太尉、司徒、司空根据蔡邕之议劾冯光、陈晃“不敬,正鬼薪法”,诏书勿治罪。(《续汉书》律历志中)
  这次历争的发起者冯光、陈晃更是直接把当时国内政治动荡、盗贼横行的局面归咎于历法用了不恰当的历元。蔡邕的议论却并不直斥其非,而有持其博学、强词夺理之嫌。
  贞观十四年(640A.D.)太宗将亲祀南郊,以十一月癸亥朔,甲子冬至;依李淳风术,以甲子合朔冬至。李淳风上言,称“傅仁均以减余稍多,子初为朔,遂差三刻”。司历南宫子明、太史令薛颐等言“淳风之法较《春秋》以来晷度薄蚀,事皆符合”。国子祭酒孔颖达及尚书八座参议,请从李淳风。(《新唐书》卷二十五)
  初唐的这次历争焦点是到底是依傅仁均的“癸亥朔甲子冬至”,还是依李淳风“甲子合朔冬至”。本来冬至与朔日是否在同一天也无关痛痒,然而恰好在这一年的冬至唐太宗将亲祀南郊,这是一次重大的国事活动,这种日子的选定在古代大有讲究.“甲子合朔冬至”在古人看来是不寻常的日子,许多历法的上元定在“甲子合朔冬至”,并被当作一个优点。正因为如此,当时参加议论的大都倾向于李淳风。最后果然从李淳风,以甲子合朔冬至。四年以后以李淳风的《麟德历》取代了傅仁均的《戊寅历》。

  5. 门户之争加剧历法争论
  历法争论中有时为了维护本门学统而使历争更趋激烈。后汉《四分历》行用后违天,先有宗绀上书改正,后有宗绀之孙宗诚也改正《四分历》。张恂以为宗诚术不对,引起历争。宗诚之兄宗整也加入争论,维护宗氏学统。争论的结果是仍旧施行诚术,但双方的结局都不体面:“恂、诚各以二月奉赎罪,整作左校二月”。(《续汉书》律历志中)
  魏文帝黄初中,韩翊以为刘洪《乾象历》改斗分太过,造《黄初历》,引起《乾象》、《黄初》之争。维护《乾象历》的主要人物之一是徐岳。徐岳议论道:

  刘洪以历后天,潜精内思二十余载,……为月行迟疾交会及黄道去极度、五星术,理实精密,信可长行.今韩翊所造,皆用洪法……(《晋书》卷十七)

  徐岳尝作《数术记遗》一卷,在书中自述云:
  余负帙游山,跖迹志道,备历丘岳,林壑必过。乃于太山见刘会稽,博识多闻,遍于术数。余因受其业,颇染所由。 [2]
  徐岳师从刘洪,理所当然要为《乾象历》与韩翊展开争论了。
  祖冲之造《大明历》,为戴法兴所阻,故大明历未行于刘宋一朝。梁天监三年(504A.D.)下诏定历,祖冲之之子祖暅之继承乃父遗志,继续申明宜用祖冲之历法。祖暅之在奏表中称“臣先世在晋以来,世居此职”。可见祖氏于历学一道是家学渊源。由于祖暅之的努力,祖冲之历法终于在天监九年(510A.D.)得以施行。

