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归科学,坏的归魔鬼

田 松

 

  话说丹麦王子哈姆莱特因计算错误误杀了奥菲利娅他爸,奥菲利娅他哥雷欧提斯回国问罪,正赶上奥菲利娅溺水而亡,两位青年才俊在奥菲利娅的葬礼上红眼相见,跳着脚就要决斗,正好被哈姆莱特他叔借刀杀人,一场大悲剧即将开演,哈姆莱特来了一段真情告白,差点儿改变悲惨的结局。“原谅我,雷欧提斯;我得罪了你,可是你是个堂堂男子,请你原谅我吧。……难道哈姆莱特会做对不起雷欧提斯的事吗?哈姆莱特绝不会做这种事。要是哈姆莱特在丧失他自己的心神的时候,做了对不起雷欧提斯的事,那样的事不是哈姆莱特做的,哈姆莱特不能承认。那么是谁做的呢?是他的疯狂。既然是这样,那么哈姆莱特也是属于受害的一方,他的疯狂是可怜的哈姆莱特的敌人。”(朱生豪先生译文)这个解释听起来像真的似的,让人感动,于是雷欧提斯马上产生了原谅哈姆莱特的念头。出于对王子殿下的同情以及对悲剧的恐惧,我也马上原谅了哈姆莱特。

  “科学是一把双刃剑”已经成了今天的流行语,我虽然不大喜欢,也不怎么反对。如果我们相信辩证法,凡事来个一分为二,就像某人说的,道德是双刃剑,伦理是双刃剑,大家都是双刃剑,科学自然没有什么好特殊的。然而还是有人反对,这表明科学的确是很特殊的。有一种反对的理由是这样的:
  科学本身是中性的,无所谓好坏,就像刀子一样,可以切菜,可以杀人,你不能因为刀子可以杀人就说刀子有罪,有罪的是用刀杀人的人。这种论证的关键在于把科学看作工具,并且认为工具是中性的,不妨称之为科学工具论。科学工具论还可以为科学家辩护,说无论是造原子弹还是放原子弹,都是政治家决定的,所以呢,就算是人的错,也不是科学家的错——把科学家也看作中性的工具了!工具论又可细化,就是把科学与技术分开,把科学技术与科学技术的成果、又及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分开,于是结论更加明显:科学、技术乃至技术的成果都是中性的,无所谓好坏;那些所谓的负面效应都是科学技术成果的不当应用造成的,不能赖在科学及其技术或其成果头上。比如氟里昂,作为科学技术的成果,本没有什么错,错的是把它用在了电冰箱里。这个推理好像也没有什么错,只不过让我想起了哈姆莱特。

