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 亡

田 松

 

  大约是1991年深秋的一天,天已经很冷,我逛到清平宿舍,见他神色黯淡。几句闲话之后,他说,“你知道吗?戈麦死了。”我一时茫然,他又说:“死的很奇怪,在清华的一个水沟里自杀了。”我问:“为什么?”他说:“现在还不清楚,失踪了好几天,才找到尸体,证实是自杀。”我并不了解戈麦,只知道他是出身北大的青年诗人,这时距海子的死似乎没有多久,对海子的纪念还在进行着。我与戈麦无从相识,甚至还没有读过他的诗,如果我做出沉痛的样子,一定很假。这种气氛使我尴尬,二人一时无话。我依稀记得清平表情凝重的样子。忽然,我说:“怎么你们北大人都得这时髦病了。”清平一下子愣住了,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竟会这样评价一个人的死,他说:“哥们,别这么说呀!”清平是个平和的人,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我从来没有从他的嘴里听到过过于激愤的言辞,对于他不喜欢的人,他不会与之争辩,而会选择躲开。果然,我很快觉得无趣,讪讪地告辞了。事后,我曾几次找他,想挽回我的失言,但一律遭到冷遇。回头想来,我也觉得太过伤人,不能自谅。
  很久很久之后,也许有一年之久,我们的交往才慢慢接续起来,但已失去了往日的随意。这件事,我们都没有再提。但我并没有忘记,我常常会想,我为什么会说出这样无情的话来?

  我最早思考死亡问题是在上高中的时候,我绞尽脑汁地运用我的全部知识,试图理解或者想象死亡的状态、死亡的感受。大二、大三期间,又有差不多整整一年的时间里被死亡的恐惧笼罩着。既然死亡是不可避免的,生存的意义在哪里呢?既然我此生的荣誉和耻辱,世人对我的赞美和辱骂,都是我死后所不能感觉到的,我现在的选择还有意义吗?我所在意的人言是非还有意义吗?我该以什么标准来评判我现在的选择呢?存在永恒的意义吗?死亡是死神的一次格式化,不论你这张盘里装的是什么文件,是百科全书还是黄色电影,一旦FORMAT,就什么也读不出来了。
  几年以后,在读研究生期间,我自信解决了灵魂的安置问题,不再为生存的意义所苦恼,也不再追寻永恒的意义。就如赖欣巴哈所说:“世界除了你加在里面的意义之外就再也没有其它的意义了。”生命的意义在于生命的过程之中。当时我切实地感觉到,我已经不再恐惧死亡,能够以平和的心态看它了。“我以物理学的朴素的眼睛来看待这个世界。”我自负地写道。
  1980年代末的一个秋天,暑假后回到北京,见到一些大学同学,说起前些天发生的事情,有人说:“立波给你算了一卦,说你死了。”后来,立波对我说:“我一看卦相不好,就跟他们说,完了,老美死了。我真是觉得你死了。不过我心里特别平静,我就觉得你就该死了,就像……”“就像一片叶子落了。”我说。立波的话使我感到温暖,我们的友谊默默地生长。
 
  很多很多年以前,有一次和父亲通电话,他说:“你爷爷死了。”这个消息顿时使我陷入了尴尬之中,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在他眼里,我是一个六亲不认、没有感情的狼崽子。很小的时候他就这样说我。我不善于表达感情。亲戚往来,我既不表示欢迎也不表示欢迎再来。其实我并不是不喜欢他们,至少他们的到来能让我能借光吃点好东西。我只是觉得,我不是主人,没有表示欢迎的资格,他们的来去同我的欢迎与否也没有一点关系,如果我鹦鹉般地做出笑脸,说欢道迎,是很滑稽的。即使和我私交很好的亲戚,我也同样缩在后面,不说什么,我不愿意为了让人说我有感情就表示给人看,我更不喜欢把感情变成仪式,用仪式的程度来判断感情。但是大人把这种仪式叫礼貌。现在,我终于也学会了一点礼貌,甚至在相当多的时候也能礼貌得很自然。然而少年时的情结虽有松动,但依然鲜活,这常常使我一面礼貌,一面尴尬,一面心中窃笑,有时是厌恶。
  奶奶临去世的时候,我去了老家,我忽然记不得我那时是在读高中还是已经上了大学。老家亲友很多,很多人在家里忙,有人在准备丧事,有人在等候吊唁。我认真地注视他们的表情,想找到他们的言语、表情与心情之间的对应关系,我想,如果人类没有语言,感情的交流是否会更准确呢?
  爷爷的死讯使我沉默了好一阵,不知道都说了些什么,自然,我的尴尬让父亲很不愉快。有一年春节回家,父亲还提到了这件事,批评我没有感情,对爷爷的死竟没有什么表示。毕业参加工作之后,我逐渐能够和父亲做比较和谐的谈话了,于是我说起了立波对“我的死亡”的感受,以及我对他的感受的感受。
  秋天来临,有树叶飘落,是正常的。
 