三、决定历争双方胜负的判决性因素
  1. 以实测结果检验历法优劣
  《太初历》施行后,汉昭帝时的太史令张寿王持有异议。昭帝命主历使者鲜于妄人诘问,张寿王不服。鲜于妄人请求实测日月晦朔、弦望、八节、二十四气来比较诸历疏密。昭帝命他与丞相、御史大夫、大将军、右将军史各一人在上林清台测验。以元凤三年(78B.C.)十一年朔旦冬至起,至五年(76B.C.)十二月至,共比较十一家历法的疏密。考核结果,张寿王历最疏远。接着又进行了一年较验,《太初历》结果最密,得第一;张寿王及待诏李信治《黄帝调历》,结果最差。他们又指责《太初历》亏四分日之三,去小余七百五分,故阴阳不调,谓之乱世。于是张寿王以“诵不详之辞,作祆言欲乱制度,不道”的罪名被判入狱。终不服,再治其死罪,遇赦不问。这里杂候上林清台就是在皇家天文台用实测结果检验。检验的结果固然是张寿王术最疏远,但张寿王不服这样的判决,以至于治其死罪。
  光和二年(179A.D.)宗诚推得四月月食,张恂等推得月食以“三月近、四月远”,要求废诚术,用恂术。恰好该年三、四、五月都是阴天,不知月食与否。第二年宗诚之兄宗整上书“去年三月不食,当以四月。史馆废诚正术,用恂不正术。”太史主此事者莫衷一是,只得说:“食当以见为正,无远近”。这里“食当以见为正,无远近”的说法虽然是主事者难以判断诚术、恂术孰优孰劣而采用的遁辞,但却是有一定道理的。据近代学者考证,光和二年三、四、五月都不发生月食。[3]既然不能从这次月食预报中判断孰是孰非,韩说、蔡较、刘洪、陈调等奉命综较诚术与恂术,结果得出“诚术未有差错之谬,恂术未有独中之异”这样一个模棱两可的结论。并建议继续施用诚术,废弃恂术。张恂不服,复上书,宗整、宗诚也不缄默,事下永安台核实,结果皆不如恂、诚等言。治三人谩欺之罪。但仍施行诚术,刘洪等被重用。可见这里的争端又诉诸于永安台的实测资料来解决。
  梁初因齐,沿用《元嘉历》。天监三年(504A.D.)下诏定历,祖暅之上其父历法。八年(509A.D.)又上书。乃诏命较验新旧二历气朔交会及七曜行度,起八年十一月,讫九年(510A.D.)七月,新历密,旧历疏。于是自天监九年正月始,用祖冲之所造《甲子元历》颁朔。这里祖冲之历法能取代何承天《元嘉历》,也是以实测证明前者比后者更精密为条件的。
  北魏延昌四年(515A.D.)太傅、清河王元怿等奏,以为“天道至远,非人情可量;历数幽微,岂以意辄度”,建议“今年至日,更立表木,明伺晷度”。如此,“三载之中,足知当否。令是非有归,争者悉竞,然后采其长者,更议所从”。 (《魏书》卷一百七)当时面对各家纷纷进献各自历法的局面,北魏的高级官员建议皇帝建造仪器,进行实测检验。希望在三年时间里使得“是非有归,争者悉竞”,然后选取其中与实测符合得多的行用。这里解决纷争、确定优劣的办法也是用实测。
  《大衍历》颁行后,瞿昙譔和南宫说等指控《大衍历》抄袭《九执历》。唐玄宗也同样想到用事实来说话,命令侍御史李麟、太史令桓执圭比较“灵台候簿”——一种皇家天文台的实测记录。结果“《大衍》十得七八,《麟德》才三四,《九执》一二焉”。(《新唐书》卷二十七上)检验的结果是《大衍历》最好,《九执历》最差。于是南宫说等被问罪,对《大衍历》的指控也被否决。虽然,这次所谓的用实测结果检验,是不能否决“《大衍历》抄袭《九执历》”的指控的。因为《大衍历》果真采纳了《九执历》的一些内容,取长补短,自然就优于《九执历》。事实上,经当代学者的研究,《大衍历》中的某些内容确实来源于《九执历》。[4]但是,不管怎样,用实测结果进行检验历争双方孰是孰非,不失为一个较为合理的方法,而且是一种颇具现代科学精神的方法。

  2. 符合经典与传统是历法被接受的重要因素
  元嘉二十年(443A.D.)何承天上《元嘉历》。皇帝下诏对此详加讨论。太史令钱乐之等提出了数条反对意见,其中一条称:

  又承天法,每月朔望及弦,皆定大小余,于推步交会时刻虽审,皆用盈缩,则月有频三大、频二小,比旧法殊为异。旧日蚀不唯在朔,亦有在晦及二日。《公羊传》所谓“或失之前,或失之后”,愚谓此一条自宜仍旧。(《宋书》卷十二)

