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2004年4月16日《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

 

历史学发展自身也是历史问题

刘 兵

 

  香港学者许冠三先生的《新史学九十年》这本原出版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史学史著作,作为岳麓书社出版的“海外名家名作”系列中的一种在大陆出版,虽然表面上只是在已经为数不少的史学史和史学理论著作中增加了一个品种,但其视角和写作思路的独特,依然使它为史学史的研究增加了一种新的风格。
  此书书名虽然明确点出“新史学”,但却与国内史学理论界有的几部也用了此标签的著作有所不同。无论是问世于20世纪初的梁启超撰写的名篇《新史学》,还是后稍后些由美国人鲁滨逊于1911年写成和由法国年鉴派史学家勒高夫等人于70年代主编的著作,也都用了新史学这一概念作为招牌。可见在史学中,“新”这个形容词所形容的对象,由于历史的演进,倒是很快就变旧了。但历史之所以仍然由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家不断重新写出,却又无疑表现出史学家们观念、视角和方法总是处在持续的更新之中。历史学著作如此,以历史学研究为对象的史学史研究,当然也是如此。
  从许冠三的这本史学史著作中可以看到,他眼中的“新史学”是从梁启超开始算起,而且范围界定在中国史学家的圈子,当然,不管新不新,这总也是一种分类。从细目上讲,他将不同阶段有代表性的中国史学家分别归入考证学派、方法学派、史料学派、史观学派和史建学派,这也算是有些新意。但尽管分类本身已经蕴含着史观在内,但如何分类毕竟更多地属于一种形式上的新,而在对这些史学大家的思想的分析、整理与评说中所体现出来的新见解,那才是最有价值的东西之所在,也就是现如今我们口头经常挂着的创新之处。其实,无论是科学的研究,还是人文的研究,只要是真正的学术研究,打不打创新的旗号都无所谓,但若真无创新之外,那肯定不会被人重视,也更为会被列入“名家名家”这样的丛书系列了。确实,许氏的史学史考察,在眼光与方法上,有着与众不同的新颖之处,但由于他叙述的内容是长达九十年时间跨度的史学发展,要想将其一一道来,一则篇幅不允许,二则,也因评论者的见识之局限而不可能。在此,不妨仅择出两点稍加议论,或许倒有一孔窥豹的借口与可能。
  其一,是作者在对台湾教授殷海光的分析评论中,涉及到对于史学与科学之异同与互通之可能性的问题。因为殷氏确认历史是一门科学,而他所说的科学,是以一学科致知所用的基本设定、理论造型和致知方法为准,他曾再三指出,凡科学陈述,从全称的定理定则,到特称的事实记叙,都不过是经过验证的假设。他始终坚持,除科学外别无真知,他深信历史学不只应该“科学化”,而且能够“科学化”。史不欲获得“准确知识”,舍用科学方法,特别是假设、归纳、演绎和说明等程序,实别无他途。而就历史研究中的印证或证实来说,也不过只是两种方式而已,一为文献互勘,一为文献与其他资料对证。当然,后期殷氏亦有部分转变,如承认现有科学原理并和规律并不足以解尽古今大事等。关键点在于许冠三对殷氏史观的评论。许氏明确指出:“殷氏的史学思想无疑有许多疏漏,病根几乎全在‘科学迷思’。他对行为科学所抱的侈望之侈,间中且有甚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泛科学主义者。他自行放弃的‘后设历史学’构想姑且不论,即令是五十风前写定的科际事例论也未曾洗净科学迷思的铅华。”在承认殷氏作为海外“历史科学人”运动开路的先知的前提之下,能对殷氏的“科学迷思”有如此议论,也可谓是许冠三之犀利之见了吧。
  其二,在对从梁启超开始的“新史学”的历史发展追溯与梳理中,许氏竟是以自己的“多元史络分析”历史观作为结束,在对史学史的讨论中,将自己的学说也列入讨论范围,也算是不够谦虚,但尽管如此,如果就许氏自己对自己的学说进行的总结来看,他的观点,却是颇能引起本文作者的某种共鸣的,那么,是否谦虚,也就无所谓了吧。譬如说,在许氏看来,“‘历史之全’恰如一张有始无终、无边无际的无形立体网络。史学家所染指的,不论是个案史、断代史或专门史,乃至所谓‘通史’、‘全史’,从来都是截取这无穷巨网的一部,一体积大小不等的小立体;一史事,一史迹集团,或一历史潮流,也不过是一组形态粗细差等、联系错综复杂的史眼和史结。”当然,他的多元史络分析,还包括了像多层次分析说,多面相、多角度与多焦点一义等指喻。姑且不谈依据他的多元史络分析来从事具体研究的可行与否,仅就整体的历史观描述而言,这些见解也还是很有些意思的。
  读一本书,既可以在全书中处处觅得新知,那当然是一种因书好而带来的境界,但即使达不到这种境界,却也无妨仅满足于几处的会意与启发,有了后者,便可说不虚此读。阅读《新史学九十年》,至少笔者本人有此感受,当然,其他高人也许会在对许氏著作更加仔细、全面、深入的阅读中,发现更多的新意,不过,那就是人家的事了。

  许冠三著,《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9月出版,定价:28元。

 

 

 

2004年5月9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