  在中国的大众语境中,科学是一个所指极宽的词,常和技术联用,叫做科学技术,简称科技。这个简称给概念的混淆和偷换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它可以指科学和技术,也可以指科学的技术,甚至就是科学,或者技术。反过来,“科学”也常常被等同于“科技”。于是科学一词有时指具体的某一门类的自然科学,有时指科学和技术,有时指科学的技术,有时又单指技术。在更多的时候,这个词被用作形容词,指正确的、高明的、有效的、经过证明的、具有权威的,等等。美文家鲍尔吉·原野就用这个词做了口头禅,每当他要对一件东西表示赞叹,他就会用一种夸张的语气说:“科学!科学呀!!”如果强调程度再有增加,我估计他要加上国骂。有一次看电视,一个老板模样的人似乎正在讲课,只听他慷慨激昂地说了一个设问句:“你这么想他科学吗?他不科学!”我连忙按了一下遥控器。恨不得两个算命的都会互相吹牛:“你这个算法他有我这个科学吗?他没有!”科学这种至大无外的用法不仅渗透在大众语境中,在学者的文章中也随处可见,如果不信,只须翻翻本期杂志,定可找到语用案例。“科学是一把双刃剑”也是在这种语境中产生和使用的,它等同于“科技是一把双刃剑”、“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或者“科学技术的应用是一把双刃剑”,大意是说,科学及其技术或成果有两面性,既可以造福,也可能降祸。说穿了,无非是中国的一句古语:有一利必有一弊。
  然而,这种原则性正确的话语在具体问题上通常都不具备可操作性。好比母亲对儿子或者丈夫对妻子说:“开车要小心啊!”儿子和妻子顺口答道:“知道了。”上了马路该怎么开还是怎么开。“要小心啊!”这个陈述只是表达了一种关爱的心情,差不多就是拜拜的意思,对于怎样开车,基本上是一句正确的废话。双刃剑也是这样,一涉及具体问题便语焉不详,比如对于原子能技术,可以解释为:既可以造核电站,也可以造原子弹,俩刃;也可以解释为:原子弹可以灭了敌人,但是落到恐怖组织手里也能灭了自己;还可以解释为:核能发电固然好,玩不好来个核泄漏就会遭殃;或者解释为:无论是核电站还是原子弹,都会产生麻烦不小的核废料。
  因此,要深入讨论,我同意把科学和技术区分开来,比如要讨论李约瑟问题,如果不做此区分,就是一笔糊涂帐。再往下分,虽然我觉得意义不大,也可以原则性地表示支持。
  凡是总要论个清楚,才能明白,更何况是敌友之别这个首要问题。好了,在进行了工具论的词语辨析之后,我们知道,科学技术的不当应用是坏的,而科学是好的。就像我们以前常说,美帝国主义是坏的,但美国人民是好的。听起来挺明白。不过,且慢!既然科学不能自动为恶,何以能主动行善呢?在我们以往歌颂科学,赞美科学的时候,歌颂和赞美的对象不都是科学本身吗?这样的套话简直是一抓一大把。小的时候写决心书,就写长大后当一个科学家,为人类造福。科学和人类的幸福被必然地联在了一起,对于每一项重大的科学及其技术的成就,我们都由衷地呼唤——无论是解决吃饭问题的水稻杂交,还是和世俗生活毫无关系的电子对撞,只要是科学及其技术,总是好的。然而,按照工具论的逻辑,这些好事儿不是科学做的,也不是科学技术做的,甚至也不是科学技术的成果做的,而是科学技术成果的正当应用做的。是谁把科学技术成果进行正当应用呢?当然是人。既然是人用的,为什么要赞颂科学这个中性的东东呢?而且,这些正当应用也不是科学家自己想用就用的,主要还是政治家做决定的吧?既然在原子弹这件事儿上我们不能谴责科学家,为什么在水稻杂交这件事儿上我们就可以歌颂袁隆平呢?
  所以这事儿有点滑稽,工具论本身,也是双刃剑!
  然而,在大众传媒上,在网络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那些激烈地反对双刃剑的,那些激烈地反对把人的罪过加诸科学的,正是同样激烈地直接歌颂科学本身的!他们在逻辑上是不自洽的。
  好的归科学,坏的归不当应用!

  按照哈姆莱特的说法,他的行为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好的,一个部分是坏的。坏的部分不能归因于哈姆莱特,要归于疯狂,只有好的部分,才属于哈姆莱特。这样一来,哈姆莱特永远是好的,永远不可能做出任何坏事来。疯狂的哈姆莱特殿下给自己想出这样的理由,足见他一点儿也不疯,然而的确是疯狂。疯狂是疯狂者的良民证——到了这个地步,哈姆莱特已经不需要为他的行为负任何责任了!
  波普尔的学生拉卡托斯提出了一种硬核理论,大意是说,在科学理论的硬核之外,还有一层又一层的保护带。当一种科学理论遇到反面的经验证据时,科学家不会马上抛弃原来的理论,而是通过修改、调整,甚至放弃保护带,从而保住理论的硬核。拉卡托斯指出:“经验不能否证理论,因为任何理论都可以通过适当地调整它的背景知识,把它从经验的反驳中永远地拯救出来。”只要把科学不断地从技术、技术成果乃至技术成果的应用中剥离出来,总是可以获得一个绝对正确的纯洁无暇的科学!
  文革刚结束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想不通,毛主席竟然还能犯错误!那时的报纸总是说,这个帐要算在林彪四人帮头上,毛主席是被蒙蔽的。经过这样一个剥离之后,大家心里就踏实多了。如今科学也获得了这样的待遇——好的归科学,坏的归魔鬼!我觉得,值得关注的不是这种剥离是否恰当,而是为什么要做这种剥离?答案很简单:为了维护科学的伟大光辉正确的形象!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维持一个伟大光辉正确的科学呢?也很简单:科学成了主义,成了信仰!——也就是说,科学成为迷信的对象!