钱乐之等对何承天为了确保交蚀必定发生在朔望而对旧法作出的改进表示了异议,认为自古以来日蚀不只发生在朔,也有在晦及二日。其实这只能说明旧法不精确,《公羊传》也将这种情况称为“失”。后又有员外散骑郎皮延宗就月有频三大、频二小责难何承天。何承天只得改新法依旧术,不再每月定大小余。这里我们看到了改革思想遇到保守的传统思想反对而退却的例子。
  高洋代东魏称帝,建元天保(550-559A.D.),为北齐文宣帝。文宣受禅,即命散骑侍郎宋景业协图谶,造《天保历》。宋景业奏称:“依《握诚图》及《元命包》,言齐受录之期,当魏终之纪,得乘三十五以为部,应六百七十六以为章”。(《隋书》卷一十七) 文宣大悦。听到自己篡位竟是符合图谶、顺天应人之举,当然高兴。
  唐傅仁均治《戊寅历》,历成,上表称《戊寅历》可考验者有七:(1)唐以戊寅岁甲子日登极,历元戊寅,日起甲子,如汉《太初历》;(2)冬至五十余年辄差一度,日短星昴,合于《尧典》;(3)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入蚀限,合于《诗》;(4)鲁僖公五年壬子冬至,合《春秋命历序》;(5)月有三大三小,则日蚀常在朔,月蚀常在望;(6)命辰起子半,命度起虚六,符阴阳之始;(7)立迟疾定朔,则月行晦不东见。(《新唐书》卷二十五) 用今天的标准来判断,以上5、7两条还可以说是对交食和月亮运动的推算达到了一定的精度;另外五条所谓“如《太初历》”、“合于《尧典》”、“合于《诗》”、“合《春秋命历序》”、“符阴阳之始”等只对古人有意义,它们无非是要说明自己的历法乃符合经典和传统之作。
  要使历法符合经典和传统,是古代历家普遍接受的判据,在历法争论中,也为历争双方共同接受。刘洪《乾象历》、一行《大衍历》堪称一时巨制。然而《乾象》、《大衍》也未能免俗。乾象“依《易》立数”;《大衍历议》也称言其术推大衍数而成,应于《易》。

  3. 帝王个人的性情好恶和政治目的影响历争双方胜负
  史称隋文帝杨坚“好禨祥小数”(《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八)。隋朝前后两次大规模历争双方的命运跟隋文帝的这一性格密切相关。
  杨坚要行禅代之事,想搞出些符瑞来说明自己篡位是顺天应人之举。有一道士张宾,投其所好,自称通晓星历,说有改朝换代的迹象。又说杨坚仪表非人臣相。张宾因此受宠。隋高祖受禅之初,即命张宾与刘晖、董琳、马显等十六人议造新历。张宾等依何承天法,微加增损,于开皇四年(584A.D.)撰成奏上。高祖乃下诏曰:

  张宾等心存算数,通洽古今,每有陈闻,多所启沃.毕功表奏,具已披览.……有一于此,实为精密,宜颁天下,依法施用.(《隋书》卷一十七)

张宾精于钻营,杨坚篡位后又急于易正朔改服色。《开皇历》增损旧法而成,“实为精密”云云徒为空谈而已。《开皇历》即行,刘孝孙与冀州秀才刘焯并称其失。张宾正有宠于高祖,刘晖又附会之。二人共短刘孝孙,指控他“非毁天历,率议迂怪”,刘焯则“妄相扶证,惑乱时人”。新历刚刚颁布,政权刚刚稳定,刘孝孙和刘焯改历的呼声在隋高祖看来太有点不合时宜。结果二刘以他事斥罢。
  张宾、刘孝孙先后死去。前次历争中的配角张胄玄获得进用。刘焯又增损刘孝孙历法,更名为《七曜新术》,奏上。然刘焯法与张胄玄法颇相乖爽,袁充与张胄玄颇忌刘焯,故刘焯法未被采用。
  开皇十七年(597A.D.)张胄玄历成,高祖命杨素等校其短长.刘晖等执旧术,与司历刘宜援据古史影等,共驳张胄玄。刘宜列举从古以来二至太阳位置、日影长和月食发生的位置、食分、食长、所起方位等大量数据,用来比较新旧历法的疏密,证明旧历能较好地符合天象,而张胄玄历不能尽中。两派迭相驳难,高祖惑焉,逾时不决。恰在此时有位通事舍人颜敏楚上书说:

  汉落下闳改颛顼历作《太初历》,云后八百岁此历差一日,当有圣者定之.计今相去七百一十年.术者举其成数.圣者之谓,其在今乎? [5]

高祖大悦,欲神其事,于是下诏:

  朕应运受图,君临万宇。思欲兴复圣教,恢弘令典,上顺天道,下授人时。令与太史旧历并加勘审,胄玄历数与七曜符合;太史所行乃多疏桀。刘晖、郭翟、刘宜、任悦往经修造,致此乖谬。庾季才、刑俊、郭远、苏粲、傅俊、成珍等虚行此历,无所发明。论晖等情况,已合科罪,方共饰非护短,不以正法.季才等附下罔上,义实难容。(《隋书》卷一十七)