  死亡只是生命序列中的最后一站,如果我们应该理性地评价一个人的生,也无妨理性地看待他的死。我不以特别的心情和口吻谈论一个人的死,并不意味我对他有何不敬之心,在我看来,是表达了另一种方式的尊重,因为我没有把他当作一个特别的人,没有把他排除在我们之外。同时,这也是我对死亡本身的敬重。毕竟,死亡是一个比较大的事件。人有选择的自由,同时也要付出选择的代价。既然死者做出了选择,我便尊重他的选择,同时也无妨理性地评价他的选择。海子的死是辉煌的,我甚至认为卧轨这一说法不够准确,在我的想象里,应该是一位被自己的精神激荡得热血沸腾的青年扑向了隆隆的火车,与他拥抱。读过他的诗集之后,我更确信这个想法。这样的死亡不使我悲伤,却使我心潮澎湃。海子使死亡成了一面放大镜,与他有关的一切都被一层层地放大、变形,尤其是他的诗。生前他只是这一时代众多诗歌青年中的一员,而死亡使世纪舞台的追光灯打到了他的身上,把他照射成为他们之中最杰出的代表。海子没有看到他的身后事,但是戈麦见到了。我深信这一事件及其后果对戈麦有强烈的影响。死亡也同样放大了戈麦。在很大程度上,我之所以读或者之所以能读到海子和戈麦的诗,也正是由于这种放大。但如果说他们的选择只是获得放大的一个手段,则未免把生命看得太轻了。即使他们将诗歌看得比生命还重,即使他们相信牺牲生命可以保全诗歌,这种看法也是我不能认同的。所以殉诗一说虽很悲壮,却让我感到怪异。这种假说对于海子不能成立,对于戈麦也不能成立。然而我相信,海子的死对戈麦是一个巨大的暗示,这个暗示在戈麦苦闷的日子里越发明亮,仿佛一只黑色的灯笼引领着他,在他面临众多选择而无可选择的时候,便不由自主地走向了死神。
  我们只能接受他们的选择,就如接受他们在诗歌中使用的词语。选择生或者死,与采用“推”还是“敲”,都是他们的主动的自觉的选择,我为什么不能以同样的心态来评价呢?也许,正是为了凸显这两者之间的相似,我才不惜采用了一个对于死者来说太过刻薄的词语吧。
 
  写到这里似乎有了些伤感的调子,这伤感不是来自感情,而是来自理性。因为对于海子和戈麦,我实在不能说有感情。然而,我并非总是能以平淡乃至冷酷的心境面对死亡,有另外两个人的死亡曾真正引起了我的悲哀。一个叫严文九,一个叫杨萍。
  1988年我离开南京之后,曾经在京郊一所高校教书。严文九是那所学校的学生。我没有真正教过她,只是替同事给他们年级代过几堂课,班里是否有她我并未注意,我是事后认识她的。严文九性格开朗,爱笑,二三年级时她和同学一起经营租书,曾要求我支援一些闲书给她。我给了她几本,记得其中有戴厚英的《人啊!人》,那是在我刚上大学时给过我许多精神力量的一本书,我建议她要精读。我们的交往其实不多,但因为她是最早与我打交道的学生之一,所以感觉很熟悉。算来是1990年年底,或者是1991年年初的时候,她几次在路上碰到我,说想跟我聊聊,我当时忙于一本书的翻译,不可开交,可能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欢迎,一直没见她来。又过了一段时间,大约几个月吧,也是在路上,她对我说:“前段时间我遇到一点麻烦,现在已经过去了。”我感到愧疚。在她需要我帮助的时候,我没有到场。当时我说:“这样更好,自己解决了,那就是彻底解决了。”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推想起来,应该是个人的情感问题吧,便没有多问。1991年6月,她即将毕业,曾说过要我在她的纪念册上留言。后来有一天,在校园里遇见她和一群同学,忘了当时要做什么,匆匆打了个招呼,我就去了办公室。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几个月后,就听到了她的坏消息。那一年的10月2日,她和几位刚毕业的同学骑车去慕田峪长城,回来的路上,出事了。据同去的同学讲,她落在最后,大家久等不见,回去找,在一个拐弯处发现了她。她摔在路基下面,很小的坡,完全不应该有危险的地方。又有人说,当她被发现的时候,她的单放机还在转着。也有人说,可能是因为听音乐,使她分散了注意力,所以才出了事。这件事使我伤感了好久。叶子正青,还没有长大,怎么可以落呢?这不是她主动的选择,这是死神的一个误操作,他把写满了青春乐曲刚刚播放的一张盘给格式化了。那尚未播出的部分将永恒地沉入到神秘的黑暗之中,而我的愧疚,则永远无法补偿。