  徐友渔先生在很多场合都表达了对科学的辩护,但即使他也指出,科学曾经是迷信的对象。
  从宏观角度看,这个古老而落后的大国既骄傲、又沮丧,对科学既羡慕、又抗拒,但向往也好,排斥也好,大家都对科学知之不多,了解不深。从微观角度看,肯定科学价值的新派人士往往是热情有余而素养不足,当他们以科学为武器反对迷信和无知时,他们的口号和姿态似乎可以概括为这样:“我们什么都不迷信,我们只迷信科学”,这当然是与科学精神不符的、自相矛盾的态度;而那些顽固守旧的人一方面轻视和敌视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又把西方名流批判自身文明,称赞东方传统的片言只语视为知心话,当成抑西扬中的得力证据。(徐友渔,《认识和肯定科学的价值》,粗体为引者所加)
  徐友渔说的虽然是上个世纪的事儿,用到现在也不过时。前不久,看到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讨论稿,问卷中有这样一个陈述:“有了科学技术,我们就能解决我们面临的所有问题。”回答同意和非常同意的比例竟然达到了20.3%和18.5%,而本次调查中国公众具有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仅为1.98%。这就意味着,那些回答同意和非常同意的人中,绝大多数是不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这个数据“科学地”证明:中国的科学主义之花是开放在公众科学素养普遍匮乏的土壤之中的。
  崇尚科学,反对迷信;依靠科学,战胜非典;科学殿堂,不容玷污;这种语言方式透露了我们以科学为神圣的潜意识。非典期间,有些地方巫术流行,有人大惊失色,有人痛心疾首:都二十一世纪了,还相信迷信,不相信科学!这些表述强调的固然都是科学与迷信的对立,然而按照中学政治课本上的对立统一规律:只有存在统一性,才可能有对立性!就会发现,这种表述同时也把科学与迷信并列起来。不要相信迷信,要相信科学!就好比跑到街上做宣传,不要买东家的东西,要买西家的东西,东家的东东不好,西家的西西好!这样一种以科学反对迷信的思路,实际上把科学降到了和迷信相同的水平,把科学本身变成了迷信的对象。
  如果我说:“刀子不可侮。”大家肯定觉得可笑,而说“科学不可侮”,则有一种大义凛然的感觉;如果我说“刀子的春天来了”,全国人民都会觉得莫名其妙,而当郭沫若宣布科学的春天来了,全国上下就一片欢呼。因为科学并不像刀子那样中性——其实刀子也不是中性的。
  我们曾经相信,科学是一个能够给我们带来美好未来的东西。甚至,科学有一种自主的前进的力量,能够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这种对科学的描述不是拟人化,而是拟神化。比如有人说:“科学之所以可以信赖,在于它具有自我纠错机制。”倘若科学及其技术只是简单的工具,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功能?

  普通公众所面对的并不是认知层面的科学,而是科学技术的成果。对于这些成果,公众既然不大有判断的能力,只好被动地承受强势话语,如政府或者大公司的宣传和推广。当它们以科学的名义摆在公众面前的时候,比如截断黄河的三门峡水电站,公众即使要反对,也找不到可以被接受的说法。如果一位老农或者乡绅,他只会说:截断龙脉,要遭天遣呐!这理由连黄万里都不会接受——摆明了是迷信嘛!
  想当初,科技副县长向农民伯伯宣传化肥农药的时候,少不了要说,这是科学。农民伯伯用了几年,发现土地板结,地力下降,私下里难免抱怨:“看来科学这玩意儿也不一定都好。”不小心让副县长听见了,赶上一个语重心长的可能会说:“这不是科学的错,是科学技术成果的不当应用造成的,你不能把问题归结到科学的头上。”农民伯伯肯定懵了,不是你撺达我用的吗?但是他也不敢反驳,因为遇到一个坚持原则的就会厉声断喝:“你敢反科学!”——一下子还弄不清是个多大的罪。
  在科学这个强势话语面前,几千年积累的传统文明,地方性经验和知识,都只有在改造成科学话语之后,才能争取一点言说的权利。

  在卡逊《寂静的春天》之后,人类对科学及其技术的反思进入到了现实层面。科学及其技术是否注定给人类造福,早已成了问题。有心人不妨考察一下,当年氟里昂被发明出来的时候,当以氟里昂为制冷剂的冰箱被发明出来的时候,全世界的报纸都是怎么说的?退回1980年代,我们的科普文章在说到氟里昂的时候又是怎么说的。想必也是一片颂扬之声吧!那种颂扬恐怕也被送给了科学本身吧!然而,科学本身却不能保证愿望,那怕愿望是美好的。
  我们可以说山上的石头是中性的。搬回家来盖猪圈,是好东西;往别人脑袋上砸,是坏东西。但是,技术的成果比如氟里昂之类的东西不是石头那样的自然物,而是人造的。造,就是为了用的——不用,你造它干什么?时尚女郎身上琳琅满目的各种新东东大多不是生活必需品,而是什么新技术企业为了赚取利润而制造出来的。就说刀子,固然可以用来切菜,也可以用来杀人。但是,专门造出来杀人的刀子和专门造出来切菜的刀子是不同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技术或者技术的成果不可能是中性的。
  科学不再是古希腊时代的科学,也不再是牛顿时代的科学,科学及其技术已经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不仅改变了我们所生存的世界,甚至具有了足以毁灭世界的强大力量。一项不大的技术的成果,都可能给人类的未来带来不能挽回的灾难,氟里昂和DDT都是前车之鉴。史学家科林伍德认为:人类拥有了比两千年前强得多的控制自然的能力,但道德水平并没有什么进步,这种情形,就好比一个五岁儿童挥舞一把锋利的刀子。
  反思科学,反思科学与人类的关系,关系到人类的未来!