结果刘晖等四位首犯除名;庾季才等六人削去官职。张胄玄历法付有司施行,其本人被擢升为员外散骑侍郎,领太史令。历争双方的命运可谓有天壤之别,全在高祖“欲神其事”一念。
  由于张胄玄、袁充进用,使得刘焯和他的《皇极历》受到排挤。大业四年(608A.D.)太史奏“日食无效”。炀帝召刘焯,欲行其历。然而袁充正受宠幸,与张胄玄一起排斥刘焯之历。正好刘焯死,《皇极历》终究不得施行。当时术士皆称《皇极历》精妙。
  张宾、张胄玄和袁充的进用和被宠正是与隋文帝的个人好恶和政治目的有关。这直接影响了刘孝孙与张宾、刘焯与张胄玄之间发生的历法争论。不仅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各自的命运,更使得当时相对先进的历法得不到颁行。

四、余论

  通过本文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历法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具有深刻思想基础的一种文化现象。每一次历法改革中发生的争论,决非只是简单的真理与谬误之争。历法改革不是一项现代意义上的纯粹的科学活动,而是一项具有古代中国特色的文化和政治活动。从引起争论的原因到决定历争双方胜负的因素来看,都超出了作为一种精密知识体系的历法本身。
  我们可以把中国古代的历法改革分成“改术”和“改历”两个层面。有时某部历法中的几项数据被修正了、某个或几个计算公式被修改了,在我们今天看来,这部历法已经有了实质性的改变。但在古代这不属于历法改革,这只是一种改术。如后汉《四分历》行用之初,便有宗绀用他的推算方法对《四分历》月食推算法作了修正(89A.D.)。熹平四年(175A.D.)宗绀之孙宗诚称受其祖父法术又对《四分历》作了修正。同时刘洪等人的《九道术》等也被用进《四分历》。但这种修补工作不称为改历,当时的官方历法始终是《四分历》。
  有时历法在技术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改进,如曹魏杨伟作《景初历》(237A.D.),晋代魏后袭用《景初历》,只是改名为《泰始历》。又一行《大衍历》称不刊之典,其后如《宝应五纪历》等都只是增损大衍旧术而已,但这却是古人眼里的改历。
  因此大致可以这样来理解:改术只是在一部历法内部作修改,以维持该历法的各项功能,尽量延长其行用寿命。改术在客观上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我们今天所谓的科学活动。改历则要通过有关部门提请,皇帝批准,群臣博议等一系列程序的一项复杂活动,在本质上是一项政治活动,往往拌有大规模的历法争论发生。在改历过程中起作用的因素,在今天看来大多是非科学的。
  历争又往往因为帝王驾崩或朝代终结而结束。祖冲之《大明历》原定于大明八年(464A.D.)颁行,然而恰好刘宋世祖驾崩而作罢。《乾象》、《黄初》之争,其实《乾象》已占上风,却碰上魏文帝驾崩,历争自然平息,《乾象历》也不得施行。唐中宗反正,太史丞南宫说造《乙巳元历》将成,而睿宗即位,罢之。北齐武平七年(576A.D.)董峻、郑元伟非《天保历》,引起历争。加入争议的还有刘孝孙、张孟宾等,然而争论未定,北齐被北周所灭,历争也就作罢。这些充分说明了,历法带有强烈的帝王个人色彩和朝代特征,围绕历法的争论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纯粹的科学论争。
  天文学是中国古代各知识体系中最为严密的一种,而历法是其中数理含量最高的精华部分。一段时间以来学者们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是:“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涉及一系列问题,譬如“科学”一词的定义等等,而尤其必要的是,对最有可能成为“科学”的各门古代知识作一番具体的考察。本文对引起古代历法改革、历法争论的原因以及决定历争双方胜负的因素等问题的考察,可以看成是这样一种具体的工作。


注:
[1]参见江晓原《天学真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153-160页的有关论述。
[2][清]阮元,《畴人传》卷四。
[3]朱文鑫,《十七史天文诸志之研究》第53页,科学出版社,1965年。
[4]陈久金,瞿昙悉达和他的天文工作,《自然科学史研究》第四卷第四期(1985年),P. 321-327。
[5][清]阮元,《畴人传》卷十二“张胄玄传”。

 

 

2004年6月6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