  也许我是没有资格愧疚的,我常常自作地负担上一些自作的责任,当我得知杨萍的死讯时,这种责任感又涌上来,使我自责。
  我是在火车上认识杨萍的。我们之间的全部交往和了解也只限于火车上的十几个小时。这是一个充满神经质的姑娘,“我喜欢蛇,”她说,“我喜欢这种冰冷的东西。”她说话的时候有一个独特而怪异的手势,她把手放在自己的鼻子前面,握成拳头,伸出食指,向着对方的眼睛,直直地戳出去,随着话语收回来,再戳出去。一开始,我几乎本能地要闪避她的手指,不过很快就适应了。这个手势实在是太怪了,按照昆德拉的说法,姿态比人更长久,它能以人为载体,不断地流传。我不知道杨萍的手势是从哪里来的,我从来没有见过第二个人有类似的动作,或许是她独创的吧。杨萍很年轻,刚刚毕业一两年的样子,在山东招远的一个邮电局工作。她所生活的世界完全在我之外,是我完全陌生的。她很善谈,也喜欢提问,所以我们的谈话基本是她说我听,她问我答。她讲她的生活,她的烦恼,她对人和事的观察和看法,谈到激动处,她的手指就在我眼前不断地伸缩。我想她正处于青春的迷茫之中,她有冲动,但不知道冲向哪里。我给她推荐了几本书,并答应她,回京之后给她寄去。
  那应该是1993年夏天,或者是1994春天的事情,我自己还在疲于奔命,加上我的懒散,一直没有履行诺言。后来我去了一家行业报做副刊编辑,想起了我的承诺,便顺手给她寄了一份有我文章的报纸。没过多久,报纸退回来了,退条上写着:已故。我完全没有看懂是什么意思。于是通过114找到了她单位的电话,打了过去。回答说:“不在了。”我还没有听懂,问:“不在了是什么意思,是现在不在,还是调走了。”回答说:“去世了。”我听懂了,一下子有点懵,我问:“怎么死的?”回答说是自杀。我楞了好一会儿,说,我想了解详细的情况,也想给她的父母打个电话。电话那边犹豫了一会儿,换了一个女人,听声音是位中年女性,她仔细地问了我和杨萍的关系,沉吟了很久,对我说:“不要给她家里打电话了。已经过去几个月了,不要再惹人家伤心了。”
  在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经常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个神经质的瘦弱的姑娘,想起她一根手指对着我的眼睛戳戳点点,像是瞄准的样子。一棵刚刚泛绿的枝芽突然折断了,与严文九不同的是,杨萍亲手按下了回车键。回想起每次格式化硬盘,我在敲击确认那一刻的犹豫,不由得佩服杨萍,这该需要怎样的勇气!再想起几年前对戈麦的评价,的确是太轻率了,但也感到困惑,为什么同样的选择,我会有完全不同的反应。也许在我的心里有这样的意识,戈麦与海子是主动的,而杨萍是被动的、无奈的。我能想象得出,以杨萍的精神气质,在她所生活的小镇该是多么特别,多么另类,多么不能被人理解。我想象她很孤独,没有可以说话的人;我想象她可能失恋,找不到排解的渠道;我甚至想象,这个特殊的姑娘选择的方式一定是切腕,她会眼看着自己的血一点一点地从她的身体流出去,把她的生命带走。有时我也想,她那个独特的手势会不会如昆德拉所说,有它独立的生命,被另一个人不知不觉地接受,不知不觉地表现出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想象着杨萍的死,并深深地自责。如果我一回到北京,就履行我的承诺,给杨萍寄去我说过的那几本书,是不是杨萍就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这并不是说我推荐的书有什么魔力,我只是想,也许我的存在能够为她打开一扇通向另一个世界的窗口,为她的生活多提供一些选择,给她的另类增添一点力量。即使她身边有什么解不开的问题,至少多一条释放的渠道。
  很多时候,善恶只在一念之间,生死也在一念之间。

  自从我明确地意识到死亡,死亡的影子就在我的身边徘徊着。我喜欢登高,喜欢冒险,在绝顶处一览众山。每当那时,死神就会从我心中显现出来,跑到我的身边诱惑我。我明明白白地知道,只要我向前一步,就会永远地融化在蓝天里。这时会有一个我提醒自己:退后。当我等候在站台上,呼啸的火车从我眼前掠过,我也常常会有意识地后退一步,我担心自己会在另一个我的蛊惑下迈出一步。只一步,隔着阴阳两界。
  这种生死一线的感觉让我颤栗!
  死亡的心绪经常笼罩着我,我设想了很多种死法,也许最好是用枪,高楼落体也很不错,在我跌落的那一瞬间,我是否会有一种快感?1997年9月的一天,我去机场接人,由于迟到的缘故,我不停地催司机快一点,快一点。出租车在机场路上疾驶,我似乎隐隐地期待与隔栏另一面同样飞驰的汽车砰然相会,在那一个瞬间,我会有快感降临吗?
 
  如果死亡对于死者是一种快乐,生者是否应该与之同乐?
  如果死亡对于死者是一种解脱,生者是否应该与之同贺?

  如果活着不是快乐,而是责任,这种生活还有意义吗?
  如果活着不是选择,而是程序,这种生活还有意义吗?


1996年9月北京 万泉庄
1997年9月17日
2002年11月14日
2003年3月23日
2003年5月12日
2003年5月21日北京 稻香园
2003年10月27日CZ8722次航班
(发表于《美文》2004年第4期。文字上略有修饰。)

 

 

2004年5月23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