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蜀山剑侠传〉探秘》
(下)

戈  革

 

六,“绿袍老祖”和恐怖主义

    《探秘》一书把《蜀》书中的“绿袍老祖”说成“集恐怖之大成”。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蜀》书关于绿袍老祖的描写确实使人毛骨悚然。在“老祖”级的人物中,绿袍可谓最凶恶者。但是在所有的反派角色中,未必没有比他更凶恶的家伙。绿袍确实血淋淋地吃人,但是请想,哪一个恐怖统治者不是如此?
  中国的著名作家老舍,当年曾用九个字来通俗地定义“革命”,那就是“你不好,打倒你,我来干”。他认为“我来干”三字才是事情的结穴;若无此三字,“革命”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了 ,云云。
  恐怖主义的情况恐怕也不例外。他们也有自己的一套独特逻辑,他们杀人放火也有自己的“理由”,他们的目标和理想想必也是要夺取范围越来越大的统治权。在他们权力所及之处,他们才可以为所欲为,无往而不“有理”。历史上的恐怖统治者也并不罕见矣,有几个恐怖统治者不是一边淫乐一边杀人和整人?杀人的方法也很多,“整”人的方法则尤其多。《探秘》书中介绍了绿袍“整”人之一法,那就是把人固定在“法牌”上而使那法牌时张时弛。结果被整之人就痛苦得求死不能。这真是一切“整人法”的一种形象的例示,只有真正被“整”过的人才能知道那种滋味!
  不过,话又要说回来了,“法牌伸缩法”显不是唯一的 “整”人法,也不是最厉害的“整”人法。《蜀》书交待,妖邪“整”人还有一种“炼魂法”。他把你杀了,还要永远统治和虐待你的灵魂,那是多么残酷、毒辣而可怕啊!“法牌伸缩”到底还有一定的时限,而“炼魂之苦”时要“永受”,那真使被“整”者看不到一点点前途,陷于绝望的境中也。
  《蜀》书中还有一种“人变禽兽”的整人之法。例如有一个“天门神君林瑞”,谁若被诱惑或被逼陷入他的门下,就必须变兽(禽)若干年。他把你变成禽兽,你还要全心全意地给他服务,一旦被发现不够“忠诚”,他自然有更残酷的办法进一步“整”你!
  还珠小说中描述的邪教“整”人之法亦云多矣。然而,谚有云,“只有说不到的,没有作不到的”,如果你认为现实世界中不会折射出那些惨绝人寰的场景,则阁下真是太“天真”了!


七, 佛、神和仙

  天下寺庙中一进门处,都塑有两位“天王”的巨像。这在佛教的经典中是有明确的名字(梵文译音)。但是就我所知,似乎一切的“导游”人员,都不具备这一起码的必要常识。探秘总是向旅游者介绍说,这两位先生就是“哼哈二将”。甚至有一次我听到有群众问哪一位是“哼”将哪一位是“哈”将,那位愚蠢的导游便“灵机”一动说,可以根据塑像的“口型”来判断。这真是荒天下是大唐,是对一切佛教徒的莫大侮辱。然而你若试图纠正他,他却会很傲慢地说:“我们的老师就是这样教我们的!”真是比当年“文革”中的我们还要“不可救药”,让探秘“见鬼去吧”!
  我把此种愚蠢如同鄙陋的混帐事叫做“义和团作风”,因为清末那些被认为“爱国”的义和团曾把小说中的虚构人物,例如“孙悟空”、“洪钧老祖”和“黄天霸”等等当做神圣来膜拜。
  我并不全盘否定通俗小说和民间传说,但是我认为必须清醒地知道,那里的人和事都是虚构的,若把探秘完全当“真”,那便有些愚蠢得精神不正常了。
  一般中国人的头脑,大部分的“历史知识”都来自小说和庸俗化了的宗教宣传。一提到“佛”,人们想到的便是《西游记》中的“如来佛”、“观音菩萨”(女性)和“十八(或五百罗汉”之类。记得书中佛祖的两大弟子伽叶和阿难(曾向唐僧师徒索取“好处费”)的名字便不可多得了。一提到“神”,人们想到的便是什么“玉皇大帝”、“雷公”、“雷母”、“托塔天王”、“哪吒太子”,以及“十殿阊君”、“判官”、“牛头”、“马面”等等等等。同样,一提到“仙”,也许我们的同胞所想到的首先是“月里嫦娥”、或“上八洞神仙”吕洞宾之类,农村中的女同胞们所想到则是由下等巫婆告诉他们的“胡仙”(狐狸精)、“长仙”(蛇精)、“白仙”(刺猬精)和“黄仙”(黄鼠狼精)。
  我认为,还珠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远离了所有这些最庸俗的迷信杂会,而另外创造了一个独立的群仙世界。他笔下的人物似乎和“如来佛”、“玉皇大帝”等等并无直接联系。这就使他远离了常常在我们华人身上流露出来的“义和团作风”,使他远离了那种令人作呕的低级趣味。
  谚有云:“戏不够,神仙凑”。当剧情走上绝路,发展不下去时,就不得已而动用“神仙”,而“神仙”一露面,就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了。这种办法本来不足为训,但是几乎一切虚构的小说似乎都不能完全避免――连《红楼梦》中都有僧道二圣和“警幻仙姑”,问题在于你动用的是“何方神圣”。还珠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肯借用那些已被“义和团派”用“俗”了的神仙,而是自己另行创造神仙。他创造了许多能医百病的神仙,包括几大僧尼和李静虚、公冶黄、神驼乙休等等。
  这一特点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意识到的。台湾作家倪匡勇气可嘉。他承担了把《蜀》书增删改写成《紫青双剑录》的任务。结果有成功处也有露怯处。在第一页上,就把《蜀》所引李后主的一句词抄错了,这实在是“不该不该大不该”!写到最后,当“第三次峨嵋斗剑”无以善其后时,居然请来了“阿难尊者”(佛祖的第二大弟子),这就违反了还珠本来的基本精神,亦不得不谓之孟浪也。(关于《紫青双剑录》的成败,我他日或将另撰一文论之。)