  对确定性的寻求是人类的本能,确定性可以使我们获得一种安全感。正如恋人们反复追问,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人们也希望获得一种绝对正确的方式来保证自己的未来,保证自己行为的合理性。在上世纪中国的很多很多年里,毛主席就代表了那种绝对的确定性。有毛主席在,大家就活得踏实。所以对于毛主席的错误,要小心翼翼地,循序渐进地透露给公众,以免确定性的突然消失造成集体恐慌和社会动荡。毛主席,就是文革时中国人民迷信的对象。直到现在,也有很多司机把他老人家挂在车前,与观音菩萨并列。科学也是一个这样的对象。它给了我们一个更加具有确定性的东西。有人出于好心,说老百姓总要信点什么吧?你让他相信科学,总比让他相信迷信好吧。我承认这种观念有一定的道理,就像我同意不能在文革一结束就全面推翻毛主席塑像一样。在很多情况下,公众并无判断科学真伪的能力,对于被推广的科学技术,也无判断的能力。因而公众之相信观音与相信科学,在心理状态上是一样的。民众不信观音,改信科学,无非是换了一个神像而已。如果我们塑一个科学神,也会被司机挂在窗户前面。我相信会有很多人对我这样的语言感到愤怒,认为我在亵渎科学。而这种愤怒恰好表明了,在他们的心中,科学就是个神!
  因而,“科学是一把双刃剑”这个含混笼统的命题并非全无意义,其最大的意义在于,它撼动了科学的绝对正确的意识形态地位,撼动了科学的神的形象。而我们现在可以公开地怀疑一个神圣的东西,无论如何,是中国社会的进步。——进步也是一个大词,一个好词,用在这里,是表示肯定的意思。
  根据这个说法,我们可以对当下的科学或其技术又或其成果持一种怀疑态度。也许它们眼下可能为人类带来现实的好处,但是从长久来看,更可能得不偿失。在我们为氟里昂欢呼的时候,当然不知道它会给臭氧层弄出个洞来,那么,我们怎么能够保证现在使用的氟里昂替代品苏瓦不会在将来给别的什么东西弄出个洞来呢?有些支持转基因食品的人说:直到现在为止,还不能证明转基因食品对人类有害,那些反对转基因食品的理由都是不充分的。然而,无论是氟里昂和DDT,在它们投入使用的时候都可以说,没有证明其有害的证据。和所有东西一样,科学也不能对未来提供永远的保证。因而,公众对于科学及其技术的某项成果保持一种怀疑的态度,乃是最为理性的选择。相反,直到今天仍然盲目地相信科学,那几乎是拜了科学一神教了。
  当然,也有这样一种说法:氟里昂的空洞是谁发现的?还不是科学家发现的,科学的问题还得由科学解决,直到今天为止,科学还是最可靠的知识,所以,要相信科学,而不能怀疑科学。这种说法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假想的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未来科学,即使这种完美的未来科学真能获得,难道公众就应该因为它能够在未来解决问题,允许它现在制造问题吗?好比有人说,你放心吧,我给你做手术,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它有什么害处——就是有也是我发现的,而且未来一定会有新的技术能够解决它的问题。这是一种典型的还原论思路。倘若真的如此,我们就应该指望,以前手术中误切的肾啊,腿啊,将有一天可以重新接上。
  不错,我现在不能证明转基因有问题,但是,你也不能证明它永远没有问题。所以,我的怀疑是合理的。按照科学那种至大无外的用法:我的怀疑是科学的!

  任何东西,一旦被尊崇为绝对正确的东西,注定是可疑的;
  而当这种东西与权力结合起来,注定是有害的!

 

2003年4月7日
2003年12月12日
2004年1月15日
2004年2月9日
北京 稻香园

 

2004年5月2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