八,“正法眼藏”与“神通”
 
  我自幼受的是“资本主义的”教育,对于儒、道、佛三家都不曾受过基础训练,也没有自己下过真正的功夫,故至今仍只是一个一知半解的门外汉。特别是,我从来不肯也不敢与人谈“禅”。世间许多“玩深沉”之人,故弄玄虚,胡编几句纠缠烦恼之话(北京人谓之“绕脖子”),似通不通,自己也弄不清到底是何意,便以为是“禅”,有时还真能唬住别人,被尊为谈禅的大家,并出版许多“著作”,真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也!
  我以为那种鼓唇弄舌之徒实乃“禅之贼”也,我虽无大只是,却也不肯受他们之愚,故从来不读他们的“著作”。
  人谓还珠精通佛、道各家之义,我也期期以为不可。我认为,还珠是聪明人,他绝不可能像旧时代某些愚昧的官僚那样信奉“吕祖”。他在自己的书中写了许多佛、道之事,我以为那只是借佛、道的招牌来装自己的门面,而不是正儿巴经地宣布扬佛、道。否则他将称谓不可救药的笨伯,他的书也不可能“掌握群众”。我这样说,并不是要贬低还珠,而是尊重他,不忍向他脸上乱涂许多劣质的脂粉。
  我不是宗教学家,但是我知道,任何真正的宗教都是重思维而轻语言,重精神而轻体制,重修炼而轻能为,重认识而轻学识。例如佛家,向来以“正法眼藏”为第一要义,而认为“神通”只是次要的和辅助性的;所谓“降魔”,往往是指克服心中错误的杂念,即降服所谓的“心魔”。
  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还珠根本不是佛、道等教的真正信徒,他只是借用了各教的许多概念和传说来编制自己的故事。他所借用的主要是各教的“神通”而不是各教的基本主旨,而他编织的最精彩的地方也正是他借用并发展了那些“神通”的地方。凡是他试图谈论或阐释“禅理”的地方都显得很沉闷而可厌,幸亏这种地方屈指可数,此还珠之所以可爱也。
  窃以为,所有小说、戏剧和电影上一切卖弄“哲理”的廉价表演,其实都是一些糟蹋哲理的无聊之举,其实质是相当可厌的。例如,所谓“无招胜有招”到底是何“哲理”,我只怕连作者写下这句话时也未必有很清楚的理解。
  我很庆幸,《蜀》书中很少这种故弄玄虚的蠢相。作者并未妄图谈论什么“正法眼藏”,他笔下的几位顶尖僧尼,在克敌制胜时也几乎全靠“神通”。


九, 还珠的禁欲论和金庸的婚姻观

  任何真正有识之士,若肯把还珠和金庸作一系统、全面的比较,必能写出很有意义的著作来。老夫现在无此精力和本领,只能作一点零星的工作。
  还珠笔下的男男女女,以道教中人为最多。连许多邪教,也宛似道教中的特定派别――他们的人员多系道装。不幸的是,佛、道二教,以及许多别的宗教,甚至连儒家在内,全都绝对地或严重地主张禁欲,故“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一语曾经被视为天经地义,而所谓之“淫”,往往被等同于一切的性生活。还珠既然写的主要是这种人物,他就不违反历史。因此他笔下的正派人物极少结婚的可能!佛教徒是绝对不允许结婚的。道教徒中虽有所谓“合籍双修”(俗称“伙居道士”),然而那毕竟是很少见的特例,一般是被认为不足为训的;而且他们到底如何“双修”,似乎也不清楚。从《蜀》书中司徒平和秦氏二女的关系来看 ,似乎戒绝性生活才是“双修”的正道,而不戒绝者则在“成道”途中会遇到极大的麻烦。这实在违背人性,使正常人为之扼腕!倒是一些邪教徒才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们不管那一套,不但不戒绝性生活,而且颇有以性生活为第一要义者(颇似现代“性解放”的主张)。在这方面,《蜀》书中有不少的描写,然而至少在表面上,作者的态度对此永远是反对和批判的。
  一般地说,佛家更不必谈,道家的主张是“回归自然”,排斥物欲,反对“机心”,藐视科学技术,因此他们绝不允许追求享受。但是还珠却有时允许他笔下的少年男女们讲求一下“美食”。这事实上是违反道家精神的,然而还珠认为偶一为之,倒也无伤大雅。
  他甚至允许他所喜欢的一些男女发生很强烈的爱情。他把此种情况归之于“前生(或多生)缘分”,然而细究起来,这毕竟也是一种不能自圆其说的遁词。而且他圣守了一条界限,书中最优秀的角色,例如李英琼,却从来不曾有过对男士动情的“劣迹”。
  另一方面,在《蜀》书所托的时代(明末清初),中国人并没有明确的“一夫一妻”概念。按照当时的礼教,女子以“不妒”为美德,而“忌妒”则是“七出之条”(休妻的最重要条件)中的一条。作妻子的给丈夫选择合适的姬妾,被认是“贤惠”的表现。例如乾隆年间的苏州才子沈复(三白),就在记事著作《浮生六记》中记载他的爱妻陈芸(淑珍)看中了一个妓女憨园,想给沈复纳为妾,并且和憨园结义为姐妹。后来憨园被别人娶走,陈芸便大为懊丧,甚至最后她的病势都与此事很有关系。还珠知道此类习俗,所以他允许自己书中的男青年同时娶两个妻子,而且在《云海争奇记》中描述了一位乡绅(正派人)的夫人力劝丈夫纳妾的事实。
  总之我们发现,还珠的写作态度是认真的。他在不违背所设时代之社会条件的情况下,给予了他笔下的各种角色以充分的自由。他没有把后世的伦理观念强加给自己的人物。他的这种态度得到了读者们的认可。但是我愿意说,根据我亲身的经验,还珠小说陆续问世时的中国社会,和现代的社会太不相同了。因此,还珠小说其实从来不曾引起过全社会的大轰动。《探秘》中所说“据知当时国内上自名公巨卿,下至贩夫走卒,几乎无人不‘迷’还珠楼主……”云云,恐怕有相当程度的传闻失实吧!
  金庸小说首先流行于香港,后来逐渐形成气候,确实一度轰动了名公巨卿和贩夫走卒。在人生所有的方面,金庸都比还珠幸运许多倍,这也很引人浩叹!
  当金庸小说雄视江湖时,还珠当年所处的中国社会已成过眼烟云。几亿中国人已经死于战乱,中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旧日的一夫多妻制度也已成为历史陈迹,青年男女再也不肯容忍那种事情了。这就使金庸遇到了一个十分棘手的“两难问题”。他写的社会肯定都是封建社会,那社会是允许一夫多妻的,但是他不敢触及这一点,否则他的小说将受到正人君子的批判和青年男女的拒绝,而同时他又忍不住地在每一部小说中大量描写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纠葛。同时,我设想,他本人也已经受不了那种一夫多妻的陈旧观念。因此就终于采用了一种不无荒谬的办法。他对自己书中的一切青年男女都进行了一种“思想改造”,对探秘进行了彻底的“现代化”,把现代的伦理观念(以及许多别的观念)强加到了封建时代的头脑之中。从本质上说来,这是一种错误的、反历史的做法,是完全不足为训的。很明显,明、清时代乃至更早时代的人物,绝不可能有许多香港人的思想感情和语言行动。例如,因和父亲闹了点小意见就离家出走(黄蓉),在宋朝将被看成大逆不道,“人人得而诛之”,如此等等,不胜枚举。然而,唉!现代的多数男女早已被各种“现实”改造得失去了最后一点儿“历史感”,人们对各种倒行逆施的荒诞现象早已司空见惯,青年男女早已成为形形色色的“追星族”,金庸的一点小小手法哪里方在他们的眼里?于是金庸小说就真地颠倒了“上自名公巨卿下至贩夫走卒”包括外国大学中的一些华人教授以及我这种被斥为“封、资、修”余孽的老家伙在内的炎黄子孙。甚至连只会说外来语“一石二鸟”而不会说中国成语“一箭双雕”的古龙,也吸引了如许多的读者,那还有什么说的呢?



  二○○二年九月二十二日(中秋节后一日)脱稿于京

 

读《〈蜀山剑侠传〉探秘》(上)